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一 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形成的历史背景
1848年至1870年，可视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二阶段（后期），其发展一直延续到世纪末。
1848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法国的二月革命，特别是六月革命，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直接对抗中显示出自觉的阶级意识；1847年、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的新高潮，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就在这一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
在西欧革命浪潮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东欧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更大的高潮。在波兰，1830年、1846年和1848年相继爆发了反抗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起义。在捷克，1848年掀起了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斗争。在匈牙利，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并发展成为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独立战争。在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等几个公国，也都开展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这些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北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造船、航海、伐木和农业方面有了显著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也先后参加了政权。在欧洲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北欧各国农民运动不断高涨。与此同时，挪威的民族独立运动也逐渐高涨。挪威从14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一直是丹麦的附庸国，1814年宣布独立，但不久又被迫与瑞典结成“联盟”。挪威人民长期受异族的统治和压迫，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起来斗争，到1905年终于获得独立。
在俄国，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渐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成为解放运动和思想界、进步文学的领导力量。俄国1853年到1856年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出农奴制的腐朽。50年代末期，农民运动又高涨起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加速了。舆论界几乎都在抗议农奴制的专制残酷，谴责它所造成的经济落后状况。沙皇慑于革命形势，不得不于1861年宣布“自上而下”地实行农奴制改革。这是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是俄国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前进的第一步。它为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却仍保留大量的封建残余，使农民遭受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双重剥削。因此，如何对待农奴制改革就成了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资产阶级自由派和革命民主主义派是这个时期“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自由派赞美改革，掩饰改革后更为尖锐的阶级矛盾，他们力争与农奴主合伙瓜分政权。革命民主主义者则揭露改革的骗局，“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因此，他们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60年代初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被扼杀了。
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的胜利，结束了英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统治。1789年，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建立了资本家和种植园奴隶主的联合政权。美国独立后，北部的工业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但在南方仍然存在着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蓄奴制。资本主义和奴隶制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并存引起美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19世纪中期，爆发了南北战争（1861—1865）。战争以北部的胜利告终。这次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其意义十分重大。内战粉碎了蓄奴主势力，使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这个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资本和财富不断集中，以致形成了垄断资本，出现了金融财团（寡头）。这些财团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命脉，控制着国家的政权，决定政府内外的政策，形成寡头政治。1889年爆发的美西战争，是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标志，是它进行大规模的对外侵略的开端。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发展和扩大，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也得到了广泛传播。1886年5月1日，几个大城市发生了几十万工人的大罢工，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取得胜利，这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源。
二 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各国的发展
19世纪中后期，在日渐激化和深化的社会矛盾的催动下，欧美各国文学都有长足发展，出现了全面的繁荣，并显示出与前期不尽相同的特点。法、英等国的文学在持续发展，题材扩大，形式精巧，但批判的锋芒已不如前。挪威和美国，都是在摆脱殖民状态后寻求独立的文化意识，其文学都十分贴近本民族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并表现出特有的锐气。俄罗斯文学则在深入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大放异彩，进入辉煌时期。
◎在法国，在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积极从事创作的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的概念并未流行；在他们相继辞世后的19世纪50年代初，人们仍在贬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责难库尔贝和米勒等写实派画家。1856年，以小说家杜朗蒂（1833—1880）为首的三位年轻人，创办了一份题名为《现实主义》的杂志，竭力鼓吹这一创作方法；1857年，小说家、评论家尚佛勒里（1821—1889）又出版了论文集《现实主义》，提供了更系统的理论阐释。至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才得到真正的“正名”。
19世纪50年代走上文坛的福楼拜（详见本章第二节）是承前启后的一位杰出的作家。而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则是法国世纪之交的重要作家。他的《现代史话》四部曲，包括《场边榆树》（1896）、《人体服装模型》（1897）、《红宝石戒指》（1899）和《贝日莱先生在巴黎》（1901）四部长篇小说，反映了第三共和国时期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20世纪初，他又写出了《企鹅岛》（1908）、《诸神渴了》（1912）和《天使的反叛》（1914）等作品。1921年，他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法国共产党。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英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狄更斯的创作进入高峰期。他的创作，仍然代表着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随着海外殖民扩张的“胜利”，英国社会经济一度出现繁荣，也使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的自由竞争学说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得以流行。这都对英国文学产生了影响，使英国作家们在从各个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更明显地透示出改良主义色彩。
伊莉莎白·克莱格洪·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是反映劳资矛盾的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她长期生活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并经常随她当牧师的丈夫深入工人住区，因而熟悉贫困群众的疾苦。以宪章运动为背景的《玛丽·巴顿》（1848）是她的代表作。作品通过巴顿父女两代工人的命运，描写了失业者的悲惨境况，表现了他们的奋起抗争，但又以劳资双方的妥协为结局，从而宣扬了改良主义思想。她的《北与南》（1855）则强调以兴办福利来调和劳资矛盾的观点。盖斯凯尔夫人的其他作品还有《克兰福》（1853）、《露斯》（1853）和《妻子和女儿》（1856）等。
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有梅瑞狄斯（1828—1909）和哈代（详见本章第三节）等。梅瑞狄斯的代表作是《利己主义者》（1879）。
◎19世纪下半叶，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黄金时期。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俄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的文学大国。
1861年，沙皇迫于形势，实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围绕这次改革，资产阶级自由派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主张文学应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和具有“人民性”，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繁荣的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前期相比，突出的变化是作品中主人公的“多余人”形象被“新人”形象所取代。这种变化生动地说明：贵族知识分子已经逐渐丧失其进步意义，平民知识分子登上了政治舞台，人民群众已开始觉醒。“多余人”形象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普希金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的毕乔林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是贵族社会里的佼佼者，屠格涅夫的罗亭（小说《罗亭》里的主人公）能言善辩，热情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黑暗统治时，起过进步作用。但到50年代需要行动的时候，“多余人”这类语言多于行动的人，已经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了。冈察洛夫（1812—1891）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小说《奥勃洛摩夫》里的主人公），虽“有黄金般的心灵”，也有过种种关于“改革”的幻想，但却懒惰成性，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度过，连做梦也梦见睡觉。这种“奥勃洛摩夫性格”是停滞的农奴制生活方式的产物，也象征性地结束了“多余人”的画廊。
最先反映这种变化的作家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他在19世纪50年代写了表现“多余人”的小说《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后，60年代转向描写“新人”，于1860年和1862年接连写出长篇小说《前夜》和《父与子》。《前夜》通过俄国贵族少女叶琳娜爱上保加利亚爱国青年英沙罗夫并同赴保加利亚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故事，塑造了一对既有理想，又勇于行动，甚至不惜自我牺牲的青年男女的形象，成为“新人”的先声。《父与子》中的医科大学生巴扎洛夫，则是在与以巴威尔为代表的保守贵族的对立中，显示其崇尚科学、埋头实干、性格坚强、思想激进等“新人”的特征。但在作品中，英沙罗夫和巴扎洛夫的结局都被安排为英年早逝，这表明作家尚难以更充分地展现这代新人的风采。屠格涅夫的重要作品还有短篇集《猎人笔记》（1847—1852）等。
出色地完成塑造“新人”形象任务的是平民知识分子作家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他是一位革命家，同时在哲学、美学、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等诸多领域均有所建树。《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是他的美学代表作，“美即生活”命题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1863）中，塑造了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和薇拉等一批“新人”形象，其中的领袖人物拉赫美托夫更是俄国文学中突出的正面典型，也是世界文学中罕见的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作家通过对这些“新人”的塑造，回答了反对专制农奴制应当“怎么办”的问题。
诗人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在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描写改革后的农民除受地主压迫外，还要受资本家、商人、富农的新剥削，揭露农奴制改革的欺骗性，表现农民的觉醒，告诉人们只有做格里沙那样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战士才是快乐的。此外，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还把小商人、演员、教师、店员、侍役等城镇里的中下层人物搬上了舞台，扩大了俄国文学表现生活的范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的著名剧作《大雷雨》，描写一个商人的儿媳卡杰琳娜受尽婆婆的虐待，也得不到软弱的丈夫的照顾，最终忍无可忍，投河自尽的故事。这个愚昧、闭塞、停滞的小镇正是专制俄国的缩影。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篇评论中指出：卡杰琳娜的死是对俄国这个“黑暗王国”的反抗，她代表了人民对自由和生活权利的要求，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改革以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反抗情绪影响下，对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出更为强烈的抗议，并且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对城乡劳动人民的苦难作了更深更广的反映；他们的艺术技巧也更为成熟了。这时期长篇小说继续繁荣，列夫·托尔斯泰（详见本章第四节）写出了反映俄国社会大变动本质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否定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小说《复活》，达到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米哈伊尔·叶符格拉福维奇·萨尔蒂柯夫谢德林（1826—1889）继承民主主义传统，写了展示地主阶级腐朽堕落和必然灭亡的小说《戈罗夫略夫老爷们》等。这一时期短篇小说也有新的发展，除契诃夫外，柯罗连科和一批民粹派作家也创作了许多描写农村贫困、富农剥削农民群众的短篇作品。
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最后一个杰出的作家是契诃夫（详见本章第五节），他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一些剧本，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俄国现实。
19世纪后半期，在东欧各国虽然封建残余还大量存在，但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阶级分化加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浪漫主义文学逐渐衰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之而起。反侵略、反压迫，暴露异族侵略者的残暴和本国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鼓舞人民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是这一时期东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内容。东欧各国涌现出一批著名作家，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一向不为世人所注意的东欧弱小国家的文学蓬勃发展，成为欧洲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是这一时期波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他的早期作品赞扬了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表现了对资本主义的乐观态度。1876年至1879年，他去美国旅行访问，写了《旅美书简》和一组短篇小说，如《为了面包》、《奥尔索》、《灯塔看守人》、《酋长》等，戳穿了美国“天堂”的神话，描写了波兰移民在美国的悲惨遭遇，揭露了美国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野蛮和残暴。80年代，显克微奇的创作转向历史题材，写出了反映17世纪波兰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晚年他又发表了两部长篇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1896）和《十字军骑士》（1900）。前者描写了古罗马暴君尼禄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基督教徒受迫害的情景，由于这部小说，显克微支获得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后者通过对15世纪波兰人民反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并在格隆瓦尔德战役中取得最后胜利的这段光辉历史的描写，揭露了十字军骑士团践踏、欺压波兰民族的罪行，歌颂了波兰人民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表达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赫里斯多·保特夫（1849—1876）是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又是优秀的革命诗人。1876年他在和土耳其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把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保加利亚的解放事业，留下了二十多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保特夫的代表作是《哈吉·季米特尔》和《瓦西里·列夫斯基的绞架》，这是他为纪念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的这两位保加利亚革命领袖而写的。继保特夫而起的另一位作家和诗人是伊凡·伐佐夫（1850—1921）。他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写了许多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民族压迫者的战斗诗歌。著名的诗篇《战时》，后来成了1876年4月起义的战斗进行曲。1876年至1878年伐佐夫在流亡罗马尼亚期间出版了三本诗集——《旗与琴》、《保加利亚的悲哀》和《解放》。这些作品描写了保加利亚人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和为摆脱奴役而奋斗的决心。伐佐夫还创作了许多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轭下》（1887—1889）。这部长篇小说以1876年4月保加利亚人民起义为题材，集中塑造了以奥格涅诺夫为中心的一群爱国志士的形象，表现了保加利亚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雄气概。这部小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是19世纪匈牙利最伟大的民族诗人，1848年匈牙利革命领导人之一。他不仅以诗歌为斗争武器，还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1849年在与俄奥联军的浴血奋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诗人一生创作了八百多首抒情诗和八篇叙事诗。他的诗歌在全世界，特别是在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国家里，广为流传。他也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外国诗人之一。
他的政治抒情诗语言犀利，感召力强，较完整地反映了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从萌芽、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早期政治诗主要是反对异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贵族》、《反对国王》、《爱国者之歌》等表达了诗人对封建统治者的极度憎恨，对人民的苦难的深沉悲哀以及为祖国解放事业献身的决心。在匈牙利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发表的《大海沸腾了》、《一八四八年》等诗中，诗人热情赞颂了人民革命的磅礴气势。《自由颂》、《共和国》等则表达了革命志士为了神圣的自由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同时抒发了诗人对共和国的向往。革命后期，诗人面对集结起来的全欧反动势力和策应奥皇的沙俄的几十万大军，写了《把国王吊上绞架》、《给民族》、《战歌》、《老旗手》和《投入神圣战争》等，既表达了诗人对民族敌人的切齿痛恨，又鼓舞匈牙利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记录匈牙利革命历程的不朽名篇对匈牙利解放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他的爱情抒情诗，感情纯真深挚，优美动人，有不少蕴涵着强烈的政治内容。《我梦见流血的日子》、《自由与爱情》、《我愿是一条激流》、《九月的最后一天》等诗篇都是诗人个人抒情与民族精神的高度融合，诗人把爱情的幸福同民族独立与自由融会在一起，表达了为创造新世界而斗争的激情。《自由与爱情》自从殷夫译介后，在我国已是家喻户晓。
长篇叙事诗《使徒》（1848）是诗人创作高峰期的代表作。主人公锡尔维斯特是一个敢于向旧世界挑战的英雄。这个被遗弃的孤儿，饱经生活的磨难，深知人民的疾苦，决心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他到人民中从事革命活动，秘密出版进步书刊，因而被捕，过了十年的囚徒生活，出狱后，因刺杀国王被判死刑。锡尔维斯特是一个追求人权、平等、自由并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激进的革命者。他的理想未能实现。这部长诗反映了匈牙利人民的苦难，表达了对专制暴政的仇恨，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裴多菲是匈牙利诗歌的革新者。他的抒情诗多采用民歌体，带有浓厚的民间格调。他运用经过提炼的人民语言和民歌形式把匈牙利的自然风光与真挚感情融合为一。他以匈牙利民族诗歌的节奏、韵律代替上层文艺界惯用的拉丁诗的节奏、韵律。他在创造和完善匈牙利民族诗歌的形式、韵律和语言方面，为匈牙利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匈牙利小说家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捷克作家阿洛伊斯·伊拉塞克（1851—1930），阿尔巴尼亚诗人安东·萨科恰佑比（1866—1936）等，也是这一时期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随着农民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北欧的自由资产阶级转向反动，与封建贵族相勾结，引起了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在作品中揭露、批判资产阶级政客们的丑恶灵魂和伪善面目，开始形成北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这一时期，北欧文学的重要作家有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文艺评论家勃兰兑斯，瑞典的戏剧家兼小说家斯特林堡，挪威的戏剧家易卜生（详见本章第二节）和比昂松等。
◎汉斯·克利斯田·安徒生（1805—1875）是19世纪丹麦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写过诗歌、戏剧和小说，但最有成就的是童话。
安徒生是一个来自社会下层的作家，父亲是鞋匠，母亲是洗衣工。他从童年起就过着贫困的生活，家里穷得连张床都没有。贫困的童年生活使安徒生对丹麦人民的痛苦有了深切的体会，并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安徒生在父亲病故、母亲改嫁以后，为了谋生来到京城哥本哈根。他幻想从事艺术活动，后来得到别人的帮助，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在那里他刻苦学习，博览古典名著，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不久便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835年，他发表第一个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此后，几乎每年发表一个集子，都是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孩子们的。安徒生一共发表了156篇童话和故事，是19世纪第一个赢得世界声誉的北欧作家。
安徒生的童话创作不仅是为了教育孩子，而且也是为了教育成年人。他曾说过：“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为孩子们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安徒生的童话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生活的真实感，故事新颖、优美，并富有幻想和抒情色彩。
安徒生童话的基本主题之一是揭示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读者看到一边是富人在欢度除夕，一边是穷人的孩子冻死在街头。在《她是一个废物》中，作者以深切同情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可怜的洗衣女工，她受尽贫困的凌辱和折磨，在劳动中挣扎，在劳动中死亡。
安徒生的童话具有深刻的民主精神，对上层统治阶级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揭露，指出他们的愚蠢无知，如《夜莺》、《园丁和主人》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皇帝每天都要换一套衣服，结果被两个骗子捉弄，穿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新衣”——赤身裸体参加游行典礼，出尽了洋相。
安徒生的童话中，穷人都是勤劳、智慧和品德高尚的人，但他们的遭遇都很不幸。如《海的女儿》、《野天鹅》、《丑小鸭》、《光荣的荆棘路》、《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和《园丁和主人》等童话中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都引起人们深切的同情。
安徒生的童话优美动人，色彩斑斓，立意新颖，寓意深邃，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瑞典文学在19世纪后期也得到了发展，比较重要的作家是斯特林堡。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是瑞典著名的戏剧家。他出身于一个破产的商人家庭，当过小学教师、图书管理员和化学实验员，他在贫困中度过一生。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写了五十多部多幕剧、独幕剧和六十多部小说、诗歌、散文集。他的创作，不仅涉足各种体裁，而且锐意求新，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各种创作方法，都有所建树。小说《红房子》（1879）和《新国家》（1882）等，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斯特林堡的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其代表作是：《父亲》（1887）、《朱丽小姐》（1888）和《死亡的舞蹈》（1901）等剧本。这些剧本以当代的现实为题材，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表现出资本主义制度对人们精神的摧残。斯特林堡经常从变态心理出发，展示扭曲的人性，将人生解释为本能和欲望的冲突。他的剧本《梦的戏剧》（1902）和《鬼魂奏鸣曲》（1908）等，被视为欧洲表现主义戏剧的先声。
◎比昂斯藤·马丁纽斯·比昂松（1832—1910）是与易卜生齐名的挪威作家。他出身在一个农村牧师家庭，受1848年法国革命的影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他上大学时就开始写作，后来当了新闻记者。19世纪60年代以后，挪威反对瑞典贵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日益尖锐。比昂松积极参加斗争，他不但以笔作为武器，并且投身于运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成为一位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士。同时他还为保卫和发展民族文化而积极战斗。他主张发展挪威民族文化，使之摆脱丹麦文化的束缚和影响；他和易卜生等一道，坚决不用丹麦文而用挪威语写作，并在写作中吸取挪威民间传说和诗歌作为题材。比昂松为挪威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比昂松是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而以戏剧创作为主。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比昂松戏剧创作最有成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写成了像《新婚的一对》（1865）、《报纸主笔》（1874）、《破产》（1875）、《挑战的手套》（1883）等一系列著名的社会问题剧。这些剧本由于抨击挪威资产阶级的丑恶行为而震动社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很快在欧洲其他国家上演，引起热烈的反响。
剧本《破产》是比昂松的代表作之一，它深入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金融家的种种罪恶行径。剧中主要人物悌尔德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家，他为了追求巨利，骗取农民群众的储蓄进行不正当的交易，使他们流离失所。投机买卖失败后，悌尔德用尽欺骗、瞒哄、哀求、恫吓等一切手段，仍想挽救面临的破产局面。最后，在不得不承认破产之后，他又打算带着工人们的全部工资潜逃。剧本把资产阶级金融家的丑恶和自私揭露得淋漓尽致，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破产》一剧也宣扬了社会罪恶可以通过人们的道德自我完善而得到消除的观点。
◎美国独立以后，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也得到了发展。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文学主宰文坛，现实主义文学开始萌芽。当时废除蓄奴制的斗争蓬勃发展，南北战争即将爆发，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就是在这一新形势下产生的。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夫人（1811—1896）站在废奴派立场上，对残酷的蓄奴制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1852年出版了揭露黑人奴隶的非人生活和蓄奴制的残暴的小说《汤姆叔叔的木屋》（旧译《黑奴吁天录》）。小说描写了忠厚老实的黑奴汤姆，几经易主，受尽残酷的剥削，最终死在主人的皮鞭下的悲惨命运；同时描写了性格倔犟的黑人女奴伊莱扎，敢于反抗，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白人兄弟的帮助下获得自由的故事。作品广泛地揭露了南方蓄奴制的罪恶，深刻批判了蓄奴制的反动性和野蛮性，宣扬了以斗争求解放的积极思想。《汤姆叔叔的木屋》以生动、逼真的描写，饱满、激昂的政治热情，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反响。它是美国第一部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品，对当时反对蓄奴制的政治斗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理查·希尔德烈斯（1807—1865）的长篇小说《白奴》（1836），通过一个混血的奴隶阿尔琪·摩尔的自述，真实地描写了黑奴的悲惨生活和蓄奴主的贪婪、残暴，揭露了蓄奴制的种种罪行，也是一部具有民主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品。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浪漫主义文学逐渐衰退，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19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吐温（详见本章第七节）继承了斯托夫人等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写了美国黑暗的现实。继马克·吐温之后，又出现了欧·亨利等现实主义作家。
欧·亨利（1862—1910）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小市民的生活，描写他们朝不保夕、捉襟见肘的可怜处境（《麦琪的礼物》）；也表现他们互相关心、互助友爱的高贵品质，但是仍然逃不出厄运的魔掌（《最后一片藤叶》）；有的作品还揭露了大资产阶级的强盗本性（《我们选择的道路》）。欧·亨利的短篇构思巧妙，结局出人意外，耐人寻味。他在表现小人物悲苦命运的时候，又常常在幽默中含有辛酸的泪水。但总的来看，他的题材范围较窄，深度稍逊。
美国黑人文学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北美大陆独立之前，在广大黑人奴隶中间就流传着自己的歌谣、传说。在南北战争期间，黑人奴隶为了自己的解放，拿起笔来进行战斗，写出第一批黑人文学作品。著名的有道格拉斯（1817—1895）的两部《自传》，生动地记述了南北战争前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个方面的状况。南北战争以后，虽然废除了蓄奴制，但是美国黑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仍然遭受种族歧视的迫害，生命和财产都得不到保证。这一时期的黑人文学继承过去的战斗传统，在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中，表现黑人被奴役、被迫害的处境，和为自己解放而勇于斗争的精神。作品增加了现实主义因素，成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邓巴（1872—1906）是一位有才华的黑人诗人，在一些诗篇里，他愤怒地揭露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残害，像《闹鬼的橡树》借老橡树之口，描述种族主义者三K党徒在橡树下活活烧死无辜黑人的暴行。杰出的黑人小说家契斯纳特（1858—1932）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较强的作家，被尊为美国黑人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开创者。他的代表作《一脉相承》（1901）有力地揭露了社会保守势力利用种族歧视对黑人进行屠杀、迫害的种种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