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内部很快出现了左右派之分——部分忠实执行孙中山反帝反封建革命政纲，及其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政策而维护国共联合战线的国民党人及其他革命分子，成为国民党左派；廖何伉俪与宋庆龄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那些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妥协勾结、反对三大革命政策及破坏国共合作的派别与个人，则构成为国民党右派；他们是反革命势力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先后犯下了一系列分裂首次国共合作与断送国民革命事业的罪行。廖仲恺曾认为国民党内左右派间的斗争，是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他们夫妇在孙中山的支持及共产党人的密切协助下，带领国民党左派同右派进行了长期的坚决斗争，廖仲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是“联共”还是“反共”，这成为区分国民党左右派最显著的分水岭。右派们为破坏国共合作，总是将矛头指向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孙中山生前，廖仲恺与何香凝等取得了反击右派斗争的一次次胜利，从而巩固与扩展了国共联合革命战线，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整个国民革命向前发展。
国民党“一大”刚结束，冯自由即于1924年2月上旬，纠合刘成禺、谢英伯、徐和清炮制出一份“警告李大钊等案”准备发难。廖仲恺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孙中山，说他们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孙闻讯后于2月16日传4人至大本营加以训斥，迫使他们这一反共提案胎死腹中。6月上中旬，广州有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黄季陆等人，向中央党部提交的所谓“制裁共产党不法行为”案；还有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向中央党部呈交的“弹劾共产党书”，要求对跨党之中共党员从速作出严肃处分，他们还在气势汹汹地质问鲍罗廷时，公然提出国共两党不如分道扬镳。在此前后，上海、北京也有右派党员“检举”共产党人之事发生。为遏制右派的反共言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于7月3日举行第40次会议，讨论邓泽如等人的“弹劾案”。这次会议在廖仲恺等人的努力下，作出了三项决议：（一）发表重申党纪的党务宣言；（二）召开中央执监委员全体会议解决此案；（三）呈请孙总理裁断。会议还要求全党同志，应遵守国民党“一大”所发表之“政纲、宣言和党的纪律，依前努力奋斗”；而后中央党部在7日发布的党务宣言中则重申：“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为妥善解决上述“弹劾案”的问题，国民党中央于8月15日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以中央政治委员身份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议期间，由于廖先生及中共党员瞿秋白等的推动，中央政治委员会于20日举行第六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议案，并于次日提请中央全会承认上述议案。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此表示完全接受，并作出决定：（一）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一由国共两党成员及苏俄顾问共同组成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以便于沟通声气，进而消除国民党内对于中共党团活动之猜忌。（二）发布《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训令，重申“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凡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属性如何，吾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至此，邓泽如、张继等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宣告失败。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原先反对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的那些右派人还在、心不死，而步其后尘的另一股右派势力也开始兴风作浪。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面临着更加复杂与尖锐的斗争。他俩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多次参加追悼孙中山大会，发动了一场以“谨承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廖语）为主旨的政治运动，并在行动上一如既往地坚持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领导着国民党左派继续国民革命斗争，因而成为当时国民党内“承继总理遗忘，为党最能负责、最能工作而又勇敢于革命运动、工农运动及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
号称国民党内反共急先锋的冯自由，早在孙中山逝世前夕的1925年3月8日，就纠合一些右派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抛出了反共产、反苏俄、开除共产党人和反对罢工等四条纲领。不久后，章太炎、唐绍仪等又在上海组织了“辛亥俱乐部”和“反赤大同盟”，公开表白反对国民党中央，并疯狂地开展了反赤运动。廖何夫妇当时奋起痛击这些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在他们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先是通告全党指出，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是非法团体，其一切活动与本党毫无关系。该执委会后又于4月23日依据第70次会议的决议，将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一批右派党员开除出党。
就在冯自由等老右派受到沉重打击之际，新生的右派势力——广州和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加紧了反共反苏的活动；执掌国民党中央大权、一度曾以中派面目出现的胡汉民，这时也成了右派们反共的领袖——所有的右派中央执监委员，每为胡之马首是瞻。在右派势力的拥戴下，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名义主持的中央政府机关，有意无意地阻挠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继续实行，国共合作联合战线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廖仲恺勇敢地同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右派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首先，廖仲恺从理论上揭露国民党内右派的反动本质与卑劣手段。他在1925年5月发表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中，将斗争锋芒直指胡汉民等，并强调这些右派就是反革命派。该文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民党中，必然发生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他同时又在演讲中指出：有些人“投身于国民党，造出‘共产’、‘赤化’、‘亲俄’等名词，以图在党中捣乱、破坏本党，是诚谋陷本党最毒之手段也！”
其次，廖仲恺努力联合左派打击右派势力，捍卫三大政策，继续推进国民革命事业。为此，他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等和中共党员的支持下，于1925年夏间干了几件大事：一是领导进行平定滇、桂军叛乱的斗争，大大削弱了右派军人的势力；二是大力促成大元帅府改组为实行委员制的广州国民政府，剥夺了胡汉民的最高权力，从而打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中的右派势力；三是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省财政厅长名义，厉行统一广东财政，将原由各军和一些政客把持的财权收归政府手中。廖因此而成了胡汉民等人的眼中钉。
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后来指出：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形式上是汪精卫领导的政府，而实际上是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廖仲恺领导的”——他才是革命左派的真正领袖。廖的革命举措招致了反革命派的嫉恨，右派们必欲去之而后快，并终于使出了买凶行刺的毒招。8月20日，廖仲恺偕夫人何香凝等一同赴惠州会馆出席中央执委会的第106次例会时，在门前遭到了凶徒的刺杀；他为捍卫首次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革命政纲与三大政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何香凝在丈夫被害后曾对邓演达说过：廖先生遇刺“是党里同志忍心出此手段”；曾参与“廖案”审查的周恩来后来指出，对于此次暗杀廖仲恺事，“胡汉民事先是知情的”。
廖仲恺逝世后，何香凝接过了丈夫手中的革命旗帜。她在廖仲恺殉国后明确指出：廖先生是为拥护总理的三大政策而死的，我必须继承其遗志，为打倒帝国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奋斗到底。何香凝说到做到，在新形势下继续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主义和革命政策，顽强地同国民党右派势力作坚决斗争。
一方面，何香凝同廖仲恺生前一样，坚定地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捍卫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和进一步推进国民革命运动。首先，她一如既往地贯彻“联俄”政策，再三说明孙中山与廖仲恺主张“联俄”，是旨在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赶快联合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进而达到世界大同。她在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名义致电共产国际妇女书记部时指出：“我们知道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更决心与全世界妇女联合，依照你们指导的大道前进，以达到全世界妇女解放之目的”！
其次，何香凝坚定地执行“联共”政策，反复强调必须联合共产党人共同奋斗。她在丈夫殉职后一个星期对省港罢工工友讲话时，重申廖先生的一向主张——“要想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她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会上呼吁：“我们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她在7月一次讲话中强调：“既然承认总理容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即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们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她在纪念廖先生殉国周年的文章里，又期望国共两党同志既“同舟就要共济，而不要桨橹相触”。她后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应该坚持孙总理制定的政策，进一步巩固国共合作。在平时的工作中，她总是与身边的共产党员保持着上下级的和谐密切关系，依赖并放手让其负责开展各项革命活动。
最后，何香凝努力奉行“扶助农工”政策。这期间她多次指出：“欲求革命成功，打倒帝国主义，非先帮助工农不可”；“农工实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要完成国民革命，只有切实扶助农工！”并强调“扶助农工就是革命，摧残农工就是反革命”！其在行动上则始终大力支持与赞助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
另一方面，何香凝在蒋介石右派军人集团破坏三大政策与国共合作的新情势下，同他们的反共反苏行径进行了斗争。1925年12月，当她得知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将向来年的国民党“二大”递交一份反共提案时，即马上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反共产，便是分裂本党之革命势力”，将成为历史罪人，结果使他们的提案胎死腹中。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挖空心思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派兵逮捕了部分共产党人和包围苏俄顾问住处后，何香凝于次日冒险见蒋怒斥他说：“你昨夜的行动，太背信弃义了，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蒋听后理屈词穷，只好赶快撤兵放人，随后还假惺惺地自请处分。同年5月中旬，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打击排斥中共的“整理党务案”后，何香凝当即痛斥这个提案是反共、反苏俄、反对工农的，完全违背了孙中山的真意。她说到气愤时竟拍桌顿足，含泪抗议会议通过此案。何香凝上述维护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事业的言行表明，她不愧是孙中山的战友和廖仲恺的革命伴侣，的确是继廖先生之后的又一国民党左派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