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原来是在分母上，难怪知识越多，钱越少。结论是，越没有学问，越可以成为大款。从越来越多出现在香港、巴黎和纽约闹市的那些来自神州的财大气粗一身陋习的大款们的表演，就足以根据归纳法证明“彼得罗定理”不假。
尽管这只是个玩笑而已，但却是个认真的玩笑。
实业与空头
科技是功利的。科技常常和工农业等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通称为实业；意思是，实实在在创造出物质财富可以利国利民的行业。
工农业等产品，须通过市场抵达消费者手中，作为中间人的市场从中索取费用也是正当的。在这种运作的初期，工农业等生产方面是“主”，服务的市场是“仆”。但很快随着社会不断的商业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原理越来越被某些所谓的经济学权威们绝对化——有人已经把它讥之为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这种主仆关系就被颠倒了过来，“市场”成了主导，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产品或财富的创造者们所得到的回报变得远远低于“中间人”或“皮包公司”所搜刮的利益。
在美国普通超市里一个五美元的西瓜——当然在美国绝对不会有5美元这个价格的，只可能是4.99美元，这也是“市场”的发明——据说种它的农人所得还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劳力和成本付出最多的生产者，所得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以本人所从事研究开发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为例，其市场价和出厂价的比例甚至可以高达七比一之巨，中间层层环节上的一个个巨鳄们都张着血盆大口，把近百分之九十的利润卷走。既然如此，那么当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主要的责任自然也就不在生产者一边，而应该归咎于鲸吞了绝大部分利润的“市场”。真正贪婪的不是生产者，是“市场”。
不过，无论市场如何专横，分配如何不公，只要工厂还正常生产，农场还正常种地，大家都正常上班，那么世界无论如何还不至于会一夜间就垮了。然而，“一夜间就垮了”的大戏却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最早上演的“悲喜剧”就是三百多年前荷兰那场“郁金香的疯狂”。
原来，这都是“金融”这个“空头”惹的祸。
金融在当代的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更大的反仆为主和本末倒置的角色。一个金融高官的年薪可以是美国总统的十到三十倍，金融界一个小职员的年薪也是大学教授的好几倍。金融的最大罪恶，就是不择手段地投机，不断地制造大大小小的泡沫，以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来制造更多的泡沫。正是这泡沫的破灭，使得经济一夜间掉入深渊。
在全球化网络化的知识经济时代，真正的江洋大盗们已经不再是那些破窗撬门的鼠辈，而是西装革履博士头衔的大亨；他们的横财还是“堂堂正正”，取之有“道”。
自由放任，恶性竞争，专横霸道的极端市场经济，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能够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大量财富的积累，却暗藏着杀机，更带来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道德危机。在这个以金钱财富主宰一切，过分膨胀了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车争险道，马骋先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势必会把不少人搅得头破血流。
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们只知道把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国富论》（《OftheWealthofNations》）捧若圣经，却偏偏熟视无睹他的成名作恰恰是《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这位和伏尔泰同时期的苏格兰启蒙伦理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其实早就预见到财富积累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道德危机。他的理想是，经由市场繁荣带来的富国裕民，必须与道德的维系、提升以及社会的和谐相一致，两者不可偏废。
丹麦文豪安徒生（HansChristianAndersen，1805~1875）在1845年写了一篇著名的童话《红舞鞋》。百年后，在该童话的启发下，英国于1948年拍摄了一部现代题材的电影《红菱艳》（《TheRedShoes》）。女主人公蓓姬一旦穿上那令人羡慕的红舞鞋，就得不断地跳下去，结果再也停不下来，直至累死。在“市场经济原理”的驱动下，不少所谓的“成功人士”，其实都像是穿上了虚荣的“红舞鞋”，为了“钱”而疲于奔命，再也停不下来。成功吗？未必！不难在许多所谓的“成功人士”里看到很失败的“丈夫”，很失败的“父亲”和很失败的“人”。
那么，金融界的精英们会不会从失控的投机所引发的全球链锁金融危机里吸取教训，从而会收敛一下那永无止境的贪婪呢？难！穿着“红舞鞋”的人们根本身不由己。市场利益就像一辆疯狂的汽车，不是人在驾驶它，而是它在“驾驶”人！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我们势必还会见到再一轮的疯狂。
一个民族、国家的真正强大必定是由坚实的价值观和文明巨厦所支撑的，实用主义哲学撑不起文明巨厦。真正的强国不单单要有发达的经济，更在于有高度的文明和文化。没有文明基础和文化基础的现代化，只是没有灵魂的现代化。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的贝纳克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曾多次到过上海，对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赞叹不已。有一次，一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对他指着陆家嘴一带那钢筋水泥的大森林不无得意地自夸中国的强大。教授说：“是的，你们已经很有钱，但还没有强大。哪一天，当你看到这马路上无所不在的铁围栏可以完全拆除时，你们就真正强大了。”
爱因斯坦的担忧
如果说“空头经济”造就了许多“财富狂人”，那么日新月异的科技所带来的爆炸型知识经济则造就了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低文化的人文盲者。物欲横流，魔火直窜；高科技带来的眼花缭乱的物质享受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更污染了生态环境。
电视机越来越高级，电视频道愈来愈繁多，但节目的质量却越来越糟糕；看得越多，人越愚蠢。歌剧院造得富丽堂皇，音响设备越来越高级，可懂音乐的人越来越少。哪怕在贝多芬的故乡德国，年轻人里懂得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也已经凤毛麟角，妄论勃拉姆斯、瓦格纳或马勒。可以欣慰的是，在德国的飞机火车地铁上，许多人还在静静地读书，很少有人玩“iPhone”。在亚洲，从新加坡到上海、北京的飞机上，在神州的高铁或地铁里，年轻人几乎都永无休止地玩着苹果公司的新玩意儿，很少有人读书。当不读书的一代成为社会的主宰时，这社会还有希望吗？当代科技尽管为消费者带来了诸多方便，却也带来了更多“多余的东西”。“iPhone”或“iPad”对于小学生或中学生，就是“多余的东西”，会严重妨碍儿童和青少年正常思维的发育。
1998年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崔琦教授无疑是当代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然而他却不用电脑。他的理由就是，电脑会妨碍思维，特别是深度的思维。至少，电脑对于崔琦教授而言是属于“多余的东西”。这对于千千万万被电脑弄得头脑发热的人们而言，是难以理解的。这里举出崔琦教授的例子，并不是本人反对用电脑，而是反对过分地依赖电脑。
过多“多余的东西”会慢慢造就出爱因斯坦所担忧的“一代白痴”。
尽管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1955）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况且在他的晚年，科技也还没有为消费者带来如当今这么多眼花缭乱的玩意儿。但他还是预见到今后会出现的结果。他说：“我真担忧这一天会到来：当科技覆盖了我们的人性，那么整个世界只会留下一代白痴！”（If earth eday when the technology over lap swith our humanity，the world will only have ageneratio nofidiots！）
爱因斯坦说的是科技（Technology），他没有担心科学（Science），他心目中的科学是理性的。
比爱因斯坦早走177年的卢梭所担心的，却是科学。他于1750年发表的成名作《论艺术与科学》的中心思想就是科学的发展会阻碍艺术。不过在卢梭那时代，“科技”还远没有登台成为“暴发户”。所以，爱因斯坦的担忧，也就是卢梭的担忧。
爱因斯坦还说过一句话：“有两种事物是漫无边际的，那就是茫茫宇宙和人类的愚昧。”
培根说：“过分的权欲会让天使也堕落；过分的求知欲则让人类堕落（The desire of power in excess caused the angel stofall；the desire of know ledge inexcess caused man to fall）。”真有先见之明！
产生伟大艺术和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已经走进了没有大师的时代，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这并不是笔者的悲观和感叹，仅仅是同意许多有识之士这样的结论而已。其实，这样的担心已经纯属多余，因为人类的自我膨胀，科技的贪得无厌，地球已经被糟蹋得面目全非。不必再惧怕外来小星球来撞击，甚至也不必担忧核子大战，就凭那层出不尽的污染，无法控制的人口爆炸，人类自己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存后路切断了。科技也罢，实业空头也罢，都像是没有制动装置的“疯车”，根本不可能让它们慢下来。
当然，也常常还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的伟大时代会产生更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不过，说这样“官话”的人自己都会不相信自己的话。当一代“白痴”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伟大艺术和伟大文学的时候，那么“伪艺术”和“伪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就开始了。
在理性和欲望之间，文化和实业之间，人们身不由己地选择了后者，几乎没有别的出路。现代的工业和科技总是胜利者，这胜利者在近百年来也的的确确把地球上部分地区的繁荣发达推向了极致。但也恰恰就是这些胜利者，在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把地球和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大爆炸宇宙学的创始人之一、当代大科学家斯蒂芬·霍金看到现代工业对环境所造成的可怕破坏和人类变本加厉、毫无止境的贪婪“天性”，深深怀疑两百年以后的地球还能不能容得下人类。看来，人类的末日未必是来自外部宇宙，而是自己的小聪明。
赫胥黎在著名的《天演论》再版序言里所说的至理名言34也许早已经被人们抛在脑后，如果我们可以谦虚地再听听先人的忠告，那么人类还不至于会自掘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