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创办的学术性的专业刊物《中国哲学史研究》创刊号，以比较充实的内容呈现于读者面前，其中既有表达科学概念和倡议的文字，也有专题论文十多篇，有的论文带有开拓新领域的意义，栏目也比较丰富多彩。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
《发刊词》全面地阐发了杂志的指导思想和方针，首先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否把中国哲学史当做一门科学，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为了使中国哲学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而科学性又是革命性的基础。“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最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文章说：“为了保证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始终如一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这种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文章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必须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切实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及其各方面的规律和具体状况，从而总结和概括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提高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要求我们正确对待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各种复杂现象。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是就哲学基本问题而言的，具有特定范围的相对的意义。而历史上不只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唯心主义学派之间的斗争有时也是相当激烈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一部中国哲学史仅仅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无可否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过去，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出现过简单化、公式化等毛病，但是，纠正过去的毛病也绝不意味着应该抛开这条基本线索。
《发刊词》强调“批判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封建主义思想，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前的中国哲学史，奴隶主阶级的哲学思想比较少，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先天不足，唯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却是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这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封建时代的哲学思想既包含着具有科学价值的珍宝，也包含着若干严重的毒素，我们应该把继承和批判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切实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
二
作为学术性的刊物，发表富有创见和研究深度的论文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可喜的努力。
已故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是一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文章探讨了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揭示魏晋文学理论受魏晋玄学影响的根本之点，指出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都和魏晋玄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章说，魏晋玄学“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即重在“揭开人生宇宙之秘密”。为此，需要语言作为媒介来表达宇宙本体，但是语言只是宇宙本体的标识，而本身并不是宇宙本体，于是就倡导“得意忘言”的方法。如王弼认为言象是工具，只用以得意，而不是“意”本身，所以不能以工具为目的，如果滞于言象就会反而失去本意。当时的文学理论正是受这种新方法新理论的陶铸，而体现了魏晋的时代精神。如在音乐方面，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是源于“得意忘言”的理论。在绘画方面，由人物画的着重传神写照，到以自然山水品藻人物，最后导致山水画和山水诗的兴起，正是反映了在绘画领域寻觅宇宙本体的途径。在文学方面，陆机在《文赋》中认为文章是虚无，寂寞的宇宙本体的表现，只有善于应用文学媒介，才能成就笼天地的最上乘的至文。这种至文不能限于“有”（万有），不可囿于“音”，即“有”而超出“有”，于“音”而超出“音”，以得“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文“与天地并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认为文是传达天地自然的充足的媒介。所以，他又作《隐秀篇》，强调“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秀”是“得意”于言中，“隐”则“得意”于言外。“总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之重要问题实以‘得意忘言’为基础。言象为意之代表，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言象为意；然言象虽非意之本身，而尽意莫若言象，故言象不可废；而‘得意’（宇宙之本体，造化之自然）须忘言忘象，以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故忘象而得意也。”这篇重要论著深刻地表明文学理论是以同时代哲学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只有深入揭示某一时代的哲学主潮，才能把握同时代文学理论的基调。同时，论文也有助于哲学史工作者从文学角度加深对哲学的了解，从而扩展了人们的哲学视野。由于该文具有开拓领域的作用，不仅将受到哲学史工作者的关注，而且也必定会引起文学史工作者的兴趣。
《宋明理学与宋明理学史研究》凝聚了邱汉生同志长期从事宋明理学研究的成果。该文在指出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后，接着把宋明理学分为宋元和明及清初两个时期六个阶段，初步分析了各阶段的特点，勾画了宋明理学的发展轮廓，进而论述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作者认为目前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需要加强，并强调通过对各个理学家及各个理学流派的研究，阐明宋明理学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总结理论思维发展的教训，总结思想史和社会史之间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为此，论文还就有关书籍和资料的搜集整理，审查考证，以及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资料，绎其思想，研究其体系，做出科学的论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牟钟鉴同志的《中国原始人思维的发展和中国哲学思想的萌芽》，是一篇具有清新气息的哲学论文。作者认为：“哲学史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也有自己的史前时期，文明时代的哲学，就是从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的胚胎中孕育出来的。”论文对于从古猿的智慧到人类的思维，从人类简单思维活动到思考人生大事，做了简要论述后，接着对原始的自然观、氏族与人类起源论及灵魂崇拜、原始的宇宙发生论、社会历史观和伦理道德观念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证，最后分析了奴隶制社会初期的哲学理论的萌芽。这是探索中国哲学史起源的有益尝试。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对象和任务》是张岱年同志探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文章。作者把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和对象加以适当的区别，从中国哲学史的实际出发，探讨了中国哲学史的范围，指出：“关于天道、人道的理论，就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的研讨，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内容。”人们在天道的研讨中必然会提出如何才能认识天道的问题，这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关于人道的问题，主要是关于道德起源和道德标准的问题，亦即关于人生意义和人生理想的问题，亦称人生哲学。天道人道的研讨，最终归结于治道。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应该研究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家们的宇宙观和认识论，也应注意研究他们的人生观、历史观以及政治思想”。这无疑是既合乎历史实际又合乎逻辑发展的真知灼见。作者认为“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史的主题”。为了捕捉哲学史的主题，作者特意从哲学最高问题在中国不同历史时代体现的不同内容、采取的不同形式出发，追踪中国哲学发展的进程，从而得出结论：“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先秦到明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观点、两条路线的对立斗争确实是显著的，不可否认的，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由此，“我们研究哲学史，必须肯定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这些饱含作者长期探索心得的论断，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
《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全国各地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是联系和团结全国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重要纽带。全国专业和业余、老年、中年和青年、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都可在这个自己的园地上竞放百花，争妍斗艳。刊物还特别重视兄弟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将为之提供充分发表作品的条件。刊物也重视发表年青的和业余的研究工作者的具有一定水平的论文。
《中国哲学史研究》重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提倡比较研究。中国哲学史集中了数千年来中国人民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精粹成果，是各个历史时代的思想精华所在。中国哲学史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加强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加强有关学科的比较研究，无疑将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进而丰富世界哲学史研究的成果。《中国哲学史研究》将为沟通国内外同行学术观点架起坚固的桥梁。
该刊提出了“中国哲学史学”的概念，倡议“为中国哲学史学的科学化而努力”，这是适时而得体的设想，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有意义的推动。
[原载《光明日报》，1981 03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