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要拿其中的一块桨猛击她一下子，就能把她打入水里，让她沉下去。然后他可以弃船游回岸边，换一身衣服，声称他刚刚从谷仓回来，或者是散步回来，发现了她的汽车停在门罗，她却不见踪影。即便是日后发现了她的相机，也只会使这种说法更加合情合理。她划船出去想拍一张照片，却不知怎么地落到了河里。
一旦他明白了自己的有利位置，她就告诉他。她会问他：都是真的吗？
安妮德完全将自己置于命运的赌博。门罗并没有给读者一个确定的结局。鲁帕特真的是杀人凶手吗？他会冷酷地将安妮德灭口还是向安妮德倾诉压抑已久的痛苦和爱意？故事最后留下了一个完全开放、意味深长的场景。
鲁帕特径直在前面用斧头砍去高大茂盛的蓟草。太阳在前方的树体上投出了一道低平的、尘灰飞扬的光束。有些地方的空气很清新，但突然间你又会闯入一大群小飞虫中间。这些小飞虫并不比尘埃粒大多少，不断移动着却又总是聚成圆柱或云朵的形状。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们又是如何选择彼此的站点以保持队形呢？一定和它们的进食有些关系。但是它们好像从来没有停下来进食过。
当她和鲁帕特走到夏天树叶繁茂的荫蔽下的时候，天色已暗了下来，几乎就是晚上了。你得留心看着不要被道路上隆起的树根绊住了脚，或者一头撞在垂下来的，梗茎硬得不可思议的藤蔓植物上。接着透过黑漆漆的树枝传过来了一道闪光。河对岸附近的睡眠闪闪发光，那里的树木还被日光装点着。而在河的这一边——他们现在正穿过柳树林走下河堤——河水是茶色的，但是很清晰。
船就等在那里，在阴影中起伏着，一如往昔。
“船桨藏起来了。”鲁帕特说。他走进了柳树从去找船桨。一时间她看不见他了。她往水边又走近了一些，那里她的靴子稍稍地陷到了淤泥中牵制了行动。如果她仔细听，她依然能够听见鲁帕特在树丛中的动静。但是如果她全神贯注于船的运动，那轻微的诡异的运动，她就能感觉到似乎周边很远的距离之内，一切都归于了沉寂。
故事就此戛然截止。这个经典的门罗式的结尾创造出了一种时间停滞的超验感，并可以指向任何一种可能性。门罗就此使小说从现代和后现代流行的锐利与陡峭中脱身而出，回复到契诃夫时代的含混与温暖，在开放的模棱两可中透显出惊人的美丽。
《好女人的爱》评论
门罗创作《好女人的爱》时正入花甲之年。这一时期她的作品风格愈发深沉与洗练，伦理的哲理性思辨成为其最重要的文学关注。《好女人的爱》这个题目包含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好”、“女人”与“爱”。首先，这三个词都属于典型的二元对立中的某一极：“好”与“坏”相对，“女人”与“男人”相对，“爱与恨”相对。三个词共同服务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好”这个词通常被认为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评语，“女人”表达了一种理想的性别伴侣，同时“爱”也与性爱与生育之类的人类繁衍经验密不可分。但是，换一个角度，道德仅仅是特定阶层所指定的行为准则，并且在实践中常带有双重标准，往往旨在为父权制的社会服务；“女人”一词暗含了相对于“男性”的边缘性身份；而“爱”也有“大爱”与“小爱”之分，难以一概而论。因此，从相对主义伦理观的角度来看待《好女人的爱》这个故事，才能更好地理解门罗在叙述中有意为之的含混性。
一
丹尼斯·戴菲在论文《一面黑色的镜子：作为宝琳的理想化身的<；好女人的爱>；》中曾经敏锐地揭示故事《好女人的爱》中所展现的现实与门罗本身的生活所具有的有趣的重合之处。比如说，故事中1951年的时间设置对于作家本人来说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那一年门罗第一次成功地发表虚构性作品，同年她还嫁给了吉姆·门罗。他同时提到了罗伯特·撒克教授的发现：故事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吉奈特·奎因，即奎因夫人，恰好死于门罗本人的生日（7月10日）。除外，门罗在对该故事的一次简短的评论中，曾直接以现实中那条河的真名，即门罗家乡的梅特兰河，来取代小说中的那条河“派瑞格莱恩”。事实上门罗家乡的那条河原本就是为了纪念历史上1818年至1828年上加拿大地区的督领派瑞格莱恩·梅特兰爵士而命名的，门罗在小说中只是稍微转化了一下而已。戴菲最后总结道说这些有趣的细节帮助人们理解：门罗所建构的虚构世界其实带有着目的明确的历史原型。换言之，门罗的虚构故事往往与真实的现实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使得现实呈现出复义性。
而在故事中，门罗着意通过叙事手段的操纵，展现出了此地与彼地，以及儿童与成人之间截然不同、相互隔绝的现实世界。故事的第一个部分“日德兰半岛”其实占据了全篇将近一半的篇幅，初读起来散漫得很，仿佛离题万里，和“好女人”安妮德的故事并无太多的关联，蛮可以简单地以“三个男孩在郊外嬉戏时偶然发现了威伦斯先生的尸体”之类的语句一笔带过。但细究之下，“日德兰半岛”这一部分又与安妮德的故事部分构成了一种并列隐喻关系。孩子们对于郊外骇人的发现所持有的异乎寻常的沉默态度——既没有报告警察也没有告诉家人——代表了他们对于成人世界的一种游离与怀疑的态度，而他们所持有的秘密又给予了他们一种优越性：是他们（而不是成年人）持有真相，并且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意愿与判断力决定说还是不说出这个真相。当他们看见年迈可笑的特维特上校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权威模样并且训诫他们别出声，快快走时，他们瞬间改变了原本要报警的念头，转而决定颠覆成人世界里所确定无误的那种权力关系。通过戏弄嘲笑那位老上校，他们成功地挑战了成年人所施加的权力。而他们对于谋杀案置之不理的漠然态度又与后来安妮德对同一事件痛苦焦灼的沉默形成了直接的对比。
事实上，“日德兰半岛”这个地名中还隐含着伦理判断的复义性与含混性。故事中，这个地方被叫做是日德兰半岛仅仅因为是它突出于河道与河滨的样子。但在历史上，日德兰半岛确实存在，位于北欧的丹麦境内。那个遥远的岛屿不仅代表了全然不同于安大略小镇的一种现实存在，同时也关联着一场著名的战役，即日德兰海战。日德兰海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由英国皇家海军在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海域对决德意志帝国海军。这场海战之所以出名，还因为英德双方都宣称自己获得了这场海战的胜利。一方面，德国舰队以相对较少吨位的舰只损失击沉了更多的英国舰只，从而确实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因此，海战结束后，德军的胜利被大肆宣传，德国官方对于日德兰海战胜利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二战以后。而另一方面，由于英军在海战初期连续的决策失误与配合失利，使得英国海军损失惨重，同时颜面扫地，英国国内一片指责之声，但随后英国海军司令部刊发了长文，宣称德国才是实际失败的那一方，因为舰队成功地将德国海军封锁在了德国港口，使得后者在战争后期几乎毫无作为，从而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这一论点最终也渐渐被国际舆论所支持。因此，日德兰海战是历史含混性的典型案例，而它对于加拿大也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时加拿大海军也随英国海军共同参加对德军的作战，所以加拿大也象征性地成为了这种历史含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加拿大士兵虽然在战争中伤亡惨重，但是他们所展现的英勇无畏却使每一位加拿大人都倍感骄傲。日德兰海战在加拿大人的集体无意识记忆中，是杂糅了失败与胜利的复义与含混。而这种伦理困境同样复制在了《好女人的爱》中安妮德对于是否告发鲁帕特一事所持的暧昧态度中。
二
故事中的“好女人”安妮德对于告发还是不告发“凶手”鲁帕特一事所持的犹豫与延宕的态度，像极了犹豫着要不要复仇的哈姆雷特。安妮德同样必须首先思量与确认自己行为的公正性才能做出行动的决定。“好女人”安妮德很清楚，理论上，她当然应该告发凶手，这是正义的。但是现实中，一旦鲁帕特锒铛入狱，他的女儿们就会失去唯一的亲人。况且，安妮德也并不是百分之一百地肯定鲁帕特就是凶手。奎因夫人说出秘密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很难判定她当时一定是神志清醒的。更主要的是，奎因夫人对于谋杀的场景一共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版本，一个比一个更为露骨与淫荡，这很难让人不对奎因夫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这一谋杀事件究竟只是她在病中的臆想还是事实。饱受病痛折磨的奎因夫人显然对周围健康的人充满了憎恨，她对于丈夫的爱已经消失殆尽，甚至对于自己的孩子们也极为冷淡和厌恶，这一切都让奎因夫人看起来更像是不怀好意的“坏女人”，至死都想伤害身边的人。她同时也对安妮德充满了敌意。她毫无羞耻地在安妮德面前展示着赤裸的身体，甚至有意借此羞辱安妮德的处女之身，她成功地在天性温良的安妮德心中激起了愤怒与厌恶，就像引诱人类在伊甸园里犯错的撒旦之蛇，企图也点燃安妮德心中的邪恶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