我忍不住想，一生只有两套衣服的父亲，和只去五星级高档酒店吃饭的儿子，这是多么有趣的对比啊！
曹可臻
我们在3月17日凌晨4点抵达德里，5个小时后，Raman先生就出现在了酒店的大堂里。
德里即将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旱季，每天的气温都在向40度迈进，而Raman先生却穿着一身灰色的西服，里外都裹得严严实实。相比之下，我的装束就太不正式了——T恤、短裤、运动鞋。
“叫我Ajay。”他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颤巍巍地走到大堂里的沙发坐下。他的膝盖刚出了些问题，现在还在进行康复性训练。
Ajay已经75岁了，满头银发，行动缓慢。但很快你就会发现，他虽然年逾古稀，却依旧志向高远，或者说是野心勃勃。
我是通过朋友的朋友认识Ajay的。2002年到2004年，他曾在杭州浙江工商大学教书，专长是质量控制，即如何在成本付出最低的情况下使质量得到最优化。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咨询公司。此外，他还经常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帮助中印企业彼此寻找合作伙伴、货源以及市场。
早在2003年，Ajay就看到了中印之间的商机，他曾帮助好几家印度企业在中国找到了供应商，比如，为印度一家大型塑料产品制造商从中国进口设备等等。那一年，他还在印度商业联合会做了一次关于印度企业和中国企业合作的报告，但没能引起重视。他对联合会的漠视很无奈：“中国和印度必须一起发展，可惜印度的工商业者并没有把中国人看成自己的合作伙伴。”
我曾问他，既然早就看到商机，又从事咨询那么久，为什么自己不和中国做生意，哪怕是进口些中国商品到印度卖？事实上如果从2003年他就开始在中印之间做贸易，一切顺利的话，他现在可能已经是个亿万富翁了。在义乌有很多成功的印度贸易商，他们中间许多人的起步时间甚至在2003年之后。
“很多人都这么问过我，但咨询是我的专业。”他的回答很简单。
每天早上五点，Ajay就起床工作，他在一个商业组织的网站上注册了自己的邮箱，网站会不定时地向他发送来自中国的货源消息和需求。他会在这些信息里寻找商机。
“你们中国人总是喜欢睡懒觉。”他曾在德里时间上午五点，北京时间上午七点半给我打电话，而我仍在睡梦中。他说他可不喜欢把时间花在做梦上。后来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安享晚年呢？他说：“妻子过世的时候，我曾向她保证，不管做什么我都要尽全力去完成。”
这精神实在令人敬佩。问题是，我们很快就领悟到，他希望我们也能效仿他身体力行的这个诺言。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直白地向我表达了他的要求：“请向我保证，亲爱的，想办法让我回到中国。告诉他们，中国需要我。”
之后他又陆续向我们提出了更多具体的要求，其中包括：为他介绍中国生产电动车的企业，为他列一张至少包含50到60家中国工业产品生产企业的名单以及为他介绍在印度的中国企业等等。
我曾多次告诉他，我们是记者，主要的工作是采访报道，而他却固执地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就一定能够让他获得中国企业的青睐。
“好吧，我会在文章中写上你还想去中国的。”我对他说。
“不，不是我想去中国，而是你想Ajay到中国去。你要告诉别人：‘我们需要他’。”他强调：“我希望你能为我这么做，因为上一次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位杭州的女士看见了我关于质量控制的论文，并且邀请我去参加了一次相关的研讨会，她对人们说中国需要Ajay，于是浙江工商大学就聘请我做教授。你知道，我没有博士学位，甚至没有硕士学位，我只是个本科生，不过我有40多年的经验。”
中国经验告诉Ajay，毛遂自荐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在我们面前，他却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留恋，不断地向我们强调自己的优势。我很好奇是什么让Ajay对中国念念不忘，于是在他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要求的间隙，也不断地问他“why”（为什么）。有一次他告诉我：“在中国，人们会倾听你的想法，而在印度，人们总是自以为是。”又有一次他说：“中国让我感到年轻，让我对自己又有了信心。”还有一次他回答：“如果现在不在中国找机会，那么你就会错过这趟车。”
“在印度，人们都叫我‘中国先生’。”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Ajay向我宣布。他对这个称谓相当满意。
“如果你愿意，也叫我‘中国先生’吧！”
非常态官二代
酒店位于新德里康诺特圆环（Connaught Circus）的外环上。在英国人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所设计的新德里，康诺特圆环的长廊和廊柱是最能体现其简洁古典主义的一部分。虽然如今以圆环为中心的辐射网道路上已冒出一座座庞大的新街区，但圆环本身依旧保持着百年岁月的痕迹，以至于当我们在凌晨到达时，误以为到了落魄凋零的城乡结合部。
“这里是德里最昂贵的街区之一，价格丝毫不逊于上海，甚至纽约。”Ajay说。他的房子就在附近，自然也价值不菲。寒暄一阵后，他便邀请我们去家中做客，不过在此之前他决定先带我们看看新德里。
我们坐进他的雷诺轿车，开车的是他的司机Manish。在印度，有自己的汽车和司机是每个有身份的人必要的排场，而且花费并不大。
“恰路（走），恰路（走）。”Ajay一边用印地语指挥着司机，一边向我们介绍沿途的建筑。到德里之前，我正在阅读英国人威廉·达尔林普（William Dalrymple）的《精灵之城：德里一年》。在书中，达尔林普尽情地表达了他对勒琴斯所设计的新德里的喜爱。
当空军总部、陆军总部、国会、议院、总统府，以及赫伯特·贝克（Sir Herbert Baker）设计的两栋政府机关办公大楼在我们眼前一一经过时，我开始理解达尔林普的感受——“新德里是大英帝国所创造的最精美的建筑艺术杰作……是特意建造来表现英印统治权威的牢不可破的”。
Ajay对勒琴斯的布局和建筑设计也是赞誉有加，不过他认为这是印度人的骄傲。“多么美好和平静啊。没有哪里比得上德里——这一大块一大块的草坪都是公共区域，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来，享受这如画的风景。”
车子最后从拉吉路穿过。在达尔林普的笔下，这条曾名为“英王大道”的路“是世上最宏伟壮观的庆典大道之一，是大英帝国的香榭丽舍大道”。而对于Ajay，这里有更特殊的意味。
“那是印度门。”Ajay指着拉吉路上乳黄色的凯旋门说，“1921年，我父亲第一个将代表印度独立的三色旗（即现在的印度国旗）插在了上面。第二天他就被关进了监狱。不过几天后又被放了出来，因为当时他还不满18岁。”
“你的父亲？”我们很惊讶。
Ajay早已预料到我们的反应：“他是第一位被人民选举出来代表德里的国会议员，也曾是德里市的市长。”
“对了，1954年他还曾跟随尼赫鲁访问中国，见了毛主席。当时是江泽民接待的他们。你知道，那时候的江泽民还只是‘小江’。”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机，翻到相册里的一张黑白照片，指着上面的人头对我们说：“看，这是尼赫鲁，这是我父亲，这是毛主席。”
回程的路上，通过Ajay的描述，我们大致清楚了他的父亲——一位国大党“老革命”的一生：
RadhaRaman1生于1904年，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义热情，14岁时便跟随圣雄甘地加入了自由革命（Freedom Movement）。1930年，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也参与其中。1942年，他又参与发动了童军运动（Scouts Movement）。
同时Radha也是甘地反物质哲学的忠实信徒。他一生都坚守着一种简单的生活，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洗，一套穿。即使在冬天，他也只穿这两套。
印度独立前，Radha在英国人的监狱里大约度过了13年的时光。他是国大党的元老，是国大党青年团（CongressSevaDAL）的创建人，并深得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信任。1947年印度独立，印度国旗第一次飘扬在红堡中，就是由Radha亲手系上，由尼赫鲁升起的。
1952年，Radha被人民选为德里国会议员，并在之后的十年里连任。1966年英迪拉·甘地组阁领导政府。次年，Radha被任命为德里市的教育部长。四年后他又被选为德里地区的首席部长（这个职位相当于中国北京市的市长），并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77年。
说起父亲，Ajay滔滔不绝。天气很热，他的汗水渗出了衬衫，嘴唇也起了皮，但依旧意犹未尽。
“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他在国家和省的层面做了很多工作，不过教育是他一直专注的领域。他在德里创办了三所学校，其中一所还由当时的副总统亲自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我们至今还经营着这三所学校。”
后面的几天里，Ajay又陆陆续续和我们说了些家族的辉煌往事，其中最令他感怀的应该是1961年他结婚时的盛况：
“再也没有这样的婚礼了！那是多么不同的一次庆典！总统来了，总理来了，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来了，包括英迪拉·甘地也来了。这是唯一的一次婚礼，印度的三位总理同时到达，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了！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在庆典开始前，尼赫鲁代替了我父亲，作为新郎的长辈在门口迎接总统和副总统！”
不难从他的话中听出对往昔的留恋，但每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便会立即转换语调：“哎……不过都是些老故事了！”
我问Ajay：“为什么你没有像很多印度政治家的孩子一样子承父业，也进入政界？”
家族世袭制在国大党内是一个普遍现象。“当一名高级国大党成员退休或死去后，他的后代中的一个就会继承其位置。而且国大党还促使这种王朝式的继承行为在印度社会更广泛的领域变得越来越正常化。”《金融时报》记者爱德华·卢斯在《不顾诸神》中写道：“……在印度的公共社会生活中，只有两个高级职位没有被各大家族触及，即中央银行的行长以及陆海空总参谋长。”
“我确实也是有机会的。”Ajay回答，“1982年父亲去世，英迪拉·甘地到我家吊唁时曾问我是否愿意进入政界。我其实可以很简单地说‘Yes’，当时的氛围非常有利。但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政治和我一直从事的机械工程实在太不同了。她也觉得我的脾气不太适合政治。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做事不光看结果，也看过程。所以我听从了妻子的意见，那一章也就结束了。”他说得很平淡，但依旧透着些许遗憾。
“中国先生”不“中国”
车子很快便抵达了Ajay的家。这座两层楼的寓所就是之前英迪拉·甘地来吊唁的地方。Ajay从父母手中继承下来，现在和两个儿子一同住在这里。
房子是一长条排屋中的一段，有些年岁了，白色的外墙有些泛黑。不过相比之下，相邻的几间房子更显破落，有些玻璃碎了，也没有修。寓所前左右两边各有一堵墙，围出了一个花园，不大，但足够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
Ajay的卧房和两个儿子的家庭都在一楼，书房和会客厅在二楼。我们随Ajay直接从狭长的楼道上了二楼的书房，这里也是他公司的办公室。公司目前唯一的员工、总经理Dayal Chand先生正站在书房门口等着我们。Dayal是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高高瘦瘦，话很少，对Ajay毕恭毕敬、言听计从。
书房里置着两张桌子和四个柜子。几乎所有的柜子上都摞满了文件夹，只有最里侧的小柜子除外。那柜子的上层供着印度教的神明奎师那（Krishna）、象神迦尼萨（Ganesha）和大师赛巴巴（Sai Baba），下层则摆放着中国的弥勒佛、大元宝和其他一些工艺品。
“看，他们都来自中国。”Ajay拿起大元宝和弥勒佛说，仿佛这是“中国先生”最好的装饰。
Ajay花了近一个小时仔细地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专业历程。简而言之，在去中国教书之前，他曾在印度一家著名的机械公司供职20年。1989年，他受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聘请到印度尼西亚为其政府工业部做了4年半的顾问。1994年回国后，他和小儿子一起创办了现在这家咨询公司。
他一边介绍，一边还从柜子里陆续翻出很多文件作为证明，其中最有趣的是两本《世界名人录》。Dayal很熟练地为我们翻到第7378页，那一页上印有Ajay和他的咨询公司的概要。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名人录，往往只要付点钱，就能上名册。于是我问Ajay：“这需要花钱吗？”
或许是问题太过直白，他有些不悦：“当然不，只有在行业中表现最突出的人和公司才能上这本书，这是世界范围的。”
我为我的直白感到不好意思，便仔细阅读了《名人录》上的介绍。根据上面的解释，这家由Ajay领导的共有11位专业人才组成的咨询公司可以为企业提供几乎所有的商业咨询服务，从生产上的技术质量管理，到市场销售，再到出口服务、跨国合作都是它的专长。我对该公司的全能感到惊讶，但并不打算继续刨根问底，以免惹得“中国先生”更加不悦。
“喝些茶吧！”Ajay说，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好建议，他的介绍实在过于冗长了。
我们穿过门廊到了会客厅，两个穿着艳丽纱丽的印度妇女正从门廊尽头的露台上偷偷地望着我们。Ajay告诉我，她们是他的仆人，一个负责打扫房间，一个负责烧饭。一开始，我曾想，如果是在中国，这两人的劳力必定可以缩减为一人。后来，在印度的时间长了，我便知道这两人是必不能省的。虽然等级制度在印度已被废除，但隐形的等级制一直存在。印度仆人有明确的分工，且职责不能僭越。一个得体的印度家庭也必须有几个不同职责的仆人。
相比书房，会客厅宽敞多了。除了两个来自中国的大花瓶外，一台大约50英寸的液晶电视是这间房里最大的亮点。Dayal为我们送上了印度奶茶和饼干，我们喝着茶，开始谈论起中国和印度。
“印度已经和中国有一定差距。”Ajay说，“2001年，中国突然加入了WTO，之后的6个月，世界就充满了中国的产品。印度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无论我们对欧洲、美洲出口什么，中国都有相当于我们半价的商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认为1997年是印度和中国发展的分界线，从那以后中国发展更为迅猛。“我2000年到上海、杭州。那时上海只是个很普通的城市，没什么高楼大厦。杭州连空调公交车都没有，出租车很少，没有人有汽车。青岛、宁波、石家庄……也都没有发展起来。”
这明显不是事实。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就在快速道上，而印度的经济是在1991年废除了独立后开始实行的严格的管控制度——即所谓的“许可证制度”后，才有了显著改观。中国自1990年以后，除了1998年和1999年的GDP增长率分别在7.8%、7.6%外，其余年份的增长率都在8%以上，而印度的GDP增长率是在2003年之后才开始攀升，达到8%以上的。此外，上海在2000年之前就已高楼林立——当时的上海第一高楼金茂大厦和现在上海排名第八的交通金融大厦竣工于1999年，230米高的中国银行大厦也建于1999年，211米高的万都中心完工于1998年……至于杭州，缺少出租车是它一贯的问题，但2000年时，杭州的私家车总数已达16.28万辆。
不过，我并不打算因此而完全否定“中国先生”。和大多数印度人相比，Ajay确实已经够“中国通”了。
两个星期后，在印度圣城瓦拉纳西的火车站里，有一位印度警察问我：“你们中国也有这么四通八达的铁路吗？”当我告诉他“是的”时，他紧接着又问：“你们的铁路经常出事故吧？”我明白他指的是去年高铁出轨的事故。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来自媒体，而“自由”的印度媒体却总以中国的负面报道吸引人们的眼球。在这位警察的印象里，中国是一个由独裁统治者控制的，贫穷但发展迅速的军事大国。
我们打算继续向Ajay打听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情况，于是我问：“您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到印度发展吗？”
“是的，我感觉2001年以后到印度来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Ajay回答。我们本想听听他的观察，但Ajay总有这样的本事，无论说什么都转回到他一直想向我们灌输的重点——中国需要Ajay，中国企业需要Ajay：“通过以往的经验，我们学到——公司要进入一个新市场，比如印度，就必须小心谨慎，必须在当地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我一直研究企业如何在印度发展，又为联合国、世界银行工作过，为印度企业工作过，也懂得印度政治，所以我在这四个方面都具有优势！”他说，“中国先生”这个称谓不仅意味着他比大多数印度人更懂中国，也意味着他能为中国做更多。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于是我提议：为了感谢Ajay对我们的帮助，中午请他吃饭。然而没料想这个提议倒引起了些小尴尬。
“你的预算是多少？”我一提议，Ajay便直截了当地问。这话令我有些窘。对于习惯了“客随主便”的中国人来说这可不是一句有礼貌的话。
“您想吃什么？”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面露难色似的对我们说：“我只在自己的俱乐部或者五星级酒店吃饭。”
之后他吧啦吧啦解释了一大堆，大致内容是：他只放心五星级酒店和他的俱乐部的食物，而我穿着运动鞋和短裤，进不了对着装要求严格的俱乐部，所以唯一的选择是五星级酒店。但五星级的价格有些贵，他希望我们不要介意。
我们当然表示理解。不过在路上，我忍不住想，一生只有两套衣服的父亲，和只去五星级高档酒店吃饭的儿子，这是多么有趣的对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