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救国主张。何香凝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这一伟大号召，利用其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力，不辞劳苦地奔走呼号，积极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该宣言指出：我们国家和民族“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是每个爱国同胞的天职！全国人民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华北大块国土沦入日伪之手的“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又在陕北瓦窑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策略。何香凝这期间坚决支持中共的正大主张。
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何香凝不仅自己带头而且还说服了许多人，一致起来签名响应这一宣言的号召，要求南京政府对该宣言表态。她在9月1日出席丈夫廖仲恺国葬南京紫金山仪式的讲话中，怒斥蒋介石等背弃了三大政策。同年“双十节”那天，何香凝在上海《社会》杂志上发表的《双十节的回忆与展望》一文中，抨击国民党自己不能救国，也不许别人救国的卖国政策，强调“反帝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要义”，对于日寇的侵略“除了抵抗而外，实在无路可走”，并提出要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应予人民以言论自由之机会，唤起广大工农参加抗战。她还表示自己“誓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以最后的生命之力之血，与我革命民众与青年，为民族国家前途而牺牲”。11月28日，她又在《星洲日报》上发表了《无忘国耻》的五言诗，号召全国民众不忘国耻节，速把雄心决，奋起抗战救亡。何香凝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与宋庆龄一起积极从事组建抗日救国团体的各项工作，并参与制定出《抗日救亡的初步纲领》，从而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这对促进和实现国共两党联合抗战十分有利。
中共中央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于1936年5月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把原先的“反蒋抗日”策略转变为“逼蒋抗日”；它同时又致公开信给国民党当局，提出两党再度合作，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何香凝当时积极配合中共的行动。她在当月抱病接见记者发表谈话时，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颁布《紧急治安法令》，及其与日本谈判《中日防共合作条约》等罪行，旗帜鲜明地表明：“坚决反对压迫救国运动、屠杀爱国青年及爱国分子，反对统制文化、压迫舆论”，并指出“联俄、联共是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先总理和廖先生的主张”，呼吁国共两党应再次实行合作。同年9月18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召开“九一八”5周年纪念大会时，竟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致当场死伤多人。何香凝闻讯后即与宋庆龄联名发出通电，怒斥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爱国群众的暴行。同日她又为《救亡情报》题词谓：“国破，是中国人之中国，凡是国民应速起来，共同救国。‘九一八’是我们最可耻的纪念日，如对于这国耻纪念要摧残压迫，无异于鼓动国民无耻卖国。”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发动扣押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何香凝热忱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正确方针，这对“逼蒋抗日”起了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为真正实现国共联合抗日，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等四项保证。何香凝参加了这次全会，并在会间与宋庆龄、冯玉祥等联名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转变立场，以利于尽快实现国共合作抗日；他们还在会上有力地驳斥了亲日派汪精卫等坚持“剿共”的谬论，最终使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中共的建议，通过了与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等条件下，与共产党实行再次合作。这就为国共两党稍后的合作谈判开了方便之门。
3月下旬，周恩来专程从延安南下杭州，与蒋介石商谈国共两党共同抗战的条件。是月底周从杭州到上海后，何香凝在王炳南家中与他会晤，彼此交谈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她进一步了解到共产党人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做的巨大努力，并增强了其对国共合作抗日的信心。何香凝随后拿了一套上好的狼毫笔、一本廖仲恺的《双清词草》和一本《何香凝画集》，托周转赠毛泽东以示问候。毛收到何赠送的礼物后，即于当年6月在回信中对她表示十分感谢和致崇高敬意，并告之曰：“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也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需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勉其继续为国共两党合作早日实现努力奋斗。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了全面侵华的罪恶计划；8月13日，日寇又重兵袭击上海闸北、虹口、江湾等地，威胁到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在中共方面和国民党内人士宋庆龄、何香凝等的敦促下，国民党中央社于9月12日公布了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与解放区合法地位的谈话，到这时，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核心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此正式建立起来。此后，中国人民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与组织下，开始了八年艰苦抗战的胜利历程。何香凝对国共合作抗战局面的出现，既感到欣慰又深受鼓舞。
在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全面英勇抗战期间，何香凝虽携全家妇孺几度辗转迁徙：“七七事变”后，她留沪援助“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后，她为躲避日寇迫害率全家移居香港，1941年12月底香港沦陷后，她经海丰、韶关转移到桂林，两年后又疏散至阳朔、平乐、昭平、八步等地；但她无论颠沛流离到哪里，都时刻关心抗战的前途与命运，始终坚持抗战、团结与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总是促勉国共两党同赴国难。何香凝在争取八年抗战最后胜利的过程中，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其一，何香凝继续参与发起组织抗日爱国团体，进行募捐等活动，尽力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援国共两党将士在前线和敌后进行抗日救国战争。她于1937年7月22日发起组建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号召全国的女同胞“团结起来，拥护抗敌政府，不分派别，遵照总理民国十三年代表大会宣言，一心一德，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在上海“八一三抗战”的3个多月里，何香凝一面组织了妇女缝纫团和烹饪队，为抗日将士缝制棉被、棉衣、棉裤与鞋袜；及赶制干粮等食品，送往前方；一面又作诗写信，勉励将士们英勇抗击日寇。她在9月25日写的《赠前线将士》一诗中，激励抗日官兵勇敢沙场去，留得忠名万古垂！10月29日，她致函扼守四行仓库的几百名国军抗战壮士说：“我在报上看见你们英勇豪壮的气概，使我感动流泪。……殉国的将士将因你们而愈伟大，前线的将士将因你们而愈英勇，全国的同胞将因你们而愈加团结，国际人士必将因你们而愈能主张正义！我已设法送给你们些救伤品和食品，聊表心意，盼望你们奋战苦斗，牺牲到底！”她这期间还电勉远在延安抗战的儿子廖承志，要努力奋斗御敌，以树全国青年抗战之楷模。
何香凝在举家迁居香港期间，大力支持宋庆龄等发起组建抗日爱国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广泛向海外华侨与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外友人募捐，并用这些捐款购买了大批的医疗物资，及时地转运给前线的抗日军队和坚持敌后根据地斗争的军民，有力地资助了国内的抗战。她还积极吁请各界妇女等为前敌将士捐赠棉衣和为抗战献金，并组织人力物力救济广东等地的难民。何香凝当时还努力作画，送给慈善卖物会义卖，或用于赠给华侨捐款人——华侨捐一笔款，她就送一张画，并向他们宣传抗战就要帮助八路军。1943年4月，何香凝携全家移居广西桂林等地后，仍不顾体弱多病，继续积极参与组织群众性的募捐活动——凡书画义卖，街头献金，劝捐游行，她都参加。
其二，何香凝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坚决反对投降分裂，勖勉国共两党应携手同赴国难。1938年10月日寇攻陷广州、武汉之后，在敌人的政治诱降面前，国民党内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当了大汉奸。蒋介石一伙也从1939年开始，由原来的片面、消极抗战，进而发展到不断在抗日民族联合战线内制造摩擦，并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面对这种情势，何香凝坚决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号召，一直以维护和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推进团结抗战为己任。
这期间，何香凝一方面通过撰文、题词、谈话——这期间先后发表了缅怀孙中山的文章7篇、纪念廖仲恺的文章6篇，警示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积极进行御侮救亡。她反复指出：我们纪念孙总理，就“应切实执行先生遗给我们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先生坚决主张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努力从事抗战”；“今天来纪念廖先生，更要发扬他的反帝精神，一致团结起来，和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拼命”，“去实现抗战最后胜利”。她在桂林期间曾题写警句：“坚决实行三大政策，每饭不忘！”用于自勉和警醒党人及国民。后来她又多次强调：“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斯为我国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之唯一保证。”
另一方面，何香凝同时又怒斥汪精卫的汉奸卖国罪行，并同蒋介石的妥协投降和反共言行进行坚决斗争。1939年12月，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出“艳电”公开投敌之后，她立即发表了《斥汪精卫》一文，痛斥汪氏附和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公然投敌卖国当汉奸的罪行，要求立即开除他的党籍；她在纪念“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的文章中，再次痛斥汪精卫是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并要求国民党中央“将历年来路人皆知的亲日主和、对抗战无信心的分子清除出去”，同时指出要警惕有人“曲解和修正”三民主义准备“和帝国主义妥协，做汪精卫第二”。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当局蓄意制造了屠杀新四军将士的“皖南事变”后，何香凝与宋庆龄等立即发出通电，严厉斥责蒋介石等人破坏与分裂抗日民族联合战线的罪行，指出国共团结抗战为今日所必需，强烈要求国民党最高当局“遵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她们还于1月18日致电蒋介石，再次要求他“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稍后，何香凝在昭平县的一次讲话中，又抨击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强调只有团结抗战，才可以自卫、图存。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阻挠，加上交通不畅，何香凝一直未去“陪都”重庆，长期在广西过着颠沛流离、靠卖字画度日的清苦生活。1942年，蒋介石派人专门给她送来一张100万元的支票和一封请她去重庆的信，香凝老人只在信封后面批上两句诗：“‘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原封叫来人退回去。”这期间，何香凝作了不少画，也写了一些诗，以此来抒发其对祖国山河之破碎倍感痛苦，及对抗战胜利和重新收拾旧河山充满着自信。如她在1943年画的《瀑布虎图》上题句谓：“已碎江山描不易，云黄水碧暮烟低”；她又在随后的漂泊途中赋诗云：“战云弥漫遍神州，国破家亡恨怎休？”“河山不复头宁断，逆水行舟永向前”，“中华儿女多英杰，收复河山返故都。”我们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其炽热的爱国激情、革命之乐观精神及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正是她始终热心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包括为此而积极作画、赠画与卖画），及勇于捍卫国共合作抗战的动力源泉。
何香凝同全国军民一道努力抗战，最终迎来了抗战的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因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2日派代表到南京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投降书。她在中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欢笑声中，结束了数年的漂泊生活，于10月底由广西八步经梧州回到了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