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廖仲恺的相继逝世，使国民党失去了重心。何香凝曾一度为此悲伤不已，但很快就化悲痛为力量、继续革命前行。她在丈夫去世后的几年里，同反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进行过坚决斗争，也在动荡的时局面前有过一度彷徨，但却始终未曾沉沦，而是一直在为革命、救国、救民奋战着。何香凝在中国革命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仅是孙、廖革命遗志和未竟事业的继承者，而且还是一位热心促成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及团结党内民主派反对蒋介石等独裁卖国与力争抗战救国最后胜利的女英豪。
廖仲恺与何香凝之间，有二三十年的师友之谊、夫妇之情、同志之爱；丈夫遇刺为党为国牺牲，何香凝所受到的打击是可以想见的。廖先生出事后的那些天，她面对着丈夫一瞑长逝的遗体，悲伤地哀悼死者和担忧革命事业的未来，精神与体力都有些支持不住。随后，何香凝应邀出席各界为廖先生举行的追悼会，看到工农兵学商群众的脸上都充满了悲愤之情与果敢之气。这时的她虽仍忍不住眼泪，但却已深深感到仲恺所流的赤血，已变作了革命的火花，因而毅然写下“精神不死”四个大字贴在门首，作为全家人的箴言。8月底，何香凝向参加悼念会的粤军将士——也是向全体革命者表示：“余敢掬其哀痛布诸同志，竭其心命为革命奋斗！……苟利于国，则举吾家以殉亦所不惜！”
在廖仲恺逝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何香凝先后发表了十几篇悼念丈夫的讲话和文章，不仅集中表达出其“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的誓言，而且还将这一誓言化为实际行动——为完成廖仲恺的未竟事业而努力践行三民主义和进行革命救国斗争。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之交，她面对国内日益逆转的政治局势，不做青藤附高树，宁为荷花不染泥，毅然有弃职出国之举；而当日寇之铁蹄践踏我国东北河山时，她又毅然结束了流亡生活，万里遄归以尽为国救亡的匹夫之责。
廖仲恺遇难后，何香凝在日夜哀思故人的同时，考虑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酬君愿”？她当时想到仲恺生前任过国民党中央的工农部长，始终致力于扶助农工运动，眼前及永久纪念他的最好方法是创办一所仲恺农工学校。为此，她在丈夫殉国后一个月时，就提出了在广州修建廖仲恺纪念公园，内附设一农工学校的提案。此案在1925年10月15日的国民党中央第117次会议上获准通过。随后，何香凝参加了经国民党中央批准成立的仲恺农工学校筹备委员会，亲自负责抓好位于广州河南石冲口一带的仲恺农工学校校园的规划与建设，及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到校任教等事项。与此同时，她又建议另设立以许崇清为主席的建校董事会，专门开展筹款办校工作。仲恺农工学校（今广东省“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的前身）于1927的3月26日正式建校后，何香凝就一直兼任校长达15年之久，为该校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力和作出过巨大贡献。
仲恺农工学校建校后不久，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即对该校不予支持，致使其面临经济困难问题。为继承丈夫的遗愿，保证仲恺农工学校的发展壮大，以造就更多的农业科技人才，解决办校经费就成为校长何香凝的当务之急。这是她1929年秋弃职赴南洋卖画筹款的原因之一。11月4日，何香凝在新加坡南洋酒店招待华侨界人士致辞时曾明白地说：“此回姐妹远游原抱两大目的：盖欲环游世界，一以筹募仲恺农工学校基金，一以宣扬祖国文化”；她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篇回忆中也写道：“仲恺死后，我为纪念仲恺一生爱护农工、扶助农工的意愿，特出国到南洋卖画筹募款项，于广州市河南建立仲恺农工学校。”
何香凝继夫志的另一行动，是表明誓不与背叛孙中山与廖仲恺革命事业的蒋介石及汪精卫一伙同流合污。廖仲恺逝世后的国内局势，一方面是国共合作联合战线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仍走向高潮，另方面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猖狂地分裂国共合作和破坏国民革命事业。面对这如火如荼发展的国民革命形势和急剧逆转的国内政治局面，何香凝一如既往地践行三大政策，继续为捍卫和推进孙中山与廖仲恺未竟的革命事业而进行不懈的奋斗。她曾表示：为了对得起孙总理临终的嘱托和廖先生，可以不做国民党中央的官，愿以一个党员资格专心地宣传三民主义。同时，何香凝在目睹了党内右派势力日益危害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情势后，又不禁为革命前途而担忧，认为“我们四面受敌的中国，譬如坐在一叶孤舟上，同受着惊涛骇浪的打击”，为挽救革命事业和国民党，“大家要消除意气，同舟共济冲出四面波涛的苦海，达到光明的彼岸！”她强调要记取过去党对西山会议右派打击不力，致令党纪摇动的教训，今后应严厉地制裁一切右派反革命，以捍卫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事业。
何香凝在打击制裁反革命派的问题上身体力行。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后，她即于13日晚在汉口发表了《蒋介石是反革命派》的演说，指出蒋的言行“全与廖先生意旨相反。廖先生在时常说，反对农工即反革命，现在蒋介石居然反农工了，居然反革命了！”广大革命党员尤其是武装同志“应遵照廖先生说的话，打倒这些反革命派！”她还在22日同其他中央执监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一道发出讨蒋通电，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事业的罪行，号召全党同志和革命人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及其所辖各省区，由此而掀起了一阵阵讨伐蒋介石的浪潮。
然而需指出的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的思想行为是复杂的，有时难免会出现些差错，当时的何香凝也是如此。她从廖仲恺殉国后勇于捍卫三大政策，到最后决志与国民党完全决裂，中间经历了几年艰苦战斗的曲折历程。作为一位老国民党员，何香凝在这一过程中思想上一度产生过困惑，行动上也偶有彷徨甚至失误之处。具体而言，就是她这期间既同蒋介石及汪精卫辈作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又曾有过某些方面的妥协与调和：如她曾对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关于打击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定持保留态度；她在汪精卫召开的“七一五分共”会议上附和同意实行“分共”；她在宁汉合流后曾偶有指斥中共的言论，并出席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27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婚礼，为其证婚；她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前夕，与汪精卫一同领衔提出要蒋介石复任北伐军总司令职，还与蒋联名电请粤方“中委”赴沪出席四中全会。这些说明何香凝当时在思想上仍免不了有以本党为中心的主导意识，其在行动上有时还无法冲破党内复杂的社会人情关系网；她对蒋、汪等人的反动本质及其危害性的认识，尚需有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反苏活动，完全彻底地背弃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纲、政策和事业。这才使何香凝最终认清了其反动真面目。她在该年秋冬的一次会议上声明说：“在孙先生临终前，我既然答应过他，矢意遵守改组国民党的主张，遵守三大政策；……而且廖仲恺也曾为此付出了生命。我现在身负两大重责，绝不能违背他们的遗志。你们这样反共反苏，我要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我遵守总理的遗言……你们反苏反共是你们的事。”她在1929年3月11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明确反对召开伪国民党的“三大”会议，并指斥目前的国民党“已不能代表民众之意思，而每为军阀官僚所利用”。此后，何香凝摒弃一切职守，宁以画笔维持清苦的生活，而不愿同流合污去做国家民族的罪人。尽管蒋、汪把持的国民党中央仍给其名位，但她却一直在“海庐”寓所赋闲，并将薪水捐赠给马占山等部抗日义勇军，自己则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革命气节，靠卖字画来度日。在1928—1929年，何香凝曾在画作上书有“半匙丹粉和双泪，滴染云笺写落枫”等句；柳亚子则为其绘画题写了“孤松犹见岁寒枝”，“撑住河山似旧时”等诗句。这从一个侧面刻画出了何香凝当时的清苦生活及其革命志节。
何香凝为了解决国民党当局停拨仲恺农工学校经费后所造成的困难，同时也为了表明自己与反动当局彻底决裂的政治立场，及排解胸中有心除魔而无力回天的烦闷，终于在1929年夏决心出国卖画，为仲恺农工学校筹款。经过两三个月的准备后，她带上自己的绘作和友人的赠画共300余幅，于9月18日登上了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抵港住一宿后再乘法国邮船前往菲律宾马尼拉。何香凝在那里举办了书画展卖会，约筹得款项五六万元，她即委托驻马尼拉的邝总领事把款汇给广州仲恺农工学校。10月14日何香凝抵达新加坡后，受到驻新总领事唐榴及当地侨领胡文虎、陈嘉庚等的热烈欢迎与支持。她在11月17—19日举办了大型书画展卖会后，除将5000余元叻币即汇回广州外，还留足了旅欧的费用。11月29日，何香凝登轮离开新加坡，经红海、地中海前往法国，于12月中旬抵达马赛港，旋转火车赴巴黎，不久再搬到市郊的里拉顿岛居住。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何香凝除与儿子廖承志在德国柏林住了3个月，并在此会见过宋庆龄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巴黎郊外度过的。她这期间在生活上坚持自食其力，仍时时留意国内形势发展的走向，并关心在法国的留学青年，一有空则尽情地作画。何香凝当时绘画的代表作，有《青松梅菊》、《红梅菊花》、《红叶雪景》、《月虎》等，其中属上乘佳品的6幅屏《松竹梅雀》，曾有法国人愿出重金购买，她就是舍不得放手。通过这次弃职出国漂泊的书画品展卖旅行，何香凝这位著名女画家已蜚声并享誉海内外；她作为不愿同流合污的国民党民主派斗士的形象，也开始树立起来。
正当何香凝在法国巴黎市郊过着流亡生活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出兵侵略我国辽宁省的“九一八”事变，我国的抗日救亡斗争运动从此迅速勃兴和走向高潮。何香凝在国外再也待不下去了。她于10月3日自巴黎致函给上海《申报》馆，表示自己“虽已年老，不能奔逐疆场，然亦必马上归国，誓随我民众之后，做救护死伤工作，以向日本帝国主义致最后之死命”。何香凝言行一致，立刻结束了在异国靠卖画度日的漂泊生活，于月中由巴黎前往马赛港乘船东归。11月中下旬，何香凝在归国途中被国民党“四大”会议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她经过新加坡时发表谈话，号召广大侨胞积极声援与支持祖国人民奋起抗战，在11月28日回到上海后，即马上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