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研讨为什么能观察到如此之多的共交关系，就必须考愿诸方面的因素，但对于大多数心理学家来说，这个解释好像潜藏于谢尔壁本人执行两套评定的事实之下。其结果是，人们可以推论，谢尔登在这个领域里所持有的信仰或期望在暗中导致其以固执的方式来额定身体和性情，根本不管其实际现状如何。
支持谢尔登观点的人后来寻求各种方式以弥补其这方面的不足；他们将照片中得来的体型拿去让那些从未见过这些人的评定者进行评定，问卷数据的评定者与面谈的人亦不相同；这些研究确立了谢尔登在身体类型和性格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但其相关性要小许多。然而，即使这些数据也不一定能证明在身体类型和性格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间接的，社会性的，因为人们一般情况下总是认为，肌肉发达的人可能成为领导人，软弱瘦小的人往往避开身体竞争，转而依靠大脑。因此，孩子们感到人们希望其成为何种人后，会相应地朝这方面努力。
尽管体型理论得到大家的关注，并在50年代引发大量研究，但对它的大量批评，再加上该理论属于遗传继承型，有悖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精神，因而其影响逐日消退。到60年代，按美国著名心理学史专家厄恩斯特·希尔加德的说法，它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性格先天论，或导向一种或另一种模式的遗传素质的存在总是能找到强有力的证据。
到40年代，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专家亚历山特·托马斯（AlexanderThomas）和斯特拉·切斯（Stella Chess）开始在婴儿和小孩中进行个人气质差异的研究（“气质”是性格的一部分，是一个人面对刺激和情境时具有特色的情绪反应方式）。托马斯和切斯收集婴儿从出生时起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部分来自于个人观察，部分来自于对孩子父母的征询，如婴儿第一次洗澡或吃第一口麦片时的反应。他们发现了所有生过两个孩子以上的妈妈都深有体会，即婴儿从出生的第一个小时起，气质就有所不同。
经过几年研究，托马斯和切斯将生命最初状态下就已显明的气质分为九类。一些婴儿更活泼一些；一些婴儿进食、睡眠和排泄较有规则，另一些不规则或无法预测；一些婴儿喜欢任何新鲜玩意儿（第一口吃从未吃过的食物时要整勺吞下去），另一些则不然（将食物吐出）；一些能很快地适应环境变化，另一些则对生活周期的改变闷闷不乐；一些对刺激反应强烈，不是大笑就是哭叫，另一些则要么微笑要么小声哭泣；一些总是乐呵呵的，另一些则郁郁寡欢；一些婴儿好似对所有的地点、声音和碰触都很警觉，另一些则只对某些刺激产生反应，对其他刺激则置之不理；一些婴儿在不舒适时较易岔开，另一些则专注不放；一些婴儿的注意力专注，可抱着一个玩具玩很长时间，另一些的注意力总是快速地从一个活动转到另一个活动。
总起来说，托马斯和切斯发现，约有三分之二的婴儿在生命早期即表现出明显的气质特征。十分之四的婴儿是“轻松型”（平和，易哄），十分之一是“困难型”（易怒，难哄），六分之一是“慢热型”（稍显糊涂或领悟较慢，但对环境能够适应）。
在托马斯和切斯观察部分孩子长大成人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婴儿、儿童及少年阶段基本保持不变的是孩子们从小养成的气质。后来，更仔细的发现引导他们得出更合理的结论：基本气质也会变化，但经常伴随着他一生中的重大变故，如严重车祸或疾病，或巨大环境变化，如父母中有一个去世，或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巨变等。如果没有这些事件或环境变化，生命早期的气质基本上就是成年后的气质。
行为基因学在研究中得出了更有力的证据，证明性格中有部分是先天的。这个稍稍游离出心理学主流的专业所研究的主要是基因对心理特质的影响。它的方法是由高尔顿发明的，主要是察看基因不同而又彼此相关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的精神能力、性格和成就。在直系表亲的百万基因中有八分之一的基因相同，异卵双生子有一半相同，同卵双生子中则全部相同。如果基因对心理发展产生影响，则两个人的基因关系越近，其心理上的类同性应越类似。
过去半个世纪来所进行的浩如烟海的研究证明，情况正是如此。有些研究还证明，基因关系越近，其精神健康或疾病的种类也越相似。有人还发现，一般智力水平和特殊能力也是这样的。在过去的15年中，一些基因学家和心理学家还发现，基因关系越近，个人之间的性格也越近。
有些性格研究主要对同卵和异卵双生子的特质中所存在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同样是，同卵比异卵双生子更为相像。尽管如此，如果他们在同一个家庭长大，这样的证据还是不足为凭，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具有同样的或近似的环境影响（双胞胎尤其如此，因为父母对他们一视同仁）。因而，最好的数据——也是最难获取的数据，因为例子极其稀少——应来自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即分开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家庭里养大的同卵双胞胎。在这样的情况下，至少说环境是不同的。
譬如说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这对同卵双胞胎吧。他们于1940年出生，刚足月就被分开，分别在俄亥俄州相距约45英里的两个家庭长大。在1979年以前，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而当时他们已39岁。这一年他们相会了，但并不是巧遇，因为他们一直被明尼苏达大学的明尼苏达双胞胎与收养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布查德（Thomas Bouchard）教授追踪，他一直致力于一项同卵和异卵双生子分开养育的研究。除服饰之外，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在身体上是无法区别的。几乎所有的同卵双胞胎都是这样。尽管这样的相似已令人惊奇，但令人惊奇的远不止此。两个男人都娶下名叫贝蒂的女人做妻子，都嗜好SALEM烟，都喜欢开雪佛莱车，都咬指甲，都为自己所养的狗起名托依。
听起来像是某个作家为超级市场的小报所杜撰的故事。这样的小报里总是充满着荒诞不经的怪事，比如某某婴儿由八旬老翁所生等等。然而，这个故事并非杜撰。当然，这些巧合可能归因于这对双胞胎生活在同一地区，也可能纯属碰巧。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由心理测试所列举出来的证据。布查德和他的研究小组对这对双胞胎进行了一系列性格测试，发现他们的反应和特质分数几乎相等。
布查德和他的研究人员自1979年开始其研究以来，已追踪了分开养育的近80对同卵双胞胎和33对异卵双胞胎（从约8000宗案卷中抽取出的），并对每对双胞胎进行长约50小时的测试和面谈。为达到比较之目的，他们还对一系列同卵和异卵双生子且在一起长大的孩子进行同样的测试和面谈。对双胞胎与不同组别中所存在的相关统计数据认真分析之后，研究小组得出结论，性格中约有百分之五十由遗传所致。（他们还报告了类似的令人吃惊的其他心理学变量，包括一般智力水平、语言能力、社交态度、同性恋状况、物质滥用及宗教兴趣等。）
然而，行为基因学的其他研究者却得出了更为谨慎的估计。奥斯丁德州大学的约翰·里林（John c．Loehlin）最近对一系列双胞胎进行研究并发现，从整体上说，有证据证明遗传的成分只占其性格变化中的百分之四十。还有一些研究者主要比较被收养的孩子与其养母和生母的关系。他们发现，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变异可归结到遗传中去（不过，有趣的是，收养的孩子在性格上与其生母更为相像，而不是与其养母）。
这些数字并不是说，任何人的性格中都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由遗传决定。变异是指人们在某个或某组特质上的差异范围。例如，布查德中心的数据表明，如果一组成人的高度从比方说4～7英尺不等，该差别范围中的百分之九十是由遗传而来的，百分之十是由环境造成的。同样，双胞胎研究意味着，在任何人群组中的性格差异范围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是遗传所致。这也许可解释美国人中性格差别为什么远大于人口基因构成较相似的国家，如日本。
行为基因学的发现虽然令人瞩目，但并没有引起大多数性格心理学家的兴趣，其原因是，它们并不能提供对性格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解，也不能改善测验和评估的方法。更糟糕的是，它们打消了人类的一种希望，即心理学可以改善人类生命的质量。它向人们指出，由于性格的起源具有遗传性，因而它并不受父母或社会、治疗或任何其他潜在的可控制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大多数的心理学家，包括性格研究心理学家，对行为基因学要么持怀疑态度，要么认为其有理论价值，但没有实践意义。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性格变异的其他部分——性格可加以影响的程度，不管是变坏还是变好。
§§§第七节人格研究前沿的最新报道
性格研究不再是心理学的最显眼领域，这并不是因为它已缩小规模，而是因为其他更新的领域得到扩展，并成为注意的焦点。此外，如同在其他成熟的科学领域一样，许多性格研究者大都致力于细微的专门研究。值得欣慰的是，仍有一些人在致力于扩展和激动人心的研究。
这一领域最新也最有趣的发展是研究性格对中年和晚年普遍产生的“幸福感”（普通意义上的满足感）的影响。波尔·科斯塔（Paul T．Costa）和罗伯特·麦克雷（Robert R．McCrae）与自愿参加巴尔的摩老年纵向研究的人一起从事这项研究。这是国立老年研究院的一个长期研究项目。他们发现，外向的人在社交能力、活跃和“爬升”（类似支配）中可得高分，且其中年生活及以后的生活要比内向的人更为幸福。他们还发现，比起神经质程度严重的人来说，神经质程度较轻的人更适应中老年生活的变化（其测验为慢性焦虑、敌意、自我意识和冲动性等特质），前者更倾向于将中年问题看做危机，他们担心自己的健康，并因为退休而感到沮丧和失望，常常处于抑郁和绝望的边缘。
对于这些性格缺陷，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加以预防呢？科斯塔和麦克雷认为，心理治疗可有所作为，但其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因为巴尔的摩的数据和其他研究结果指出，性格特质在成年生活中已相对稳定。另外，他们认为，幸福感即使得到一点改善都会受益无穷，完全可跟重病患者对病情有所控制相提并论。
最近的许多研究结果指出，许多疾病起源于某种性格特质，或因其恶化。1975年和1980年的两项重要研究结果均提供出调查数据，证明A型性格（有竞争性、进取心、敌意和紧迫感）的人容易患冠心病。他们对这一项目又持续研究了10年，非但没有否决，反而是证实了上述结论。
1988年，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一直致力于习得无助的研究）及其同事克里斯托法·彼德逊、乔治·维伦特等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论证说，一个人的解释风格可影响他的健康。他们对哈佛毕业生进行了35年的纵向研究，从中得出的数据指出，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以悲观或消极态度进行解释的人要比乐观解释者更容易罹病或生命周期更短。他们认为心理治疗，特别是短期的认知治疗，对悲观解释生活者大有益处。塞利格曼走得更远：增加一些临床和其他数据，宣称认知训练可将消极的解释风格转变为积极的风格（他称其为“习得乐观”），认为其对身体和精神健康均有益处。
汉斯·艾森克回顾了一系列的性格和健康研究，包括自己所进行的研究，最后说道：“戏剧性的结果……指明在某些性格和具体的疾病之间存在着非常直接的联系。”他还认为，许多医生认为致癌因素与不会表达愤怒、恐惧或焦虑有关，还与绝望、无助和抑郁等感觉有关；他说，纵向研究显示，许多同样的特质也与心脏病有涉。艾森克和一位名叫罗纳德·格罗萨斯一马迪塞的南斯拉夫心理学家以这些数据为基础，进行过一项预防医学的实验，得出结果如下：
（我们）试图用行为疗法教会一些易患癌症和心脏病的人以容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教会他们对付抑郁的办法，打消他们的情感依赖，让他们更加自立。换句话说，我们教会他们过上更为健康性格的人的生活。
我们将具有患癌可能的性格者100人分成两组：50人不使用这种疗法，另50名接受这种疗法o 13午后，45位接受过本疗法的人仍然活着，而没有接受本疗法的一组中，活着的R有19人，
我们对92名易发心脏病者进行7类似实验，把他们分成接受治疗组和不接受治疗组。差别也很明显o 13年后，接受实验的一组里有37名还活着，另一组活下来的R有17人。
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实验没有人复制，也没有人竞争。
特质理论仍然是心理学研究中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它在不断地走向成熟，成熟形式是特质理论中的“大五模型”。
多年以来，若干研究者一直在卡特尔的方向上向纵深迈进。他们致力于找出比卡特尔看得更深的因素结构，辨认出比他的16因素组更全面也更基本的因素集合。30年前，部分研究者对卡特尔的相关数据再次进行研究，宣布说，他们可以找到5种超因素。此后的许多年里，其他人陆续找到5种超因素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并给它们披上各种各样的外衣，将其与其他得到广泛使用的性格类型送入统计学的绞衣机中。在过去的10年里，大多数性格心理学家开始一致同意，大五是性格的基本维度。
第一是外向性，该因素在一些性格问卷中被列在相关的标签之下，如社交能力、活动能力和人际交往；
第二是神经质，或按照其他研究术语说是情绪化、情绪稳定性和调节力；
第三是对经验的开放性，亦叫做研究智力、智力和“智力倾向”（这是个不需要的新词，幸好也没有引起注意）；
第四是宜人性，亦有好听的名字，叫受欢迎度、利他主义、信任、社会交际力等。
第五是责任感，或可靠性、超我力量，也叫受限制的自律等。
按照目前的看法，这五种是关键性与总管一切的性格因素，可解释人类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中的林林总总的具体特质，它们可视为此五条主干的分枝和枝芽。尽管这些超级因素对视野只起模糊而不是聚焦的作用——请想像一下用大五中的词语怎样描述哈姆雷特、麦克白夫人或李尔王吧——但其为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家的确提供了一套得到验证的维度，足以用其建构人格研究的设计，并组织由临床使用的不管哪一种性格测试中得出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