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西方就业理论述评
1.庇古的就业理论。
庇古在萨伊定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决定就业量的两个假设：一个是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物；另一个是工资的效用等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第一个假设表明对就业的需求量，第二个假设表明就业的供给量。实际的就业量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物的效用恰好等于边际就业的负效用这一点。
庇古认为，工人所创造的产值必须等于工资。因此，只要工人愿意降低现行工资水平，使之持续低于劳动边际生产物，资本家就会不断增加雇佣数量，直到实现充分就业。此外，工人只有在他们所获得的工资能够抵消他们参加劳动所带来的不愉快和痛苦时，才愿意就业。因此，如果工人能够提高自己忍受劳动所引起的痛苦和不愉快的能力，就可以将劳动的边际负效用降至工资效用以下，从而增加自己获得工作的机会。
庇古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不可能与需求脱节，如果失业增多，货币工资就会下降，资本家就会多雇佣工人；反之，如果劳动力短缺，货币工资就会上升，资本家就会相应地减少工人雇佣数量。庇古在其1933年的《失业论》中明确表示：“只要有完全自由竞争……就会经常有强烈的倾向将工资率与需求相联，使每个人都能就业。”庇古否认自由竞争制度下有大量失业的可能性。
庇古认为，如果存在失业的话，那也只能被看成是“自愿失业”或“摩擦性失业”。而可能增加就业量的方法有：改善组织机构和增强预见性，以便减少摩擦失业；减少以实际工资表示的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从而在每一实际工资下，会有更多的劳动者愿意工作；这样会减少自愿失业；工资品行业中的边际实物劳动生产率增加，从而减少自愿失业者；非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工资品价格的增加，与此同时，非工资收入者把开支从工资品转移到非工资品上去。
2.凯恩斯的就业理论。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庇古将失业划分为自愿失业与摩擦失业是不全面的，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类失业——“非自愿”失业。
凯恩斯认为“非自愿”失业并不是指工作还没有消耗掉人们的全部工作能力以前的状态，而是指“如果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作出微小上升时，为了现行的货币工资而愿意工作的劳动供给总量和在同一货币工资之下的对劳动的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的就业量，那么，人们便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在凯恩斯所描绘的非自愿失业中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是由于有效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商品价格的增加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时，社会既有失业的工人，也有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生产设备——过剩的产能，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稍微上升就会引来企业对工人需求的增加。因此，那种认为“所谓非自愿失业就是工人愿意按照现行货币工资水平受雇于资本家，却仍然找不到工作”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如果企业没有闲置的生产能力，那也不会出现企业增加雇员的意愿，没有有效需求的增加所引起的工资品价格上升，也不会有增加雇员的意愿。
凯恩斯把没有非自愿失业的情况称之为充分就业，这种状态下，“总就业量的产量对有效需求的增加的反应已经缺乏弹性”。在充分就业下，仍然可以有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并不是所有想要就业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
凯恩斯认为，就业量并不取决于以实际工资衡量的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而在实际工资为既定时，所可能有的劳动供给量仅仅决定就业量的最高水平。事实上，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的数量二者在一起决定就业量，而就业量又决定实际工资——并不是颠倒过来的情况。如果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那么，现实中存在的就业量就会少于在现行的实际工资下所可能有的劳动供给量，而均衡的实际工资会大于均衡的就业量水平的边际负效用。因此，在凯恩斯看来，就业量是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三个基本心理因素。
凯恩斯不赞成传统经济学关于通过降低货币工资来增加就业的主张。传统经济学家认为，总需求取决于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两者的乘积，当货币工资降低时，一般不会使货币数量减少或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他们虽然承认当货币工资减低时，会有一部分工人的购买力减少，因而总需求的确要受到某些影响，但他们指出，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人的货币收入并未减少，而且这些人的实际需求还将因物价下降而增大；即使以工人而言，当货币工资减低而就业人数增加时，工人的总需求也会增加。因此，在新的均衡状态之下，就业人数就会比以前增加。而凯恩斯则认为，就业量只与有效需求有关，只要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三者不变，有效需求也就不变。在有效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当企业家增加雇佣人数时，总收益必定低于总供给价格。因此，关于降低货币工资就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可以增加就业的结论是一个很粗陋的错误结论。而降低货币工资对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对于增加有效需求来说，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限制的作用。降低货币工资并不存在增加就业量的直接趋向，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就是增加有效需求。
3.弗里德曼的就业理论。
“非自愿失业”概念的提出，曾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凯恩斯在就业理论中的新创造。作为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对立面，弗里德曼的就业理论则认为，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并不是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而是同“自然失业率”有关的失业。
弗里德曼认为，正如维克塞尔把利息率区分为市场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一样，在就业方面也同样存在“市场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市场失业率”是指市场上实际存在的失业率，而“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这种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率是有伸缩性的，它随失业人数的多少而有所变化，较低的失业水平是劳动力需求过量的迹象，它将迫使实际工资率上涨，失业水平较高则表示劳动力供给过量，它将迫使实际工资率下跌。但是，不管失业人数如何变动，实际工资率如何变动，一切与实际工资率结构不相适应的人员仍将被排斥在就业以外。自然失业率是始终存在的。在已有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上，只要资本积累继续进行，那么尽管实际工资率会上升，“自然失业率”也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本身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只要发挥市场竞争因素的作用，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等，就可以把“自然失业率”降低；反之，如果阻碍市场竞争因素发挥作用，市场信息不充分，劳动力缺乏流动性等，“自然失业率”就可能上升。“自然失业率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取决于和货币因素相对应的实际因素——劳工市场的有效性，竞争和垄断的程度，阻碍或促进人们变换其工作岗位，等等”。在弗里德曼看来，只有实际因素对自然失业率的变动起作用，而货币因素不起作用。
在弗里德曼看来，自然失业率的高低并不一定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僵化的、缺乏流动性的，社会可能给每一个人安排一个工作岗位，这样，自然失业率是很低的，但是经济效率低下；而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是灵活的、不断变化的，社会成员有较大的可能改变自己的工作，社会的自然失业率就会高一些，但是也意味着高的经济效率。
4.托宾的就业理论。
托宾为了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的就业理论，着重从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的角度来论述了失业问题。
劳工市场的结构包括技术结构、部门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是指劳工市场可以按照工人的技术状况来细分为若干个局部市场，每一个局部市场主要代表一定技术工种、一定技术水平的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这样，每一个局部市场实际上只是很狭窄的、专业性很强的劳动力供求市场。不同的局部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或需求一般都是难以替代的。由于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失业，一般被称为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表现为失业与职位空缺的并存，即一方面是“人找事”，另一方面是“事找人”。失业与职位空缺的数额经常是不相等的。即使二者相等，失业也不可能消失，因为失业者在结构方面不能适应职位空缺的需要。例如，按照技术工种划分，劳动者可分为冶金工人、纺织工人、建筑工人等；按照技术水平划分，可分为非熟练工人、熟练工人、技术人员等。由于他们之间很难相互替代，这就严重妨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职位空缺的填补。如果就业岗位需要的是熟练技术或专业化很强的劳动力，而供给的只是非熟练工人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则即使从总量上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相等，但仍然会有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出现失业与职业空缺并存。
托宾认为，“劳工市场上过度供给取失业的形式，过度需求取未能补充的工作空位的形式。不论什么时候，市场在过度的需求或供给中广泛地变化，整个看来，经济显示既有空位又有失业。”但是，失业和职位空缺对于货币工资率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失业减缓货币工资速度不及空位加速增加货币工资”，尽管有失业存在，货币工资并不会下降，或者下降的幅度很小，而一旦存在职位空缺，那么货币工资不仅上升，而且职位空缺对货币工资增长的推动程度要大于失业对货币工资增长的缓和程度。如果失业与空位相等，那么由于失业对货币工资增长的速度的减缓不及职位空缺对货币工资增长的推动，所以一般工资水平仍会上升，总需求仍会增大，从而通货膨胀倾向仍然不可避免。所以会出现“零过度需求带来通货膨胀”的状况。托宾由此得出“在空位与失业相等的意义上的充分就业是与物价稳定有矛盾的。零通货膨胀需要失业多于空位”的结论。只有在失业多于职位空缺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中才能实现零通货膨胀。
托宾认为，对于结构性失业，政府应该采取措施调整劳动力的结构，对劳动力重新训练和教育，把不适合职业空位要求的失业者训练成能够满足雇主需要的工人。如果不设法为失业者创造条件去填补职业空位，而是一味地扩大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不仅不可能取得降低失业率的效果，反而会引起通货膨胀。凯恩斯的刺激需求政策，只能从总体上提高就业水平，而不能解决就业结构问题。但从各国就业的实际情况来看，职位空缺占就业量的比重一般都比较小，因而不会像托宾所认为的能导致滞胀危机。
可见，庇古完全否认社会的现实，不承认自由竞争的制度会产生大量的失业的观点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弗里德曼用“自然失业率”来代替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认为失业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他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严重的失业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严重受挫，因而严重的失业对社会是十分不利的，并非不影响社会的经济效率。凯恩斯则正视失业的现实，认识到失业与产能过剩并存的危害。托宾则发展了凯恩斯的失业理论，提出了结构性失业问题。我们认为，对现实真正有指导意义的是凯恩斯与托宾的失业理论。
6.4.2中国的就业现状与储蓄过剩
今天的中国既有凯恩斯所描述的产能过剩下，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问题；同时还存在托宾所解释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即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产业结构调整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激增。失业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中最为突出、最为棘手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公布的城镇登记待（失）业率才1.8%，而2002年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已达4.0%，我国在10多年的时间里，失业率上升了122%。李实、邓曲恒（2004）认为，中国官方的失业统计指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存在着偏误，导致了对失业的低估，因而不能很好地反映失业的真实情况和严重程度。他们利用2002年城镇居民户抽样调查数据的相关资料，按照与国际上通用的失业定义较为一致的统计口径，结合中国经济的一些特殊情况，对当年的几种不同的城镇失业率重新加以估计。他们将失业率划分为四种：第一种失业率是在考虑农民工的就业和失业的同时，认定非正式工作为就业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失业率（U1）；第二种失业率是在不考虑农民工的就业和失业情况下，但同时认定非正式工作为就业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失业率（U2）；第三种失业率的假定条件与第二种失业率正好相反，即假定考虑农民工的就业和失业的情况，但是不认定非正式工作为就业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失业率（U3）；第四种失业率是既不考虑农民工的就业与失业情况，也不认定非正式工作为就业（U4）。估计结果为：U1=8.59；U2=10.04；U3=10.44；U4=12.35.
孙胜利分析了我国就业面临的严峻形势，认为①再就业率逐年下降。从1998年的50%下降到1999年的42%，2000年下降到35%，2001年则进一步下降到30%。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净增就业人数为1297万人，“八五”期间降为808万人，“九五”期间又降为575万人，仅相当于80年代平均每年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②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作用减弱。③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继续减少。到2002年一季度末，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为11040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41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26万人；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在岗职工10662万人，同比减少42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0万人。④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将涉及更大范围的下岗分流。据统计，地方政府机构现有正式员工548万人，预计将减少一半，加上非正式员工，将有近300万人需另谋出路；有1000多万职工的事业单位改革，也将分流出大批人员。这两部分下岗分流人员，将产生巨大的就业压力。⑤大学生就业率下降。根据教育部预测：2002年大学本科毕业生将有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将达到79万人。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就业形式的不断恶化，中国经济却是持续的高增长。自1996年实现“软着陆”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7%的高增长速度之上，平均增速达到8.1%。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率却在不断攀升，就业形势严峻，无法正常传递产出对就业的影响，其中深层次原因在哪里？
宋小川认为，工资刚性与高劳动生产率并存是造成无就业增长的真正原因。由于劳工市场的非均衡性质，企业的适应性优化行为以及各种制度因素的存在使工资呈刚性，那么，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成本的最有效手段自然是技术代替人：劳动生产率成了就业的真正杀手。于是，科技革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促使经济增长的同时，与工资刚性一起产生了负的宏观经济外部性：无就业增长。增长不能创造就业，却能创造财富。虽然失业率居高不下，利润却日益丰厚。传统经济是一种“信念经济”，人们深信教育、创新、风险、勤劳可以致富。如今，这种信念已被动摇，增长与就业的链条似乎被切断，至少不再是简单的、线性的关系。而现代经济是一种变化莫测、复杂的动态经济。蔡昉、都阳、高文书认为，尽管通常的计算低估了中国的就业弹性，但调整后的弹性数值仍属偏低。其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外，城镇实际失业率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十分不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他们认为，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这个失业组成部分并不能通过宏观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又由于政策导向不是就业最大化，以致当宏观经济政策刺激起经济增长时，就业增长效果并不显著。常云昆、肖六亿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奥肯定率之所以失效，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有效就业率低。在存在大量无效就业人员的情况下，企业有效利用无效就业人员，而不必增雇工人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增加产出，而企业在提高有效就业率时，释放或消化大量无效就业人员，因此，失业不因产出增加而下降。柳欣通过货币量值生产函数说明，近年来我国在经济高增长条件下失业率却不断上升，其直接原因是在新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绝大部分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原有职工的工资上涨上，而很少被用于雇佣新工人。他主张在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基础上，使名义增长率上升到10%以上来解决就业问题。尹艳林从就业弹性的角度解释了失业率的上升，他认为，1998～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7%，同期就业人数年均增长1.1%，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4，比1990～1997年减少一半；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创造的就业岗位由1990～1997年的年均176.7万人减少到1998～2002年的101.8万人。近几年就业弹性之所以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倚重投资拉动，而这几年的投资结构又主要偏向水利、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而对创造就业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相对较少。2002年，虽然吸收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64.2%，但其中近80%是投向交通运输邮电及公共设施服务（如自来水供应）等非劳动密集型行业。
正是由于政府拉动内需的政策有几多偏差，不但没能改变人们对未来就业的悲观式预期，反而加大了居民的过度储蓄。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形势的恶化——“毕业就失业”虽有夸大，但在一定程度上是部分学生的真实写照。这就必然要求学生所在的家庭为其增大储蓄；而下岗职工随着市场的知识需求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存在着“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即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高其再就业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下岗职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了断裂，这就更加大了人们的储蓄欲望。人们不得不为了自己、子女、亲人已经或可能将面临的就业问题而加大储蓄，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过剩储蓄。同时，由于人们的过度储蓄，过多的消费顾虑而造成消费需求不足，有钱人消费顾虑少，但其可消费的都已消费，储蓄倾向过高；穷人由于赚钱能力低下，虽然有很高的消费倾向，但苦于消费不起；中间阶层虽然有一定的收入来源，但由于未来的刚性支出，富人财富的示范效应，又不得不加大储蓄，减少消费。这些都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就业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