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资深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远在京城，情系鄂南。近日，他委托小女儿伦苓寄来《曹雪芹新传》、《红楼梦的真故事》等著作和一幅题词：“红楼非梦，向阳无湖。”言简意赅的8个字，对我们上次会面访谈的内容作了高度概括。假如有兴趣的读者愿闻其详，不妨听我细细道来。
周汝昌题词一
周老的家位于朝阳区红庙北里，这是一栋“高知楼”中普通的套间。客厅兼书房还算宽敞，但陈设却显得有些凌乱，尤其是一张不算大的折叠桌，兼作吃饭和写文章两种“服务”功能，使我暗自惊叹：大名鼎鼎的周老写作条件竟如此简陋，和一般人比较尚不及哩！
可是，他多年来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却是令人瞩目的。且不说诗词和书法理论等专著，光有关“红学”的书就出了10余种。我刚坐下，就瞥见书柜上摆放着的两个圆型瓷盘，上面分别烧制有主人的手迹：“红楼非梦”和“为芹辛苦”，别有韵趣的瘦金体书法长胳膊长腿，让人赏心悦目。于是，我临时调整了提问的顺序，请周老先谈《红楼梦》，然后再叙向阳湖。
满头银发、面容清癯的老人见我对他的心爱（或得意）的两句话颇有兴趣，立即热情作了介绍：“有次我去天津参加红楼梦研讨会，主办者要我在留言簿上写点什么，我便想到这两句话。头一句是说，红楼梦的‘梦’是曹雪芹用的一个假字，所谓‘贾雨村言’，实际上是借‘通灵’说，运用文学技巧写故事。这样导致了欲盖弥彰，你越表白是梦幻，越说明它是真实的。不过话说回来，作者不可能说自己写的全是真人真事而要揭露它！因此我说，红楼并不是梦。但它又是艺术化的，我们讲作品的真实性，也不能和文学性对立起来……”
我忽然记起80年代初“红学”高温、“红水”泛滥之时，周老曾请一位老篆刻家仿汉砖字法镌联：“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便插话问道：“您能谈一下钻研《红楼梦》的体会吗？”这时，热情为我端上茶水的周老夫人毛淑仁听罢笑道：“你这可问到了点子上，他谈起《红楼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果不其然，周老十分爽快地“侃”了起来：“我这一生迷上红学，戴上了一顶‘红学家’的帽子，摆脱不开了！而且研究越深入，越觉得过去的理解太浅，求知的欲望也就越来越高，便认定了自己应该做好这项工作，乐在其中。当然，坚持下来难度不小，有时甚至还会受到一些非议、压力和挫折，又可谓苦矣！但我从不埋怨，因为是‘为芹辛苦’，觉得自己很光荣。你想，我能为这么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受点苦，还不是真正的幸福吗？总之，要弄懂《红楼梦》为什么伟大，为什么能够影响至今？我相信，今后世界对这部巨著还会有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你年纪轻，将来可以验证我的话……”他说话时爱用手比划着，举手投足之间让人感到充满了学究味、书卷气。
二
周老的一番高论，使我受益匪浅。于是，我接过话茬，问他藏有多少种《红楼梦》版本？周老扳起指头，一口气数了许多，包括英文、日文、世界语版，还有《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等。我不禁问道：“如果照您‘红楼非梦’的说法类推，我们咸宁是否可以称‘向阳无湖’？因为那里不仅曾围湖造田，而且现在向阳湖的概念已远非地理名词了！”他笑了起来，对此说表示赞赏。时机正好，我便请周老讲述自己“文革”中下放咸宁干校的生活，他这才从《红楼梦》中“惊醒”过来，转移话题，谦虚地问我“有要点没有”？并声称自己没什么准备，只好心里想什么，嘴里说什么，如同作文时的“信笔”吧——
“红学家”周汝昌“我下放向阳湖之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当时已被送进牛棚，经常挨批，罪名是‘周扬文艺黑线的黑标本’和‘现行反革命’。1969年的中秋节，天下着蒙蒙细雨，我随着长长的队伍走近天安门，对着毛主席画像宣誓后，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开始和咸宁结下了一段因缘……”
他真不愧为做学问的大家，回忆往事也像写文章，既讲究条理，又生动活泼：“刚才是一个小序，现在咱们回到本题。初到向阳湖，什么都没有，一切平地起楼台，烧砖瓦、垒房子。后来，我因体力弱得到照顾，被分配看守菜地。虽然是‘象征性劳动’，我也得夜里四点就起来，到向阳湖边新菜园去‘视察’，其实什么也没有，要是真有人搞破坏，我这个能力也无济于事。这时，我不由得想起了《水浒传》里的‘菜园子’张青，不过人家是英雄，我却是个老弱残兵！”
尽管如此，周老还是乐此不疲，他甚至为自己能成为干校中第一个看红日东升的人而陶醉！更令人难忘的是，他还和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杨霁云老先生共过患难，两人被安排在一道抬粪，可谓“臭味相投”，又“滚”到了一起。杨先生早在1934年就收集、整理鲁迅先生集外集佚文，印行了《集外集》，并与鲁迅有过多次书信往来。他文质彬彬，具有老一辈文化人的风度和涵养，深得周老敬重。那年头“红学”事业受到种种破坏，周老不免心灰意冷，而杨先生偏偏看重他的那点研究价值，经常提醒他：“你不能丢掉红学！”给身处逆境的周老以莫大的宽慰。
值得庆幸的是，周老在向阳湖仅呆了11个月，就接到了回京的调令，当时一下子轰动了十四连。这天早上，军宣队叫他去谈话，他还以为又犯了什么错误，没料想是“工作需要，提前回京”。周老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其时有人还在陆续下干校哩！他不敢多问，赶紧去“四五二高地”开公函。办回京手续时才知道，这是周总理办公室指名下的通知，他又惊又喜：“简直是一步登天！”连里的人都猜测，不知周汝昌用了什么通天的手段，其实他本人什么也不知道！周老去咸宁火车站返京的时候，有两位素不相识的工人同志听说他是“向阳湖人”，热情提供了方便，他至今铭记在心。
故事接近“尾声”，周老突然想起一件趣事，便自称再来个“倒叙”，补充道，下干校之前，组织上动员他夫人同行，不料受到抵制，毛淑仁女士下决心稳坐北京不走，动员的人只好拿扣周老的高工资来吓唬，她却理直气壮地顶撞说：“高薪怎么样，高薪是毛主席老人家给的！”这段小插曲，亦可视作“花边旧闻”，聊博一笑。
三
真没想到，已经79岁的老人如此健谈，他的“演讲”时而平铺直叙，时而高潮迭起，说到开心处，还痛快地笑出声来。接着，周老又幽我一默：“还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肯‘不耻下问’，我都愿意回答。”我连忙表白道：“岂敢岂敢，向您请教都来不及哩！”
周老起身舒展了一下身体，又坐下喝了口茶，然后对我说：“虽然我的眼睛不大好，还是努力看了你以前寄来的一些有关材料，印象很深刻。正如你的文章中所说，那么多文艺界知名人士，有贡献的同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汇集在向阳湖，是非同小可的大事件，应该挖掘抢救，留下一些痕迹。现在各地都在搞建设，搞开发，从不同角度选一些好的题目，你们咸宁选择了向阳湖做文章，很有见地，可以说劳苦功高。向阳湖的历史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就会化为云烟，十分可惜。还会导致后世对历史的真实不明白，也有可能被篡改、歪曲。现在事过多年，有些年纪大的同志已去世，近几年还在陆续不断地‘凋零’。如不抓紧工作，恐怕有的人来不及留下什么了！”
我对此自然深有体会，便向周老谈起自己今后的打算，请他多加指点。周老毫无保留地说，6000多文化人下放咸宁，不管他们当时怎么想，愿意与否，历史自有公论。向阳湖过去人烟稀少，这么多人下去搞了建设，留下了劳动、思想和生活，也从中得到了苦和乐。他们自己心里怎么体会，让他们自己表白，既不要定框框，也不要由某个人来下结论。因为历史需要弘通、广大。总结这一事件的意义，要科学、慎重，请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从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作个评价，有否定，有批评乃至批判。如果咸宁地区能够根据现有掌握的材料，从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乃至哲学的角度分析这段历史，会为我国现当代文化史提供很有价值的东西。
我又问周老：“您自己是怎样回过头来看向阳湖那段生活的呢？”慈善的老人对我这“穷追不舍”的小字辈并不厌烦，反倒高兴地回答说：“虽然对知识分子不应该采取劳改的方式，但既然办了干校，也是一种锻炼，否则我不可能有以上见解。我个人还认为，你们不能离开咸宁这个地方谈干校，用向阳湖这段大历史包揽其他干校。建议你们注重突出鄂南特色，文化名人集中这一点，是任何地方所不及的。至于他们到底应不应该来，做了哪些事情，给咸宁留下了什么，需从多方面谈。咸宁将来如何发展，开发向阳湖的价值不可低估。你们有了一个良好的机遇，搜罗汇集了这么多的名人！你有兴趣记录他们的言谈思想，将来还可以做专门性研究，出专著……”
作者和周汝昌毕竟是中国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兼顾问，周老三句不离本行，把今天的话题归结于“文化积累”上来，正合我意。在本文结束之时，我还想顺便告诉读者，他已连续担任四届（五、六、七、八）全国政协委员，这种“荣誉”，即使在京城知名文化人中，也是很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