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一国两制”构想为港澳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
1982年9月，英国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亲自访问中国。这位举世闻名的女强人带领大批智囊策士、新闻记者来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寻求解决香港、九龙、新界问题的方案。
在访问北京之前，撒切尔夫人说明：“坚持三个条约有效”，“三个条约具有法律效应的”，在国际上大造舆论。
全世界在关注着北京。香港人民关注着北京。卫星转播了邓小平接见撒切尔夫人的现场直播。撒切尔夫人在电视现场直播时一再强调“三个条约”有效。
香港的爱国人士和大学生们公开反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说法，认为她的说法是无视历史事实，如果承认这“三个条约”，那将是“莫大的耻辱”。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威信时，中华民族向来只有一个答案。邓小平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这就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撒切尔夫人因在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争端中持强硬立场而在世界是有“铁女人”之称。邓小平和“铁女人”在北京会晤，唇枪舌剑已在世人的预料之中。下面便是邓小平于1982年9月24日会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香港问题发表的著名讲话：
“我们对香港问题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15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15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
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1997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
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不仅在这15年的过渡时期内不要发生大的波动，1997年中国接管以后还要管理得更好。
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极有原则性。而对“铁女人”，据理力争，但不失坦率诚恳，使“铁女人”在会议中不得不持合作的态度。当然，最根本的，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圆满解决香港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有关香港问题的讲话表现了他处理国际问题的远见卓识，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完美结合的风格。这个讲话为中外所瞩目，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一般的重大意义。
撒切尔夫人这个西方外交界的老手，在世界许多重大问题上，折冲樽俎，她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答，正义的答复。在离开北京人民大会堂时，她在石阶上闪失了一下，虽然跌倒了，马上有人把她扶起来。有的新闻记者说她是精神紧张，有的说她是心情沉重。
1983年7月，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英国外交部次长魏德巍为团长的英国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第二轮谈判。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必须取消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政府也认清了世界潮流之所向，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谈判。所以谈判始终是和风细雨的。但是，要如何维持香港在过渡时期以及尔后的时期内，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其中的许多细节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邓小平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在整个谈判中发挥了空前的威力。克服了谈判中的无数暗礁，澄清了许多流言蜚语，排除了右派势力的破坏，照顾了中英双方的利益，照顾了香港的现实利益和前途。整个谈判都是在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双方互让互谅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多轮的协商过程中，双方以远大的眼光、战略的观点仔细地谈到了香港政府和平移交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并且都有妥善的安排。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政府首脑在北京共同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亲临参加了签署典礼。签署仪式结束以后，撒切尔夫人向邓小平祝酒，向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祝酒。
百年悬案一旦解决，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他们的事迹都将写入中华民族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