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5年以来，任继愈同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佛教思想的论文，在佛学领域的研究中劳绩卓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的关注和嘉许。1963年三联书店将这些论文汇编成《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我曾在1964年发表文章，对该书取得的主要成果作了评价（见《哲学研究》，1964（2）；《人民日报》，1964 04 29）。
尔后该书作者对书中的某些错误和不妥之处做了改正，并且增加了《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一文，改名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以下简称《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面对教条主义学风所造成的严重恶劣后果，重读这本《论集》，笔者颇受启发，拟从学风的角度，对《论集》在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详细占有材料，深入研究，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方面，简要地做一评介。
《论集》的文章具有较高的科学水平。打开《论集》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是阅读和研究了大量佛教史籍、切中肯綮地驾驭历史资料以后的写作，既不是在个别的片断的事实基础上玩弄实例，更不是简单地从概念出发摆弄公式。文章告诉我们，坚持从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学风，是社会科学研究获得可靠成果的首要条件。
同时，作者也十分注意咀嚼消化材料，对材料进行详细的考察，区分什么是研究对象中的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材料，什么是少量的、个别的、次要的材料。《论集》根据阐述中国佛教思想的特点和规律这一任务，着重选择和使用最能揭示佛教思想本质的材料，诸如佛教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看法，精神现象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论述与论证方法等。至于不甚相干的材料则略而不论。这样在材料的运用上就做到了“由博返约”和“以约驭博”，从而保证了材料的典型性、鲜明性，这既和那种只有材料堆砌而无明确论点的情况不同，也和那种为了论证某种现成的观点而任意剪裁材料的做法根本对立。
学术论著贵在深沉，要有新的独到的科学见解。《论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大量的佛教资料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并部分地吸收和改造了前人，其中包括已故著名佛教史学者汤用彤先生的某些成果，提出不少创见。就其荦荦大者来说：
其一，是通过揭示佛教思想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其特有的形式和方法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例如，新收入的《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从佛经翻译的一个侧面，论证了佛教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作者指出，汉代的《四十二章经》内容多与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等宗教迷信相通，因而得到流行；相反，当时佛经翻译家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的译述数量虽多，但不为时人所理解，其作用也就远为逊色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和玄学唯心主义“本无”学说相呼应，宣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大乘空宗的经典译出最多，并且多用中国旧有的尤其是老庄之学和魏晋玄学的哲学名词、概念去附会解说。汉时把“涅槃”（所谓最高精神修养境界）译为“无为”，这时则把“真如”（所谓宇宙万物的本体）译为“本无”，并以“般若”（所谓最高的“智慧”）与“道”相比附。南北朝时《维摩经》风行，是因为维摩诘这个人物的“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境界，最为门阀士族地主所向往。这时《法华经》和《涅槃经》也得到广泛流行，是因为这些经中提出人人都能成佛的“动人”口号，对劳动人民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到了隋唐时期，佛经的翻译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胜于前，像玄奘主持翻译的就有一千余卷，但是流行的只有极少数。赵宋以后，译出的几百卷佛经，甚至连同译者都几乎被人忘却了。作者于是提出一个问题：当翻译佛经十分困难的时期，译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隋唐及其以后佛经翻译质量提高了，影响反而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作者接着指出，这里关键问题是所翻译的佛经的思想内容是否密切配合当时社会的需要。汉末和魏晋初期，译经虽然比较蹩脚，但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起了不小的影响。隋唐时期的翻译只做到忠实于印度佛典的介绍，却没有能够很好地做到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不能广泛流传。玄奘是杰出的翻译家，但恰恰他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寿命最短，流行不过三四十年就枯萎了。这时，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宗派的主要思想家，都是用注解佛经的方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禅宗甚至撇开翻译，独立发挥佛教的宗教理论，反而得到更大的发展。于是作者得出结论，从隋唐时期几个主要的佛教宗派兴衰过程不难看出，凡是密切配合社会经济基础需要的宗派就得到发展，配合不密切的就停滞，生硬移植的就很快衰亡。所以，佛教的流行归根结底是由基础所决定，并为基础服务的。这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生动的合乎事实的阐述。
其二，是作者对待佛教理论不是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而是十分重视揭示佛教各宗各派思想的形成、递嬗、衍演及其影响、作用，尤其是抓住哲学的基本问题，坚持党性原则，对佛教思想进行具体的剖析，从而在思想上揭露了宗教的荒诞性，并进而总结了思维教训。在这方面，作者所着力的是对隋唐佛教四大宗派的剖析。对于天台宗，作者主要是揭露其宣扬的没有心就没有一切的唯心主义宇宙观，即一念心就能产生广袤无垠而又多样繁杂的三千世界的“一念三千”说；批判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范围只限于认识思维中的对象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即“中”离不开“假”和“空”，“空”离不开“假”和“中”，“假”也离不开“中”和“空”的玩弄名词的所谓“三谛圆融”的认识论原则。作者剖析了禅宗的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驳斥了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的谬论，还揭露了禅宗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解释主客观统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法相唯识宗，主要是批判了它的抹杀外境的唯识学说和唯心主义的世界构成论。在批判佛教唯心主义体系时，作者还随时注意总结理论思维的教训。例如，华严宗提出了个别与一般、同一与差别、本质与现象等一系列范畴。作者指出其中包含了辩证法的因素，同时又着重强调这些范畴实际上被当做论证唯心主义的工具，因而只不过是一套空洞的概念。华严宗还提出了“成”与“坏”的范畴，猜测到了事物是生成毁坏的过程，但是它宣扬“成”就是“坏”，“坏”就是“成”，完全抹杀了“成”和“坏”的本质区别，否定事物转化的条件性。作者接着说，华严宗虽然提出一系列对立的范畴，但由于为唯心主义体系桎梏所束缚，它的辩证法因素也只能引导到相对主义和诡辩。这种分析批判实事求是，是具有说服力的。
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论集》正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佛教典籍卷帙浩繁，论证烦琐，文句艰涩，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的困难。如果没有坚定的毅力，艰苦的劳动，就不能入乎其中进行探索，更不能出乎其外进行批判，因而也就不会取得现有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受到教条主义学风和现代迷信的影响，日益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50年代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虽然触及一些旧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有其历史作用，但由于一般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式，出现了把马列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的倾向，又导致治学方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更趋严重。当时“批判烦琐哲学”的含混提法和“以论带史”的片面口号，实际上否定了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将学术引导到脱离事实的抽象推论的歧途。至于鼓吹什么“立足现实”、“为政治服务”更是客观上取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使之沉溺在政治空谈中。社会科学一旦离开了赖以出发的客观事实，就失去了研究的根据，离开了揭示事物客观规律的根本要求，就失去了科学的创造。后来，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更是利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进行长时间的连续的大破坏。他们在几乎毁灭我国社会科学命运的同时，又大力宣扬以个人迷信为特征的现代神学，进一步败坏了我们的学风。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虽然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大混乱已经基本澄清，但是彻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还需要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高度重视和极大地努力，切实肃清反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流毒和影响，专心致志地进行深入刻苦的研究，把科学论文和学术著作写得更扎实，更加富有新意和创见。
[原载《人民日报》，1980 01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