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在政治上的业绩，常常被人们赞颂；作为近代化先驱的孙中山，他构建的建设蓝图，开始被人们关注。比较遗憾的是，孙中山作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人或学人，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贡献，却没得到应有的评价。
事实上，孙中山一生致力于革命，他从民族复兴的立场出发，曾提出精辟的文化主张；他融汇中西文化，创立革命学说——三民主义。他的文化理念与文化学说，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值得后人充分肯定和借鉴。
文化建设，继武力之后
事物的发展，总有自身的规律。“由武力而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般进程。“马上得天下，马下坐天下”，在武力开辟之后，旧的国家机器、社会文化习俗被冲击之后，继之，必然是新文化建设。这样，社会才得以长治久安，国家才得以兴旺发达。
孙中山依据历史经验，认定在武力革命之后，必然迎来文化建设。他说：
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
事实确实如此！据史料记载，武力可以打天下，但不能“坐天下”。“坐天下”必须用文化，秦灭汉兴的历史经验最为典型。
《汉书》这样记载：东周末年，秦国以武力灭了七国，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实现了中国的第一次的真正统一。秦始皇在“武力开辟”之后，不懂得文化的价值，没有进行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虽然他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进行文字改革，对汉族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然而他却不懂得应进行“种种文化之发扬”，而依然采用军事斗争的方式管理社会，采取“焚书坑儒”政策，烧毁大量典籍，坑杀数百读书人，不许私人办学，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型的文化毁灭事件。加之“严刑寡恩”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农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仅维持了十余年光景。血的事实，写下武力之后不进行文化建设的惨剧。
如果说秦王朝的覆灭是反面的教训，那么，汉代从高祖到武帝对文化的重视，带来了太平盛世，那是武力开辟之后进行文化建设，带来社会兴盛的正面典范。
出身低微的刘邦，在打下江山之后，还抱着“马上坐天下”的想法，对文化不感兴趣，对读书人不尊重，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做尿盆。他更不喜欢官员读文化典籍，看到陆贾读《春秋》、《尚书》，他极不高兴，对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陆贾回答：“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率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用历史事实，回答了刘邦关于“马上”可否治天下的问题：假若秦朝用怀柔的文官治理天下，那你刘邦怎么可能夺秦的天下？
迄至汉武帝，即位之后三次下诏，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等。儒生董仲舒对应时，得到汉武帝的称许，他提出的“独尊儒术”被确立为统治思想。他，构建起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天人感应”论，用“天赋王权”方式，论证了王权的合理性，为刘姓的统治铸造了理论基石；他完善的“三纲”论，确立了以君、父、夫为主导的封建纲常，为巩固自然经济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家庭，并由家庭而扩展为整个社会的治理体系，而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丰富了的“均富”论，提出以“不患贫而患不均”为原则，又以防止出现“大贫”与“大富”为“度”，主张在差序格局不变的前提下，使社会财富相对地调均，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而使“均富”治国理念，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良方。
董仲舒营造了服务于大一统统治的新理论体系，并提议确立儒家的“独尊”地位。汉代的文化建设，有了较前明显的推进，由是带来了社会文明与繁荣。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在京都长安设了太学，以及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儒家在广泛传播的同时，研究经书之风盛行，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术流派。汉代产生了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史记》，以散文、赋、乐府诗为主要形式的文学，以及绘画、音乐、杂技和雕刻艺术等，在汉代都有长足的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如天文、历法、算学、地理、医学、造纸术等，也取得不少成就。汉代的一代盛世，显示武力破坏之后，必须进行文化建设。
秦衰与汉兴的正反经验，凸显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考察了古今中外历史的孙中山，把历史经验上升为一般规律，为辛亥革命后建设民主共和国的中国民众指明奋斗的方向。他已揭示了社会的变革由“武力”而进至“文化”的普遍性和规律性。
谙熟历史的孙中山，渴望在武力开辟之后，进入文化建设，通过文化建设实现社会的兴盛与民族的复兴。
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创立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而后，用暴力冲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国，先后领导了11次武装起义，最终创建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任了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后，急于走近代化之路的孙中山，以为武力革命已终结，文化建设即要开始。于是，民国成立伊始，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以临时政府的名义，不足三个月便颁发了三十多件法令，力图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和发展工商业，促进民主政权建设，推动移风易俗，培育良好社会风尚。这一切，无不体现孙中山在武力夺权后，着手文化建设的初衷。
历史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鉴于各种原因，孙中山不得不辞去担任不久的临时大总统职务。为共和国建立贡献大半生的他，不仅未感到沮丧，反而兴高采烈地投入建设事业中。孙中山认定，推翻清王朝解决了民族主义，紧接着还要把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他奔赴全国各地宣讲民生主义，阐述发展实业、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必然性，又积极投入实地调查，思考经济建设问题。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成立时，孙中山还亲自带领考察团到日本，寻找铁路建设的具体经验和建设资金。只是他的建设计划被袁世凯复辟打破。宋教仁事件发生后，孙中山深感“革命尚未成功”，“武力的破坏”还没有到火候。他毅然从日本回国，领导“二次革命”。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又领导护法运动，希冀继续用武力捍卫新生的共和国。
民国初年，战事没有结束，“发扬种种文化”的时机并未到来。然而，孙中山坚信，武力破坏之后，文化建设定要到来，这是历史的必然。他紧紧抓住时机，未雨绸缪地准备社会文化建设的思想武器，以及具体规划。1917—1919年，他先后完成《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后来汇编成《建国方略》。书中，他从政治、物质与精神三个层面上，勾勒中国建设的远景规划，这成为广义的文化建设的蓝图，以及建设思想的重要记录。此外，他的文化建设思想，大多体现在他的公开演讲及私下言谈之中。晚年孙中山，更多谈及文化与民族振兴的密切性。
深刻理解历史经验的孙中山，从哲学的高度，社会建设的战略高度，认定“由武立国，由和平建国”是必由之路。文化建设被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认定在武力破坏之后，文化建设是必须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正是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的高明处。可惜的是，后人对孙中山的文化建设思想缺乏理解，多少年来，学界太忽略对这方面的发掘和研究，甚至还有资深的孙中山研究大家，居然对别人对孙中山文化思想的研究采取不屑的态度。这里不得不呼吁：人们都应对孙中山在文化理念上的创新，以及新文化体系的创新，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了解！
新文化理念：兼收众长而后创新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活动家，他无暇撰写长篇的文化论著，也来不及对“文化”作科学的“界定”。然而，他“一面做革命运动”，“一面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他深切地关注和反复探究文化问题，明确提出“对欧洲文化采取开放态度”，又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作用。他主张中国文化必须开放，文化开放的根本目的是“振兴中华”，文化开放的具体途径是“兼收众长”；文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是“恢复和弘扬”民族文化。因而，他纠正了文化论争中的许多偏倚，拉近了“欧洲中心”论者和“华夏中心主义”者的距离，从宏观上明确了在社会转型中，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他憧憬未来的中华文化，将是既有时代精神又有民族形式的崭新的文化。
时代呼唤，“兼收众长”
孙中山生活在国门已被打开，西学东渐的变革时代。如他所说，“欧洲文化东渐，他们的政治、经济、科学都传到中国来了”。从牛顿、哥白尼、笛卡儿、培根到达尔文，无不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可以说中国文化已处于自汉唐印度佛教传入之后的第二次大开放。
面对中国被迫开放，中国固有文化受到冲击的变局，有人拍案而起，为西学呐喊助威；有人遮遮掩掩，给西学披上中国古装；有人则视西学如洪水猛兽，罪之曰“离经叛道”，故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在此大氛围中的孙中山，必须首先回答，中国文化应不应该开放，如何完成时代要求的文化创新。
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在3000年文化论争的最后时刻，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提出：
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
这，便是主张在新形势下，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中，中国文化必须开放。孙中山甚至认为，只有文化开放，才可能使近代落后的中国重新振兴！
孙中山认为，文化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他把“文化”与“文明”作同义词。在孙中山看来，文化并非文人骚客打发时光的消遣品、专利品，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的成果。他认为自古便有“哲学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伦理的文化和工业的文化”。
考察了历史的孙中山，确认文化的进步与落后同国家的强盛与衰落，几乎同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曾是“文明之邦”，“文化上是最先进的国家”，又“是很富强的”，“堂堂大国”，被拜为“上邦”，列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的大国，各国曾派员前来学习。盛唐时，京城西安同时在学留学生多达三万余人。然而，近几百年来，中国文化落后了，原来较落后的欧洲文化“进步很快”，“物质文明很发达”，欧洲各国“渐渐强盛起来”，他们“专用这种武力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中国就是在西方的“洋枪大炮”的淫威下，沦为比殖民地更不如的“次殖民地”。
进而，孙中山指出，中国近代革命起因于对先进文化的追求，而革命之成功又有赖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形成。孙中山认为，正因为“欧美近代的文化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化，才主张革命”，而要革命必须文化开放。孙中山主张“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化采取开放态度”。他冀求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选择”，而使我古老而又“停滞不前”的中华民族文化重获生机。他的具体思路是：
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在中西文化的融汇中，给中国文化铄进新的时代精神，即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
之所以必须汲取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是因为孙中山以“学问为立国之本”。他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振兴中华既要求“破坏之学问”——革命理论，又求“建设之学问”。早在流亡海外之时，他便立志寻求一种“上乘”思想以拯救苦难的中国。他认为：
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
事实上，这种上乘思想的主梁骨，便是民主主义。然而，中国古代的“重民”，“以民为本”，并不等于民主主义。它决非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而须外铄，从国外引进。
民主思想与发达商品经济相伴而生，它是一种商品意识，又是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因而，它不可能在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中国从来“重农抑商”，长期受到抑制的商品经济，在明末清初，虽已见发展之端倪，但好景不长，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寒霜般地摧残了商品经济的幼芽。从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的中国近代经济，始终产生不出民主思想，一批仁人志士只好不耻于以敌为师，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也曾自诩：
我素重西学，深染洋习，欲将中国格外振兴。
他以大半辈子时光，上下求索，不辞辛苦，在西方寻觅那能使“中国格外振兴”的思想武器。
1911年，武昌起义后的风风雨雨，无数的挫折与折磨，更加深了孙中山对文化开放与民族振兴这二者关系的认识。他清楚地看到，暴力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无法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帝王观念，打倒了一个大皇帝，却接二连三地冒出一个个小皇帝。从中央的袁世凯，到地方的陈炯明，多少人想当官、做皇帝。他愈来愈认识到“吾党欲收革命之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只有以“欧美之民主”思想，去取代封建的“帝王思想”，方可实现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制”的革命转变。
决心向西方学习的孙中山，由衷地称赞五四新文化运动。他认定用西方“科学”与“民主”，来荡涤封建污垢的必要。他肯定“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甚至大声疾呼：
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
孙中山不仅认为革命成功有赖于思想文化的变更，而且，国家的强盛，更有待于文化开放而达到文化的发扬。他提出：
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
显而易见，孙中山主张文化开放，旨在振兴中华。通过“学习外国之所长”，“迎头赶上去”，“后来居上”，“跟上世界潮流”。文化开放，不仅为了民族平等、政治平等，而且为了“建设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使中国尽快进入强国之列，以至“驾乎欧美之上”。
“兼收众长”，即熔古今中外于一炉
孙中山主张，文化建设必须兼收众长。如何进行“兼收众长”？他明确提出了具体的路子，即融贯古今中外一切于我有用之文化。孙中山“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这便是主张伸开臂膀去欢迎一切合乎国情，而又顺乎世界潮流的种种文化。具体如孙中山所说：“取古今中外人的知识才学，来帮助我做一件大事。”人类的知识，无论是古的还是今的，无论是中的还是外的，只要对中国的发展，对民族的振兴能有积极的帮助，都要兼而收之。
无疑，孙中山看到，正确处理古今中外关系，是融贯诸种文化铸于一炉之关键所在。他中肯提出：
古今关系上珍惜“国粹”，却又认为不可被古人牵着鼻子走，而要古为今用。孙中山的原则是，“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役”，使古籍史料皆“为我调查”，“使古人为我书记”。他纠正了国粹主义者，他们过分强调“古人”和“古籍”，而缺乏发展的眼光，以及时代的精神，不懂得古为今用的偏倚。这，也就纠正了“华夏中心主义”论者的偏见。
中外关系上既要把固有的道德文化恢复起来，但“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有去学欧美之长”；既“要学习外国”，“对欧洲文化采取开放态度”，但“不是说，我们要全盘搬过来”。孙中山勇敢地面对曾一度处于强势的“全盘西化”论，大胆地纠正他们过分地强调与夸大西方的科学、民主与物质文明的优越，而对中国固有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这也就纠正了西学东渐以来“欧洲中心”论者的偏见。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孙中山，在持续了三百余年的文化论争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和具体途径：兼收众长，既不是“全盘照搬”外来文化，也不是固守中国的传统，而是有选择地吸取古今中外之众长，要“进行比较”而后“选择”。“比较”是为了“选择”，“选择”是为了“吸取”。经过“比较”和“选择”，才能融贯古今中外。
文化比较，是兼收众长的前提。素重文化比较的孙中山，几十年如一日运用比较法，检视中西文化的优劣，发现各种文化的特点，寻求文化融贯的具体原则，捕捉中外文化的结合点。通过文化比较，孙中山发现，中国文化重道德，西方文化重物质，东西文化自有特点，各有优劣。文化开放，既要学习西方之优长，更要弘扬己固有之优长。
孙中山发现，文化进步总有先后，中国文化古代进步快，欧洲文化近代进步快。然而，不管什么文化，总是先进中有落后，落后中有先进，欧洲近代新文化中政治哲学还不如中国，文化开放不应盲目媚外。
孙中山发现，文化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受中世纪专制压迫的欧洲人产生“自由”思想；受英殖民主义者统治的美国人，有“独立”的要求；而对皇帝只有纳税义务、“自由”而贫困的中国人，则对“恭喜发财”比对“自由平等”更感兴趣。因而，文化开放必须注意国情。
孙中山发现，文化总是互补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欧洲人，“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还要求之于中国”；“世界上学问最好的”德国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来补救他们科学之偏”，当然，中国“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科学”。没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的文化，文化开放，便是兼收众长，取他人之长而补己之短。
概而论之，文化开放便是通过文化比较，摘一切文化之长，兼而收之。“兼收”，绝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1 1.“兼收”和“贯通”是对各种文化的“比较”和“选择”之后，进行汲取、消化，学诸家之长，最后达到“益以新创”，走自己的路的目的。所以，学古人必须超乎古人，学西方是要“驾于欧美”，终究要“作成一中西合璧之中国”。
显然，孙中山所主张兼收众长的具体途径是：比较—选择—兼收、融贯—创新。这一过程，无疑合乎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
纵观人类文化史，不难发现，任何民族文化，虽有自身特殊形态及发展道路，但总离不开整个人类文化的大氛围。它难免要同外来文化相碰撞、相渗透。往往是由碰撞而渗透，由渗透而融汇，由融汇而创新和发展。因为，人类文化作为一个总体文化，是由无数的具体的特殊的民族的国家的或地区的文化组合而成，而相对独立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它的存在，只能是在整个人类文化系统之网上存在。它与其他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总是相互渗透、制约和作用着。
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由于交通的发达，传递能力的增强，世界市场的开拓，中世纪的封锁和禁锢，被民族、国家间的频繁交往所打破。一切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的与精神文化，也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财富。因而，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彼此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融贯的现象更加普遍。民族文化，在开放中兼收、融贯、创新，这是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孙中山提出了“兼收众长”的主张，揭示了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但他尚未能从文化学的高度，对人类文化发展规律进行理论阐述。尽管如此，他以伟大革命家深邃的洞察力，审视了近代世界的巨大变化，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之网上，主张通过文化的比较、选择，而后兼收众长，融贯古今中外来建设民族新文化，这些恰恰反映了近代文化发展的要求和趋势。这无疑是合理的、科学的、高明的！
兼收众长，落脚于创新
孙中山的“兼收众长”，最终是要落脚到文化创新上。他克服了“全盘西化论”与“华夏文化中心论”，针对他们的“拿来主义”与“虚无主义”缺乏文化创新精神的错误，而注重文化流变的动态性与创新性。他以自己创立的学说体系——三民主义为例，强调文化兼容的目的在于创新。1923年在《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如是说：
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窥抚欧洲学说事迹者，有吾所见而创获者。
三民主义，确实是兼容了古今中外文化之后，而有所“创获”的硕果。显然，它是新时代的创新产物，称得上“中西融汇”的新的思想体系。孙中山比他的同乡康有为、梁启超都更富有文化创新精神。康有为作出古今中外融汇的初步尝试，而孙中山与他相比，则是大大向前迈进了。
首先，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康有为思想体系的杂乱和自相矛盾。三民主义学说显得更成熟和完整。
其次，孙中山较康有为更公开、更理直气壮地进行古今中外的融汇。孙中山与康有为，由于生活经历、文化教养各异，彼此对社会改革取激烈与温和态度之不同，故处理中西文化的具体态度也同中有异。如康有为常把西方文化拿来贴上中国标签，说“今泰西有上议院、下议院，即孔子之制”，说西方的议会制是中国古时的“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明明是西方和日本“大变”、“全变”、“骤变”的改革理论，却偏说成是“孔子改制”说，给孔子穿上现代的西装。满腹经纶的康有为，还没有勇气提出“文化开放”的主张。
孙中山晚年尽管也曾过分地看重传统文化，说过平均地权就是古时之井田制一类给新思想披上古装的话，但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同康有为大不一样。他敢于旗帜鲜明地反对“排外自大”，主张文化开放；他敢于疾呼“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声称：
兄弟底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潮流所得的。就是美国前总统林肯底主义，也有与兄弟的三民主义符合底地方，其原文为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话若没适当底译文，兄弟把他译作“民有”、“民治”、“民享”……他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民族”、“民权”、“民生”主义。
坦诚的孙中山，从来都开诚布公地道明其思想出处。孙中山在构建其学说时，其涉猎面之广，取材面之宽，是康有为及其同辈们无法企及的。从孙中山著作与演讲可见，他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的“均衡”、“中庸”、“大同”、“民本”、“民胞物与”、“天下为公”，道家的辩证思维、“老子之术”，墨家的“兼爱”，兵家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佛家的“普度众生”、慈善等等。
孙中山又撷取西方文化，如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民主思想和哲学思想。对西方一切学术和思想，他从不抱偏见，“来者不拒”。不论是英美的间接民权，还是瑞士的直接民权；不论是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还是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论是乔治·亨利、泰勒的平均地权，还是马克思的“资本公有”；不论是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是苏联列宁的“人民独裁”、“新经济政策”……他都统统拿来加工制作，熔于一炉，以创立其博大包容的学说。
孙中山自称其学说为“革命学”，在与邵元冲的谈话中，他说：
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能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一切于振兴中华有用之文化作原料，经加工制作而成世界一流的学说和崭新的文化。
这就是孙中山文化创新精神。这也就是孙中山展示的岭南文化的求实、兼容、开放与创新的特色。这种文化精神，是孙中山的特有经历、革命家胸怀的产物，也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正是这样的文化精神，使之能在纷纭的文化论争中脱颖而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化转型：从传统转向现代
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孙中山的贡献，如何评价也不为高。他既在西方文化激烈冲击之时挺身而出，反对“全盘西化”，维护民族文化之根；他又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以巨人之力，推进了中华文化，从传统转向现代，开拓了一代新文化。
文化交汇，以固有民族文化为基础
孙中山主张文化“兼融”，晚年，又提出“复我国粹”，进一步明确融贯外来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是恢复和弘扬民族固有的文化。他合理地回应了在民族文化发展中，文化个性与共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问题，清晰表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中，民族文化不可抛弃。
1924年，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强调“恢复”与“发扬光大”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指出：
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但是恢复了我们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进中国于世界一等的地位，如我们祖宗之当时为世界之独强的。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者，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孙中山的“复我国粹”，绝非国粹主义者的“复古”，二者有着质的区别。
第一，孙中山的“复我国粹”，并非原原本本地恢复仁义忠孝等封建道德纲常，而是要对传统道德重作诠释，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第二，孙中山的“复我国粹”，是经过鉴别，而后决定取舍，“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第三，孙中山的“复我国粹”，目的是“恢复民族地位”，“进中国于世界一等的地位”，这当然是要跻身于20世纪初国际先进行列，而绝非回到两千年的古代去。
第四，孙中山强调“复我国粹”之后，还要“学欧美之所长者”，“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然要退后”。
晚年的孙中山提出的“复我一切国粹”，与他一贯主张兼收众长的文化开放并不相悖，而恰恰是必要的补充，是为了实现熔古今中外文化于一炉的目的。因为，人们恢复、弘扬固有的道德精神之后，便能增强民族自信心，明白“几千年以来，中国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
不仅如此，“复我国粹”所以是为促进文化开放，还因为孙中山明确以民族文化为学习外事文化的基础。在孙中山看来，只有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解决文化开放必然碰到又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外文化关系问题。“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孙中山的本意，绝不是“复国粹”在先，“学欧美”在后，从时间上处理中外文化关系。事实上，孙中山不可能不懂得，弘扬民族文化同吸收外来文化，只能在同一时间进行。他只是强调学习外来文化，必须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和前提。这个意思，他在1924年另一次讲话中再次阐明：
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我们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我们还要学欧洲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
应该看到，晚年的孙中山重视民族文化，认定它不仅是大亚洲主义的基础，而且是学习外事文化，进行兼收众长的基础。这个基础既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也是由于文化发展自身的原因。
一方面，经历民国初年的政治风浪后的孙中山，认识到“使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党心、民心系着革命的胜败。他开始相信古人所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希冀通过传统的政治哲学、道德精神的恢复，统一全党全民的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同时，晚年的孙中山，经历多次同封建军阀较量之后，力图揭露军阀的后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唤醒民众；他认为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使人趋于功利。他把列强的侵略行径归罪于“飞机炸弹、洋枪大炮”，把帝国主义与东方殖民地间的矛盾，归结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认为只有恢复民族的道德文化，使“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世界才会“日趋光明”。这些看法，虽有些偏颇，但这确实是他注重民族文化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目睹中西文化相碰撞而产生种种状况的孙中山，提出“复我国粹”，他意识到，“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一些醉心新文化的人”，“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于是告诫人们，“旧道德”还要“常讲”，民族文化不可以全部扔掉。
孙中山的种种认识，显示他已经意识到，文化现象同宇宙间任何现象一样，都有着自身的特殊状态，文化的共性总是通过个性表现。文化的发展也如同其他事物一样，既须向外摄取新养分，又必是自身推陈出新，在自身的特殊形式和特殊道路中发展。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不断“认同”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则要不断“寻根”、“穷本极源”，按民族发展的需要，对固有文化和外来文化同时进行“创造性的选择、理解、诠释”，由此而达到文化发展。
尽管并非文化人的孙中山，未能从理论高度阐述文化发展中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然而，他已用明确主张和具体行动，来处理文化发展的共性和个性关系。他一生对中外文化进行了大量的“创造性的选择、理解、诠释”工作；他以其博大包容、独到创新的思想学说，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他既有全球意识，又有寻根意识。他既意识到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后，人类文化更具有趋同性、同一性、世界性，由此而主张文化开放；又意识到任何文化都具有个性、差异性、民族性，由此强调文化开放必须以民族文化为基础。
力图正确处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即处理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孙中山文化观合理性的集中体现。孙中山在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碰撞的激浪中，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回答。
可以说，孙中山对文化问题的回答，并非一次完成，而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他早期稍注重文化开放的必要性，晚年则着力寻找文化开放的基础。孙中山形成的文化观，既有阶段性，又有一贯性，二者辩证统一。开放、兼收和融贯中外文化，这便是贯穿孙中山文化观形成全过程的主线。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孙中山始终反对两种倾向，既反对以为中国什么都好，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排外倾向，又反对不顾中国国情，盲目崇拜外来文化的“全盘西化”的倾向。
有学者指出，孙中山的文化主张是动态的，它的发展经历了从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到对传统文化的“寻根”的过程，是一个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一看法颇为流行。当然，如果把他早期强调要向欧洲文化开放，破“中国中心论”看做“离异”，把他晚期强调民族文化看作“复归”，那也未尝不可。然而，应该看到，孙中山的“离异”，并没有鄙视、抛弃、否定民族文化，而他的“复归”，更不是“复古”，复活一切旧文化。孙中山对民族文化的“复归”，不是循环论的“回复”，而是辩证发展的升华。
孙中山的文化主张，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升华了！确确实实，在腥风血雨中，在痛苦的反思中，他终于找到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具体途径：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去学习和融化一切于振兴中华有用之文化。这无疑比较合理地回答了西学东渐以来，文化论争与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问题，其历史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当然，孙中山的文化观在升华和完善化的同时，伴随着失误，其贡献与局限交织在一起。孙中山充分肯定民族文化在开放中的基础作用，却由此而夸大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神户作关于“大亚洲主义”演讲时称“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大赞东方的仁义道德文化，指斥西方物质文化是武力和强权的根源，并认定只有使“霸道服从王道”，才可以使“世界的文化日趋于光明”。这实失于偏颇。
再说，孙中山晚年常把新文化的构建看成是中国的道德文化 西方物质文化。这不仅有失于简单化，且也有悖于他一贯所坚持的中外文化相融贯的理念。
中华文化现代转型中的界碑
“兼收众长，益以创新”，孙中山这一文化主张，合理地回应了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融汇中西文体的三民主义，实践了既兼容又创新的文化理念。这一切，无不显示了孙中山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所作的划时代的贡献。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理念，对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孙中山的贡献实不可低估，却常常被人们忽略。究其原因：一是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革命家的身份过于突出，而遮蔽了他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二是孙中山的知识结构太过庞杂，在论述传统文化时常常中西混用，以至给人某些“附会”之感。当然，不排除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事实上，对于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思考，孙中山确实不仅独到，且意义深远。他的文化观，具有多元一体特色，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整合中西、创新发展的“超越式”思路，它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以及建设新文化，提供了正确方向。他融汇西方现代技术、制度和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则是第一次将前人对文化融合的关注，从理想拉到现实，为后人提供了典范。
三民主义学说的创立，标志着中国文化终结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古代文化体系，而诞生了富于现代理念的中西合璧的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文化体系。它无疑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界碑，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走出封建社会的中国；对后来神州大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即便是发生在台湾的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社会革新运动，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它曾经产生的指导意义，以及在当今社会所发生的不谋而合的反响，统统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华章。
文化，是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的总和，它既是积淀下来的存在，又是在不断创造的“流变的过程”。
中华文化与其他的民族文化一样，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继往开来。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其古代文化无疑无比的灿烂辉煌，然而，当这文明古国面临走出封建社会，进入转型期时，中华儿女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创造新文化的职责。孙中山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推进中华文化的行列，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孙中山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功绩，无疑应得到公允的评价与充分的肯定；孙中山的文化精神，将启迪着每一个中国人，为中华文化永无止境的创新和发展而作出贡献！
文化创新的楷模
文化，是永无止境的创造，文化创新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孙中山在推进中华文化之时，也便是创新了中华文化，实现了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孙中山的文化创新，集中体现在他在“因袭”传统文化的同时，“规抚”了西方的思想学说和事迹，改造了中国固有文化不适应历史发展的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使之能顺应世界潮流。
自汉代中期“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成为主流文化。儒家主张德治，有其合理性，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为维系国家的大一统，维系自然经济所必需的社会细胞和生产单位——家庭，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曾对社会稳定和历史发展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历史的合理性正渐渐消失，它的社会功能也渐渐走向反面。当然，它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总有着普世性和继承性的一面。孙中山正是辩证地审视了民族传统文化，吸取其中可以超越时空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真理成分，而扬弃其具有封建色彩的、过时的糟粕，借鉴西方的思想，来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
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说：
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
马克思也曾说：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新与旧交替，传统在其中延续着。任何一个民族要实现长久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孙中山正是在正确对待传统中，实现文化创新。如道德方面，孙中山不像“全盘西化”论者那样一概否定传统道德，恰恰相反，他反复强调，要通过恢复中国的好道德，来振兴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也不像“东方文化主义”论者那样，死抱着传统的“三纲五常”，而是给传统道德赋予了新的内容。他说，民国成立了，君没有了，那么“忠”，不再是“忠君”，而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信”，在新的时代里，便如西方那样讲“契约”。此外，如前所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方方面面，都在“因袭”传统的同时“规抚”西方，创新出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精神的文化学说。
在孙中山的文化创新中，人们会意识到，儒学代表中华民族的历史，关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所有中国人崇高的历史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儒学地位从中心向边缘滑落的历史，也是儒学思想从几千年政治意志形态的枷锁中逃出，并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不断恢复其价值真义的历史。在古代，儒家是以制度化的形态出现的，它与科举制结合，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到了近代，失去了王权政治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归依，儒学恰恰有了真正“回归本身”，实现自我蜕变、自我整合的契机。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国际领域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和东亚的崛起与快速发展，苏联的解体，东欧原体制的瓦解，全球性生态危机、人际冲突以及社会犯罪现象的日益加剧，社会生活重利轻义、诚信缺失、物质至上、工具主义观念的迅速泛滥，等等，无不激发起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批判意识，以及对文明转型的强烈渴望，并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些，都为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和转型提供了良好社会契机。
然而，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整合？这仍然是所有文化论者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见，如何像孙中山那样在实践中处理好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沿着“因袭”与“规抚”而后走出文化创新之路，这无疑值得人们深思！
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探索
如前所述，孙中山处于中西文化强烈碰击的时代，中国文化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他明确提出“兼收众长，日益创新”的开放文化观，大胆地“因袭”中国传统的、“规抚”西方文化的同时，有“独见”和“创获”，达到文化的创新。中西文化相融汇的硕果三民主义，便是近代中国进行中西文化交融的探索，是把外来文化融进本土文化的大胆尝试。
孙中山意识到，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事实也已证明，各民族的文化的发展，都会得益于外来文化。由于外来的、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交融，而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外来文化只有根植于本土文化，才可能生根、开花和结果。古代的慧能，把印度的禅宗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禅宗南派，而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与世俗化，并为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心学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历史的经验一次次告诉人们，本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养分；然而，外来文化只有根植于本土文化，才能具有在异国他乡生存的能力。本土的与外来的两种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结合—创新，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华夏中心主义”论者与“全盘西化”论者，都有意或无意地在不同程度上，忽略或无视民族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或是将外来文化拒之门外，使中华文化无法或难以吸取新的养分，而得到发展，或是全盘否定民族的本土文化存在和延续的必要，欲把本土的民族文化连根拔起，让外来文化取而代之。正是针对这两种偏向，孙中山遵从了文化发展的规律，从历时三个世纪的中西文化碰击的困境中，走了出来！
史可为鉴，不管你是否借鉴，它的启迪意义客观存在。新文化的建设，中华文化的发展，在当今，在一定程度上，仍受着如何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困扰。当今，社会流行的两股文化思潮：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儒学的复兴。二者似是水火不容，其实无非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
作为当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泊来品”，是货真价实的外来文化，它的“中国化”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并愈来愈突出而更受关注。从历史上看，政界与学界从来认定，抗战时期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实践论》，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此而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从而指导抗日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关键所在，然而关键的关键，却在于“如何实现中国化”。当今一些参与“中国化”的学者，他们或缺乏中国民族文化的素养，或鄙视中国传统文化，或无视民族文化存在着主干意义。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化”将如何化得了？“中国化”也必将成为空谈！
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则是认为，只有回到中国的儒家，实现“儒学复兴”才可能解决当今的中国问题。“儒学复兴”的呼声，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十分强烈。
其实，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概念，民族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日新又新，在保留民族性的同时，应不断地增添新的时代内容。从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家，到汉代的董仲舒融汇先秦诸子的新儒家，再到融儒、道、释于一炉的宋明理学新儒家，儒家思想在与时俱进，因而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儒家思想中，显然存在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富有真理性的因子，这其中正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带普遍性、规律性的价值理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客观上存在着一致性。通过学界的研究，以及普及性的文化教育，人们或许寻找到二者的叠合点，寻找到外来的价值体系与民族价值体系相统一的结合点，寻找到富有民族形式的、能为全体国民所接受的时代价值理念。这一切都在辩证的、多元的运行中统一，而求得新的突破和发展，线性的、单一的、孤立的观点，都不利于民族文化的推进。
在百年前，孙中山及其前辈与同辈，对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的尝试，可以说，对今天人们寻找主流文化与传统的优秀民族文化间的叠合点，无疑有着极其可贵的借鉴意义。关注和探讨孙中山民族文化情结，总结数百年中西文化交汇的经验与教训，展示先辈们“因袭”与“超越”传统文化的贡献，这一切，对于建设当代的民族新文化，无疑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这，也是我们急切要重新解读孙中山，寻找他那超越时空的思想智慧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