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时代伟人，他所以称得上“伟人”，因为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彪炳青史；孙中山的思想智慧，超越时空。他的伟大之处，难以道完，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他首先发出“振兴中华”的最强音，领导武装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世界的东方创建民主共和国，加速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伐；他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不断拓展民主革命之路，为捍卫共和战斗不息，临终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未雨绸缪，为新中国建设，勾画精神、物质和社会三层面的宏伟蓝图，提出防止贫富对立的经济纲领——“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憧憬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理想社会；他揭示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之后，必须进行文化建设的社会发展规律，创导“兼收众长，益以新创”的开放文化观，创立既“因袭”传统文化，又“撷取”外来文化，并富于创新的理论学说——三民主义；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战斗不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6年，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发表讲话。他对孙中山有三个定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这是党和国家对孙中山的高度评价，这也是从政治层面上的肯定。孙中山之所以伟大，何止在政治方面？作为国家领导人，为了突出某一方面，可以仅仅着重在政治方面。然而，在学界，对孙中山的全方位研究，则须全面，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贡献，也应予以充分肯定。
就经济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中，窥见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对物质建设蓝图，那一笔笔的勾画，实在令人惊叹：“历史如此地巧合！”学界不得不对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作的探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异口同声地称他为“中国近代化先驱”。这对孙中山的又一定位，无疑是公允的、再恰当不过的！
孙中山，确实是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前瞻者，他虽无缘实施自己所亲手绘制的宏伟蓝图，但他的思考、他的智慧、他的策略、他的措施，已足以为今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启迪：“开放主义”政策的实施，海外资金、人才和管理方法的引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交通先行，全国蛛网式的铁路系统、公路系统，运载的便捷，犹如血脉畅顺，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健康机体；三峡水利工程，以及全国水利大兴，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以北部、中部、南北三大港口带动，形成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和珠三角经济区，那区域经济，带来社会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西北开放与海南建省，加速了边远地区的建设步伐……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折射出孙中山那深邃的思想光芒，彰显出他那高瞻远瞩的大智慧。称孙中山为“中国近代化先驱”，他当之无愧！孙中山虽不是经济学家，实践却证明他不愧为“近代化先驱”。
就文化而言，孙中山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文化论争极其激烈时期。他从民族振兴的立场出发，不得不卷入了论争的热潮。他以新的文化主张正确回应了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代万历年以来，西方文化自澳门而进入广东，由边远地区而进入中华帝国的心脏地带，所向披靡。“西学东渐”，不仅带来了西方新的科学技术，为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养分，同时，西人以西学来“归化中国人”，以文化“攻心”，使维系了两千年的“华夏中心论”受到了挑战。于是，自16世纪以来，数百余年的文化论争，旷日持久，众说纷纭，观点交错，思潮迭起。虽各历史阶段争论的重点不尽相同，各派系的说法莫衷一是，但概而论之，无非是三种主张：一是“全盘西化论”；二是“华夏文化中心论”；三是“新旧调和论”。尽管各持己见，不相妥协，但在交锋的背后，却蕴藏着彼此相一致的宗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进行新文化路向的探索。
顺应时代潮流的孙中山，同样出于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以特有的多元思维和大智慧，考察和反思了文化论争中的种种主张，矫正了前人和同代人的一些偏见。而后，明智地提出：“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写在1922年9月4日《中国国民党宣言》中的这一句话，是孙中山一贯的文化理念，也是他在文化论争之中，脱颖而出，独树一旗的文化主张。这种“开放创新”文化观，既主张继承和弘扬中国固有的文化，保住中华民族的“根”，也认为要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为中华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且在这二者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孙中山本人，首先践履了这种既要开放，又要创新的文化理念与主张。在革命年代，孙中山所创立的学说——三民主义，便是熔古今中外思想于一炉，而构建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富于时代精神的思想体系。在1923年初完成的《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谈及三民主义的来源时称：
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三民主义，体现着孙中山的文化开放与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成为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第一推手”，使他成为中华文化现代转型进程中的界碑式人物，使他成为文化创新的楷模，使他成为外来文化实现中国化成功的探索者。因而，不言而喻，孙中山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贡献不可低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孙中山，更注重民族文化。经历了无数坎坷，孙中山痛定思痛，悟到了文化在民族精神的振奋，乃至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意义，故强调“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强调中国的“王道文化”对构建大同世界的重要意义。这一切，无疑对今人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人们又怎能忽视他在文化领域的贡献？
孙中山，称得上是最具实力、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他在中国人的心中，犹如林肯在美国人心中。二人的伟大，可同日而语！孙中山，确实称得上是20世纪的伟人，他以自己的功绩作了回答，历史也已为他作了明确结论。
对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给予肯定，并自称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
早年曾读过孙中山大量著作、受过孙中山影响的毛泽东，曾为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的打响而欢呼，主张推举孙中山为领袖。以后多次谈及孙中山，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多本著作中，无不表达了他对孙中山的敬仰和继承。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如是赞扬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面临的新局势，提出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和策略时，毛泽东想起了孙中山。在“我们的一般纲领”一节中，明确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鉴于此，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认定，孙中山的纲领和政策，处处同共产党的主张具有一致性。比如：在政治制度上，毛泽东说：“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强调，“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同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之’，这一伟大的政治指示”，“必须尊重”，并“坚决地实行”。在经济政策上，毛泽东说：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
孙先生的经济原则是什么？毛泽东作了具体说明：“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便是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节制资本’主张”。
收入《毛泽东全集》的《论联合政府》一文，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政治报告，里面近十次提到孙中山，而且长篇累牍地诠释孙中山的经济政策。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版的《毛泽东文集》里，收入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文中，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态度令人惊讶。他说：
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一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
毛泽东甚至说：
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竟然把孙中山当作一面“旗帜”，要共产党人用“清醒的头脑”去看待，要共产党人世世代代把它紧紧抓住。毛泽东还强调，我们越强大有力，就越需要孙中山。现今，中国已经在世界的东方崛起，该是“越要孙中山”，越要抓住孙中山的“好东西”的时候了！当然，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也十分明确地说明，共产党人与孙中山的主张有差异，二者间的切合之处在于民主主义阶段上，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全民权力的一致性。尽管共产党的主张与孙中山存有异点，但也没有影响孙中山在毛泽东心目中，在共产党人心目中的伟大形象。
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每逢一些重要节日，人们都把孙中山的巨幅头像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人们一次次为他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代表国家和人民，宣读了全面评价孙中山的纪念文章。文中，明确肯定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旗帜”。文中清晰提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还赞扬孙中山的伟大品格：“谦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特别提到：“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虽然毛泽东也认为，孙中山同“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一样，都有他们的缺点”，但是，他强调，对此必须要历史地加以“理解”，不可苛求。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和肯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被人们遗忘了，更没有人再敢说“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了！直至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才重新有明确的说法：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历经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2006年11月12日，胡锦涛主席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孙中山先生对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贡献，我们永远缅怀他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
胡锦涛主席的讲话，重新高度评价孙中山的贡献。他从四方面肯定孙中山的功绩：
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始终与时俱进；孙中山先生一生不懈奋斗，始终坚忍不拔。
孙中山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
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
胡锦涛的讲话，更突出了共产党对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他如是说：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密切的合作者，最踏实的继承者。
他还感慨而真切地说：
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令他忧虑重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他念兹在兹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的理想正在逐步实现。
三个“令”字，高度概括了孙中山所开拓的事业，在当今已经或正在完成。孙中山确实不愧为20世纪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振臂高呼，以及奋斗不息的世纪伟人。
党的文件上的伟人，是不是广大民众心目中的伟人？常听有人说，“孙中山说起来伟大，实际上并不见得伟大”。在网上，便有人说，挂孙中山的像还不如挂秦始皇或袁世凯的像；甚至有人说，孙中山是一名没有法制观念的暴君。可见，既然存在不同的看法，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以取得共识。回应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对孙中山进行重新评价，解读孙中山的思想，还他一个历史的真实面目。
在当今，为孙中山添加新的定位，这样对孙中山的总体评价，或许会变得更合理，更贴近历史的真实。一个人，盖棺而不能定论，固然是极大的“不公”，诚然，历史研究往往服务于现实的需要，重新解读孙中山，从现实意义上说，一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需要发挥孙中山在海峡两岸，在全球华人中，那尚未衰退的影响力；二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从孙中山的理念和蓝图中得到借鉴，吸取孙中山的智慧和文化精神。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都有必要正确解读和积极宣传孙中山思想。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民族赋予我们的职责。孙中山，是世纪伟人，但他是人，不是神。他的一生历尽坎坷与挫折，而愈挫愈奋；他的思想曾一次次的飞跃，不断地提升。从维新到革命，从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到坚决反帝，从依靠军阀到依靠农工……他总是在错误与困境中，反思与超越，这正是他所以成为世纪伟人之关键所在，也正是值得后人学习与继承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