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东北风尘际，
漂泊西南天地间。
——杜甫
一
我是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七日在北平出生的。但是，四岁未足，就在卢沟桥第一声枪响划破了抗战序幕的那一年，便离别了故乡。卢沟桥的枪声虽然并没有在我洁白如初雪的记忆郊原留下痕迹，但那一声无情的、强词夺理的枪声，却侵略了我的童年，击碎了完好如梦的幸福岁月，雪崩一般地迸散成点点斑斑丧乱流离恓惶的冰花泪雨了。
战火，启明了一个大时代，也照亮了我一双单纯无邪的眼睛，把燃烧着罪恶的火影烙印在瞳仁上。炮声、炸裂声、愤怒的呐喊声、军号声、马嘶声、哭嚎与呻吟悲泣声，化作血与泪凝成的音符，谱入黄河长江，由澎湃咆哮的江河之水奏鸣着，自中华民族本位文化的腹脏，向四方滚泻。华北、华东、东南、华中、华南、西南——沉郁时代悲怆的命运交响曲啊，透过耳膜，涌进亿万人的心田。从有记忆起，我从来没有过太平儿童拍着手欢愉地初唱生命中许多美好事物的经验。我不是初唱小狗、小猫、小羊、小鸟、小溪、小花小草；也不是初唱春风、燕子、星星、月亮、太阳、青山和碧海。我没有在意识上感受过那般和悦、可亲、明亮、清丽，又复温暖的东西。我所初唱的是枪和炮、子弹和刺刀以及那个我毫无概念，又复陌生遥远的东西——战争。
我还记得——永远记得，我有生以来第一支会唱的歌曲，没有任何人正式教导我，那是听一人唱、十人唱、百人唱、千人唱、万人唱、千百万、亿万人唱，于是乎渐然耳熟，而终竟朗朗上口的《流亡三部曲》。歌声自松花江流泻，越过长白山、大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展向愠怒的长江。那是不需要人刻意教授，只要是热血沸腾的胸膛就一定容纳得下、而被认同的民族命运悲歌；你就会自然而然引吭高唱的。这样的经历，如今想来，真的很难分辨是幸与不幸了。一个知识方萌、对生活一切犹是愚、连善与恶最基本的概念尚不成雏形的孩子，在从未经理性过滤平衡过的环境里，竟接受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浓烈激扬的感情输血，这个事实，确乎让我惶惑、紧张，也不知所以地感动着。于是，也就是处在这样的心态下，一半被动，一半自发地，我接受了这个时代。于是，我开始成长。
《流亡三部曲》的歌声有时像夏日风雷暴雨，有时像旷野秋声，有时像寒月下裂岸惊涛，有时又像黑夜里逐浪海潮，一遍又一遍地扫推着，把我们推入庞杂的流亡人潮中，也就跟雨脚或浪头的水花一样，不断往前洒落。当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当更多的家园化为灰烬，当更多同胞妻离子散，当更多的血渠横流，当更多尸骨堆山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们，辗转入黔，到了西南高原之上。
二
父亲的工作单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在“七七”抗战之前，就把所藏重要文物前后分成三批，向后方疏散了。最精华的一批，共有大铁箱八十具，就由父亲押运护送，最后到了贵州安顺县。
为了安全，古物存放在安顺县城南十里的华严洞。但是，顾虑到我们兄弟的教育问题，家便安顿在城里。
安顺是当时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其实，除了省垣贵阳市外，也就是最大的县城了。所谓第一大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仍是相当落后的。是一个老式的有传统格局的县城：一个城楼矗立在城中心——安顺人叫它“大十字”，自大十字向东、南、西、北延伸出四条马路直抵四个城门，整个县城就被石头城墙牢牢包在里面。在城的东方，有一条石板砌的大斜坡与东大马路交衔，叫做东门坡。从北平像一朵流云漂泊出来的庄家，就在那条长长的石板斜坡上暂栖下来，一住便五年。在那里，我们虽然是异乡客，却脱离了流亡的人潮，看不见一张张被死亡恐惧撕扯捏扭了的面孔，看不见在湖南长沙时翅膀上涂了两块红点的大铁鸟在空中下蛋的情景，也听不见轰轰的铁鸟怪异啼吼，听不见隆隆的炮弹炸裂声，听不见惊呼悲号的人声，也看不见漫天燃烧得比晚霞还红、还令人激动的大火了。
东门坡，就像一条自盘古以来一直卧在西南高原上的古龙，安安顺顺地栖伏在安顺县城的东方。
我们的小住屋，是租赁的一座四合院有小阁楼的东厢房。西厢房的房客也是外乡人，姓徐。籍贯江苏徐州。徐家大小四口，徐先生在东门坡上的陆军医院任职，是内科医生。徐太太在家操持内务，几乎足不出户。他们的一双儿女，哥哥叫大绶，属猴，跟大哥同庚；妹妹大彩，跟我们庄家老二老三年纪相若。我们每天玩混在一起，不能算青梅竹马的总角情谊，但是，如果“患难之交”四个字可以用在儿童身上的话，我们也真是当之无愧的“同是天涯沦落人”。
院底坐北朝南的正房朱门里，住的是房东，姓汪，外边人都称他“太爷”。汪太爷是一位十分清癯的中年人，蓄了八字胡须，下巴颏上栽了一绺短髯。一张窄小白净的脸掩藏在乌黑发亮的丝绸瓜皮帽下，相当英奕，五官也就显得格外突出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全家都下乡到华严洞去，见不着汪太爷；春秋天也很少见到他，因为我们白天都在学校，而晚饭以后大人是不许我们再出去的；冬天昼短，仿佛更不易见到汪太爷了。我们在难得的时间看见的他，总是穿了东大马路上最大的绸缎庄“益生昌”师傅精心量裁的团花青缎长袍，一双镶滚缎边的黑布鞋，鞋底雪白。整个的形象，简直跟父亲阁楼书房架上那本《阿Q 正传》里丰子恺画的赵太爷一样。我那时并不懂得绅士这个名词，不过，总是觉得像汪太爷那样少见的人，有一种特殊神秘的威仪，是与我们十分不同的。这样的感觉，也许多少跟那两扇终年长关的大红朱门有关。一对黄铜大虎头门环镶嵌在门上，更增添了庄严的气势了。我们孩子总喜欢没事去摸摸那两只吊睛长牙的虎头，拉拉挂悬在虎口内的大铜环。门里春秋是深沉的，寂阒得似乎是很久无人住的鬼屋一样。我虽然很少看见汪太爷出门，却对他何时回府的消息很是熟悉。总是在深夜了，有时被噩梦惊醒犹自盗汗，有时小便胀了却又不敢起床的时候，听见汪太爷回府。先是一连串的提抽喉中积痰声、干咳声，继之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头向地上擤鼻涕的嘶咻声，再继之以双脚为了弹抖掉鞋上灰尘重重踹地的声音，最后，这一切便由一声浓浊的、严厉厚实的叫门声承托起来；少顷，就听见朱门开启及关阖声，于是一切又都沉寂下去了。
那个由防滑石板铺的小四合院也就是我们游戏的天地。我们玩的游戏有跳房子、滚铁环、跳绳、飞画片、弹玻璃球、踢毽子、掷沙包和捉迷藏。有时也用竹筷撑起洗米菜用的箩筛，系了细麻绳，牵进屋里，躲在窗后伺机捕捉贪吃筛下稻米的麻雀。我们几个小孩子，除了上学以外，就乐呵呵地生活在认为完全属于自己的那个小天地里，周而复始地，毫不疲厌地玩着那几种游戏。不过，那样的快乐日子一年到头最多只有一半。不要忘了那是有名的“天无三日晴”的地方，一年内降雨天总在二百天以上。夏季降雨最多，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泻下，一转眼的工夫院子里满是积水，高有半尺左右。这时屋内滴漏处处，全家忙着挪床移桌，脸盆、水桶、盛汤用的大碗，都用来接水。湫愁一室，捂着耳朵眯着眼看闪电听雷声，在一种异样的心情下，偶然会勾回一些在长沙湘江边躲警报，在又隘又泛土潮味的防空洞内看翅膀上涂了两个大红点的铁鸟在空中下蛋的依稀记忆来。一阵乱风吹断了挂在檐前的水帘，打落在纸糊的窗上。感到钻进窗缝里凉习的风直刺胸口时，才又从遥远的湘江边岳麓山腰回到东门坡上来。
这种少有的怅惘心怀，就在雨渐小时被母亲的使唤声冲淡了。我们把屋外檐下的水缸推出去接雨水，等接满了一缸时，投入明矾，待尘杂下淀，上面的清水就用来洗涤器皿，可以省掉一点买水的日用。当然，最开心的也就是雨歇天青的时刻了，赶快用旧报纸叠成纸船，船底上抹了桐油，去院中在积水退消前放船，想象着我们坐船初到武汉时宽阔江面上大小船只往来的情景。这样就往往把一两个无聊之极的小时打发掉了。
其实，那一方小院也并不完全是我们孩童的世界。每年稻谷收割后庄稼人向地主纳租的时候，这小院就熙攘得有一种“大事”的感觉了。担挑了谷子来的农家汉子，坐在院里抽着旱烟管，箩筐内起尖的堆高的稻谷黄澄澄的散漫着金色。大家一边拭着满头脸的汗水，一边闲谈着庄稼，恭候地主出来验租。朱门启处，汪太爷穿戴得齐整，手中捧了水烟袋跨出高门槛，院子里的喧杂声忽然静止下去。这时，替太爷收租办事的先生便捧着账簿恭敬地走近请太爷过目租册。不过，汪太爷经常并不亲手查翻，只是吹燃纸媒，呼噜着水烟袋，大约听了几分钟，便交代办事的先生一些话，径自退回朱门之内去了。办事先生这时才逐担验收，验毕的就让挑了进朱门去。当然，我也看见过办事先生举手殴打甚至脚踢欠租农汉的场面，也总是奇怪为什么那么粗壮结实的农汉会被瘦弱又有一口黄牙的先生百般凌侵，居然坚不还手。我还更天真地替那瘦弱的先生担心过，万一农汉抓起长年用得发亮棕黄的扁担来打，该怎么办。当然，我也常羡慕并怀疑汪太爷家里怎么能一年吃得完那么几十挑的稻谷。
秋天的盛事过去之后，院子里就是开春后清明扫墓的“大事”了。汪家总是准备一院子的祭供用的东西，雇了后生来担挑。有两年我们也被邀同去。第一次在坟地觉得生死的妙异，第一次在坟地进食，也第一次经验了在同一个地方有人欢笑也有人哀戚的奇怪事。不过，这些都并不是我觉得扫墓所带给我的兴奋。我最高兴的是看人在坟场放风筝，大鲤鱼、长龙、蜈蚣、蝴蝶、老鹰、八卦……在空中一忽儿扶摇直上，一忽儿滚翻栽跌。除此之外，四处寻找坟头土洞里的蟋蟀，或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把没人祭扫的坟前的残碑推倒抓蟋蟀也是开心事。仰望着天上各式各样的风筝，觉得有一股欲与风筝在空中飘舞的冲动，那样浪漫的想顺着长线攀得最高最远的风筝，不停地向更高更远处飞升，完全陶醉在春风里。忘记了屋漏，忘记了湘江边所见翅膀上涂了两个红色圆点的大铁鸟，忘记了爸妈常有的喟叹，忘记了人间的一切不愉快和烦心。当然，连《流亡三部曲》都从我心里遁逸而去了。
其实，我期待每一个春天的来临，并不全是因为清明时节可以捉蟋蟀，或是放风筝让我有一种接近自然的快欣。到底在坟地中的感受会使我有些黯淡的不甚明了的对死亡的憎恶。而我最热切地期盼着春天来到的动力，是学校每年一度的春季远足。那种兴奋在老师宣布了远足日期地点的一刻便开始高涨，一直到远足前夕临睡时双眼都久久无法合闭。一大早被父母叫醒，带了水瓶干粮，在清晨薄寒中赶去学校集合。全班整队后，两人一排，踏着齐步走上东门坡，向城外行去。我们一路上反复唱着那首《新中国的主人翁》歌曲，纵情地唱，快乐地唱，仿佛有所深感地唱：
特隆咚，
特隆咚，
我们是勇敢的儿童，
新中国的主人翁，
新中国的小先锋。
走呀！走呀！向前走，
天真活泼的小朋友，
握紧拳头，张开了口，
赶走疯狂的日本狗，
赶走疯狂的日本狗，
中国才有翻身的时候。
歌声在胸腔中跳跃，歌声在春风里波荡，把尾巴留在东门坡，歌声遂向城外无尽延伸。
三
东门坡不但在有歌的春晨醒来，春天也把东门坡装点得喜气洋洋。坡两旁住家大门上满贴的春联，尽管是在战时的后方，仍然像是女儿出嫁时的鲜丽盖头。整条东门坡就跟一挂长之又长的鞭炮一样，喜庆的气氛自坡底一直爆放到坡顶上去。卖茨藜(一种呈锥形有软刺的野果，剥掉软刺可以生吃，有一股甜中微酸的清新)和蚕豆的青苗和花苗妇女，沿街歇担市易。她们穿戴的齐整的头饰和层层叠叠刺绣编织的帽边、裙边和衣襟，闪烁缤纷地似乎吸去了春阳中所有的青春活力和色彩。健康而红润的脸庞上绽放着欢笑，把茨藜上的软刺熟巧地剥去后用竹签穿成串，插在草把上。她们剥蚕豆的技巧也是令人惊异赞叹的，一只豆荚在食指、小指与无名指中那么一折，随着清脆的哔啪声，鲜嫩如新玉的蚕豆便跳弹出荚，在箩筐中向着碧蓝的天空，仿佛一群活泼的儿童叠起罗汉来，倒了，再叠，终而越叠越高。她们说笑着，总是有些敛赧地半低着头，便不时露出一截净纯细滑白柔的颈项来。在她们的附近，站立着卖饮水的年轻力壮少年，双手交叠在胸前，不时跟年轻的苗女调笑着。她们抓两把茨藜给少年换一两口饮水，有时也低首在明澈如镜的桶水中照影，整理发角和头饰。
卖花的、卖菜的、卖粗蓝布的、卖剪刀的、卖盐巴的、剃头的——当这些人越来越多时，东门坡上的人声就更使人有温暖的感受了。当这样的人语市声在低缓地进行着时，一串嘚嘚的马蹄声忽自坡顶滚落下来，那是驮了煤块进城的马队。马脖子上系挂着一串铜铃，清脆地伴和着蹄声，敲在坚硬的石板上，这支春之奏鸣曲就在温煦的阳光中随着春风吹扬，自西南高原之巅向四方飞扬飘散。散入湘江、散入长江、散入黄河、散入中原，让沦陷区及前方苦难的同胞也有短暂的慰舒，同时带给他们新的希望和大后方民众的无限祝福。
春天是丰富的季节，也是使人松懈的季节。这也正是土匪图谋打家劫舍的好季节。
土匪攻城总是在静静的夜里，他们吹牛角的呜呜声经常断续可闻。这时，县里保安队就沿街敲起了破锣，嘶哑地叫喊着土匪攻城的警报。于是，家家户户都吹熄了油灯，严闭门窗。父亲在这时总是让我们兄弟穿了衣服上床，躺着不要出声。他也一定会用那枝藤条手杖横斜着顶在临院那扇窗后，再推了饭桌去顶牢大门。保安队员快速驰往城边的杂沓声像洪水自坡上泻过，不久，稀疏的枪声便会自城边上传来。而在经过一阵令人窒息怵惕的时间后，枪声渐渐沉寂，终于锣声再起，宣告土匪溃退，第二天清早我们就可以跑到大十字去看挂在城门楼前蓬发垢面、脖子上淤血还未干的土匪首级了。这时候，我就会不十分经意地勾回在长沙时的若干断忆来——从岳麓山敌机轰炸警报解除后跟大人渡过湘江返回市区的所见：支离破碎的尸体、挂在树上或倾斜的电线杆上的断肢内脏和被炸弹碎片削掉的头颅。不过，我是那般专注地看着土匪首级的兴趣与好奇，却是在长沙时所没有的。我可以用孩童特有的足以明察秋毫的锐眼，审视土匪首级咧着的嘴中参差不整暴突的牙齿，几乎可以数清牙齿的颗数；也曾比较过土匪首级的大小及头发的长短，而并不觉得仰起的脖项有酸疲感。当然，我也一丁点儿恐惧感也没有。我的恐惧只是当躺在床上谛听土匪吹牛角号，继之以东门坡上保安员持枪驰往城边的脚步声和破锣声，伴和着自己狂烈的心跳的时候，才随着冷汗沁渗出来。在那个时刻，我也很努力想搜求记忆中在长沙跟随大人躲警报时有无此种类似感觉，却一切都悠邈不清了。这种经验是否意味着成长，我也并不了解。对此，也许有一个可以言之成理的解释——是母亲说的。她常说：当年在长沙躲警报到后来几乎是每天的常事了。每天蒸一大笼馒头，装在一只黑色的大皮袋里(这只皮袋一直带到了台湾，在台中雾峰早期岁月中我还见过)，带了我们兄弟渡过湘江到岳麓山去。这跟土匪攻城只不过至多一年一次相比较，后者自然是带有更浓厚更刺激的新鲜感的。不过，现在回想这段往事，确乎觉到时间流逝对人产生影响的可怕。我在贵州西南高原上既已隔绝了炮声火影，那以前在逃难行列中的经验，本来由于记忆方萌，都是模糊片断，而被动乱中这段短暂的粗安给包裹起来，便渐渐消失遗忘了。如果时间可以疗伤，和平安定真可以抚平动乱残暴在人心里刻下的铭志，这恐怕是很久很久以后，至少是在有生之年不易亲验的事了。这情形就跟我们看见汉魏遗留下来的石碑，过去的当时所发生的事皆已杳杳，有关的个人对于我们来说早已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碑上所刻下的历史真实，千年万世亿万代都难湮灭。如果说我有这样的感觉才是我成长的明证，那么，我可以说，我的童年是使我觉得骄傲和具有深长的历史意义的。我个人能记忆多少与正确与否，都并非重要，重要的是，有千百万人也在这个时期跟我一样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动，我们不能否认千百万人的经验的事实，于是，我的童年就将永远存入史册。当我在太平的地方太平时刻回忆这段经验时，我会毫不觉得在安顺县城大十字城门楼前有趣地观看悬挂着的土匪首级是令人羞愧的事，正因为那也是我童年真实历史的一页上的一段话语。我的整个童年，使我了悟战争的残暴、无理、野蛮，也憎恨一切那样的事实与作为；相反地，使我去拥抱和平、安乐、自由、平等的现实和理想。
四
在安顺五年的流浪岁月里，我的确感受到有过一段相当和平、快乐和自由的日子。那段日子，就是当夏天开始，父母带了我们到南门外的华严洞去度暑假的时候。
我们的愉快假期自离家步行到南城门口一家卖“破酥包子”的小店开始。那家小店的店主，也是异乡人——大概是由于异乡人终归是少数的缘故吧，我在记忆中也一直记得最清楚。父亲向他买包子时，也总会跟他说些闲话。他有一次拍着大哥、三弟和我的头顶说：“好好读书吧，将来回老家去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过好日子。”我那时完全不明了他所说的究竟意涵着什么。可是，现在想想，回老家安居乐业，做个良民，那是如何沉痛无奈的一种心声，是远久以来中华民族老百姓世代的一声长长不断的喟叹啊！
一出南门，热风迎面吹来，满嘴破酥包子香美的感觉爬上兴奋的神经，就被热风点燃，提升超拔，卷入了开阔的原野，直向天边青山，山顶的白云就被推动，载沉载浮地浮流起来了。夏天的成熟气息有令人窒胀的激动，于是我们就呼啸着狂奔向前，仿佛要抓住天边的白云了。
城南十里，远近尽是农田。行至约五里处，就到了“平地泉”。那是路边由地里冒出的一股泉水所积成的一个小塘。水并不深，但甘洌无比，也清澈见底。我们常在塘边捉蝌蚪，也会恶作剧地弃之于地，看那些软弱的小生命无力地挣扎，最后再将它们扔回泉里。父亲也喜欢平地泉，并写了一诗：
城南十里路回环，
平地清泉水一湾；
北望青峰迎马首，
华严洞口读书山。
马首山是父亲命名的。站在平地泉畔就能看见全貌，的确像一只昂扬的马头。读书山就是华严洞所在的后山，并不高，满山是小灌木丛。华严洞因华严宗的寺庙而得名，自从故宫古物存放此处之后，就暂跟善男信女了断因缘了。除了住持和尚外，里外都是政府派来保护古物的特务连官兵，老百姓是不许去的。官兵们在洞口依山筑了营房，也在低凹一点儿的平地整出一个小操场，竖了旗杆和篮球架。我们家整个夏天都住在“荟诗寮”里，那原是一大间供香客休憩及平时庙内和尚进修吟诗雅集的地方。从荟诗寮的窗口望下去，通往洞口的百级石阶和操场都看得一清二楚。晚上和清晨，躺在寮里，一声声的暮鼓晨钟，糅合着山里令人沉潜和靖忘怀的潮润清凉氤氲，炮火声、大铁鸟轰轰的怪鸣声、呐喊声、呼号声、土匪攻城的牛角号声、破锣声、东门坡上的人语市尘声，都被滤筛一空。鼓声和钟声过去，士兵们在操场集合点名报数的口令声就会尾随而至。不久，官兵们绕着场子齐步唱歌的宏大声音，就自洞外向后山、向平地泉、向贵州高原以外的远方荡漾开去：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英雄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一二三——四！
歌声低沉地一遍一遍传散，童年记忆方萌时那些片段动荡的日子又忽然回到身边来。华严洞的世外之感一下子又被惊诧愕错所麻痛了。那是怎样的一种战争与和平无情的交感啊！
沿着读书山向深处行，经过大寨，就到了烟水漫漫柳影幽幽的二桥湖了。柳条上的蝉鸣叫得人心躁意乱，叫得人耳塞。但是，如果真的有一种声音能使你耳塞而可以不再去听到世界上任何不忍卒闻的声音，在蝉唱和炮火声、土匪攻城的牛角号声、呐喊声、呼号声……等之间，我倒宁可要蝉唱，至少那是极其自然，而且是带了欢欣来讴咏生命美好的积极调子。在那样的时代，竟然蝉唱也会给我某种程度闻鸡起舞的斗志和激昂慷慨的豪情，不免一下子就会脱口唱出《新中国的主人翁》那支曲子，热血又滔滔沸腾了。
山居两月，盛夏已去，当蝉声渐消，我们对于过久的宁和终又觉得意兴萧索的时候，就回到城里的东门坡去。
开学以后，在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包书。教科书的纸质太差，连封面也糟薄易破，父亲就教我们用旧报纸把封皮加包起来，母亲给我们一小碗剩饭，权当糨糊。
第一天上课会散发出无比巨大的诱惑力，真是不可思议。大家都巴望着跟同学交换整个暑假的见闻。特别是我们兄弟，华严洞山居的经验是全校任何其他学生所没有的。特务连连长给我的两粒子弹壳，黄铜擦得耀眼慑人的晶亮，那更是同学们所钦羡的对象了。这时，在学校里，三幕儿童歌舞剧《名利网》也正在准备排演。歌舞剧的主题是劝人向善，拋弃名利，好好做人。一个人扮演大蜘蛛，站在舞台中央；双手向上双腿岔开，手脚上系了麻绳代表蛛网；另外的十几个男女生就扮成蝴蝶、蜜蜂、蜻蜓、苍蝇、蚊子，代表争名逐利的人，最后一一触网而毙。我当时完全不知名利之为何物，但是很喜欢那出歌舞剧——那出我一生最先看的而且亲自上台表演过(蜻蜓)的歌舞剧。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部分唱词。当蜘蛛唱完“名作纬，利作经，织一个网儿式样新；意拙拙，功夫深，黏住世上投机人”之后，我展翅触网，被蜘蛛抓住，便放悲声唱道：“不得了！不得了！投入网中怎么好！身上酸痛心头跳，一切希望都勾销！”这首歌词，当我智力完全发展之后，就跟儿时读过背过的许多诗词一样，都变化成我的行为思想的酵素，对我的人生哲学及为文风格起了相当巨大的主导作用。我的童年，如果仅就这一方面而言，也是相当健硕美好，令人满意的。
这样的动乱中偏安的日子，在经过四个寒暑之后，终又受到了战争气息的吹袭。一九四四年，暑假自华严洞回到东门坡后，一连串的令人悸惶而又不知何以应付的事件迭起。从父母口中及老师口中，以及他们的表情上，可以感受到低沉空气的压力。虽然东门坡上一切如常，卖水的青年、卖茨藜的卖蚕豆的苗女、坐在长条凳上卖酱马肉的、卖盐巴的、卖糍粑的、卖菜的、剃头的、卖辣椒粉的都在，连驮煤的马队也都仍一早自坡上哒哒哒哒，叮叮当当敲打着石板滑下来，东门坡上却多了一种人——过境上火线的团队，一批批来，一批批去。坡的两侧民房廊前檐下横七竖八地躺着不知自哪里开来的老弱残兵。一晚上呻吟声惊得我们无法睡觉。汪太爷深夜返家叫门的声音也听不见了。伤寒、霍乱、痢疾，一夜之间就会夺去七八人甚至十人的命，死尸用草席裹了抬到城外弃置，连挖坑埋盖的时间都没有。于是，野狗乌鸦噬啃死尸和死尸诈鬼的话语便开始在东门坡上传散，大人当然更不让我们在不必要外出的时候出去了。我们躲在窗后，用手指捅破窗纸偷看院子里的情况。开饭的时候，伙夫抬了两箩筐红棕色的糙米饭放在院角，院子中央就地放置许多搪瓷盆，盆内是汤水，只有稀少的菜叶和豆芽漂浮在表面。六个人一盆，就地蹲食。士兵们随身带着自用的搪瓷碗和筷子，装了饭后静待长官的“开动”令。一声令下，大家猛力扒饭入口，仿佛猴子一样鼓胀了两腮一碗吞下，然后惶急地奔向院角的箩筐再抢第二碗。力弱患病的，才吃了半碗，箩筐早翻了底。尽管长官命令士兵不许向老百姓乞讨粮食，但是，入夜以后，大胆的饥饿者顾不了长官的命令，偷偷地轻敲民户乞食。我仍旧记得来我们家敲门的第一个人。母亲先是怕施舍之后反陷对方于不义，犹疑了一会儿。后来打门打得紧了，乞唤声也急切了，终于到厨房拿了剩饭菜来应门。一个瘦弱高大的士兵站在那里，满脸胡髭，身上泛着糗腐的恶味，颤抖的双手捧着一只缺了口的搪瓷饭碗。母亲把饭菜倒下去的时候，对方出其不意地跪了下去。“谢谢大娘！”他操着北方口音说，头低了，从怀里掏摸出一双布鞋的鞋底来，说是亲娘手制。一路风霜，乡关万里，如今将赴战场，此后生死不知，算是回报母亲对他的漂母之恩吧。
一批团队过去，就会留下十来具二十具死尸。收尸以后县里的清洁卫士队加上陆军医院的特殊协调助理，派人来用药水洗地，然后遍撒石灰粉。白白厚厚，不像雪那么给人祥和安静晶洁的感觉。火爆、刺眼、呛鼻，令人厌恶。
这样纷乱而不寻常的日子，让我们小孩子觉得难受极了。院子里不准也不能去玩，好像四处张布着看不见的天罗地网。过了一阵子，听说
大绶得了霍乱，徐医生忙着医院里的病人，也没有很多剩余的时间看顾诊治自己的孩子。大绶得病以后，院子里的恐怖气氛似乎更浓了。一天晚上，我们刚睡下，听见徐医生来打门。父亲母亲还没睡，就去应门。门刚一开，徐大妈出其不意地自徐医生身后抢了出来，跌在母亲胸怀，挤压出“大绶死了”四个字，就哀嚎大哭起来。我躺在床上，僵直地不敢动，惊吓得浑身冷汗，喉咙发痒，眼角也仿佛要撕裂开来。大绶死了以后，大彩差不多不出来跟我们玩了。即使没有团队过境，院子里也没有撒了厚厚白白一层石灰，她也很少出来。我们兄弟的玩兴忽然小了下去。
在这段时间，家里忽然多了一些大哥哥大姐姐的客人，都是母亲所教的黔江中学和豫章中学两校的高中学生。他们跟母亲谈话的表情和内容非常严肃。我听见什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样的话，也不甚明了，只意识到跟打鬼子有关。不久，就偶然听见母亲对父亲说：“某某当青年军去了。”父亲点点头，没有表情。
那年初冬时分，团队过境得更紧密了。东门坡上残雪处处，寒风吹得整条斜坡都肃杀发抖起来。人们行走得也似乎比往常毛躁仓促，面上的表情也凝重。驮煤的马队来得少了，东门坡上显得格外异样，完全没有在夏天一场雷电交加的豪雨之后，那般大海蛟龙昂首振尾的气势，也不像春暖时候，或秋高气爽当天空像阴丹士林长袍下摆一样的青色，风一扬吹，给人整条坡就像祥龙凌空飞去的感觉了。
我们的学校——国立黔江中学附属小学，也因为最大的一批团队过境借住而停了课。团队开拔的那天，大雪纷飞，全校集合列队欢送。寒风肆意对着脸吹袭，但是我们都奋力唱出自己的声音，拉大了嗓子，用热情的歌曲把冲灌进嘴巴的寒风顶出去：
年纪小，志气高，
身体强，本领好。
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
我们，要做民族的小英豪。
……
战士们踏着步，一排一连地肩着枪走去。他们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遍一遍，一部一部地唱。地上的积雪被践踏得成了泥浆，歌声是那么圆浑有力地汇成一条河对着雪花和寒气滚滚向前。
隆冬，当鬼子向贵州猛扑，军压独山的时候，政府派了大批军用卡车来把存于华严洞内的文物撤走。我们仓促离别了东门坡，向川东而去，开始了我童年另一阶段的漂流岁月。
五
入川以后，终点是巴县一品场附近的山窝，叫做“石油沟”的地方。那里原是资源委员会辖属单位开采天然煤气遗弃的旧址。故宫的文物堆放在一个大仓库里，我们家就在坑口头上的一间简陋的草屋安顿下来。
门前有一道小河，两岸全是茂密的通天楠竹，又粗壮又高直。隔了河，一座山就像屏风耸地而起。山顶上有一块巨大的岩石，状似一只卧着的水牛，当地人叫它“飞仙岩”，父亲却名其为“卧牛石”。从卧牛石再往深处走，经过一片乱林，就到了一座寺庙。古松巨柏参天，阴凉极了。我们家背后也是山，不过没有对面卧牛峰高。总之，四面环山，跟外界完全隔开，环境幽静得比安顺华严洞还要殷实厚重。晚上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河水淙淙流泻的声音。飞仙岩上飘落的晨钟会将你敲醒。啼鸟处处，真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美好得没有空暇去回想战乱中的任何片断。
由于住在百分之百的山窝里，学校离得太远，我们都辍学了。于是就从父亲逃难下来所剩的有限书册中选些来读：唐诗宋词、《水浒》(还是上海中华书局景印贯华堂原本的线装七十一回本，后来一直带到台湾。我在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写硕士论文那年，父亲给了我，现藏酒蟹居)、《三国》、《儿女英雄传》、《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都是那时半猜半读、似懂非懂自己念的。除了自学书册以外，我们也开始学画画。山居无事，古物由于怕在箱里受山间潮湿空气侵害，特别是书画立轴卷册，必须择好天开箱取出晒晾。父亲押运护送的八十箱文物，本属故宫菁华，而这时便总先把菁华中的精品拿出来。上自唐代李氏父子，五代荆、关、董、巨，两宋马氏父子及范宽、夏珪，元朝的赵(孟)、倪(瓒)、吴(镇)、黄(子久)，下迄明清以降的著名文人画，使我们借晒晾工作之便，大饱眼福。以前在华严洞中深藏的稀世国宝，在穷乡远村的山窝里展现，这是多么难得的美盛大事呀！
观画之不足，父亲就请他的同事刘峨士先生教我们习画。刘先生是北平艺专毕业的，战乱到了贵州安顺，在军医院混了一名差事。与父亲结识之后，父亲觉得他太埋没了绘事才艺，就把他拉到故宫博物院战时驻黔办事处，补了一名科员。刘先生对于教导我们几个毛孩子并无兴趣，只让我们看他怎么作画。从展纸、研墨、濡笔、握笔、换笔、下笔、勾勒、皴染，到着色、题款、用印，整个过程都包括在内。三弟对绘画最有才分，也最有兴趣，刘先生事后便对他特别指导启蒙，而他果然成了今日颇负盛名的画家。
我自己虽然对绘画不似三弟那样热衷，而且才分也谈不上，不过，几乎每日浏览古画的结果，却对我此后的精神生活发生了极广泛的影响。第一，古画上的风景与诗作，与当时的生活环境非常吻合。青山、松林、古寺、小桥流水、幽竹、茅舍、飞瀑，不但在画上，且都是实景。山雨扫来，烟霭弥漫，竹动树摇，这完全跟元代高克恭画的《雨山图》及《林峦烟雨》一样。我们在秋天攀爬上飞仙岩，沿着山径小路走向那座寺庙，其景其情不正与巨然的《秋山间道》所绘的相若吗？情景合一，这样的感受强牢地攀盘在我心上，成了我以后献身文学及创作文学的一股清新亲切的情感之泉。第二，有些古画，画的是一则历史故事，父亲便会和颜悦色不厌详烦地逐一解释给我们听。像宋代李公麟所绘的《免胄图》，是唐代大将军郭子仪以德威仁爱，招降回纥大军的故事；像元代萨都剌画的《严灵钓台》，是关于汉代学士严光助光武中兴之后，辞官谢禄，归隐水涯，渔樵终老的故事。又如《袁安卧雪》、《清溪渔隐》、《富春山居》……文人画，都透露出一种以节操为重、利禄可弃、慎独清欲的教示，这就跟在安顺黔江中学附小所表演的歌舞剧《名利网》一样，对我往后成人的人生哲学产生了一定深远重大的影响。
那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的消息终于传到了这偏远的巴渝山窝。我们小孩子并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觉得似乎今后不必再大搬家了。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大搬家是带有相当浓厚的好感的。坐汽车、坐火车、坐船，都是生活中那样永远新鲜、特殊、过瘾的事。而当我们听说不久就会迁到重庆市以后，平静清寡的心湖上又开始荡起涟漪，急不可待地想乘船大江东去，要亲自证实故宫所藏宋代大画家夏珪名作《长江万里》手卷上的山川风景了。
但是，大人们在听到胜利消息之后的反应却比我们孩子欢狂多了。父亲接到当天政府自渝正式打来的电报后，高兴得紧抓住母亲的手，同时把我们兄弟四人叫到身边，用潮润的眼睛看着我们，良久无语。他们伸出温暖的手盖覆在我们头顶上，终于以微颤的声音和着笑容说：“孩子们，胜利了。我们就快回家了。”
那天下午，父亲差工友何永贤到十几里外的龙冈乡买了几瓶米酒和一大长串鞭炮回来。母亲下厨弄了几样小菜，把同事、工友，以及保护古物的特务连胡连长都请来，大家笑着拍手看那挂鞭炮炸完。吃着菜喝着酒，一直嚷嚷到上灯，一直说到我们孩子不支就在人语喧哗烛火通明之下睡去。
冬天，父亲奉命去重庆洽谈次年古物移运陪都的事。他给大哥、三弟和我每人带回一双皮鞋，那已经是我们在到了安顺之后从来没再穿过的了。整个的冬天，虽然外面是寒冷的，但是家中的气氛却异常温暖。父亲也不似在安顺时经常独饮浇愁，有时脾气十分暴躁的样子了，总是不时哼起他年轻时在北平听过的老歌。而母亲也终于自箱子里找出在逃难到长沙时所买的玉屏箫和笛，吹练起生疏许久的昆曲来。她一支一支一遍一遍地吹，十只手指那么轻巧地跃动着，我第一次发现母亲有如此的才艺与心情。那一双手，仿佛一夕之间减去了千斤的重量。
第二年(一九四六年)春天，我们终于离开了石油沟。当汽车开过那条引桥，我仰头望山头上的卧牛石，仍然那么安详地伏着。而竹林也静静的，山也是静静的。我想飞仙岩再往深处山里的那座寺庙，那些古松龙柏，应该也是静静的。我听见几声山杜鹃的啼叫自山里幽远处过来，小河的流水淙淙也依旧。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忽然有一种难言的怅惘，而这种感觉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许与虽是短短一年半，但却是绝对不染一点儿尘杂的清和也没有特别兴奋的生活有关。那一年半，一定是我一生中因为没有任何不悦及丑恶的介入而最自由最逍遥的一段日子。这是一段没有残酷、没有血泪、没有惊恐、没有悲惨、没有不平、没有逃避、没有痛苦、没有遗憾也没有杂念的真正幸福单纯的日子。而我正在向这段完美的日子告别。随着抗战的结束，我的漂泊生涯也已告结束。更重要的是，我的童年也结束了。我开始向过去告别，展开在我前面的是一条通往充满希望、理想，也更富挑战性的新世界的大路。就在汽车转弯，飞仙岩忽然自我视野中展翅飞去，消逝无影踪的时候，一股成熟的情感冉冉自心底浮升起来。我有一种激动，不知是欢愉抑或是悲哀的激动。我一下子想起了许久许久未唱的那首《我们在炮火下长大》的歌曲，我并没有张开口唱，但歌声却在脑海中汹涌回荡：
年纪小，志气高，
身体强，本领好。
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
我们，要做民族的小英豪。
我那年十二岁。我想，我是在战乱中长大了。
跋
这篇文章在《联合文学》月刊和《联合报》副刊刊出以后，收到了两位读者的来信，对于文中《大刀进行曲》的歌词部分提出了指正。一位是作家小民女士，另一位是台湾《自立晚报》台中办事处的方培敬先生。小民女士记忆所及跟我记得的歌词略有出入，方先生的Version就跟我的有较大的出入了。方先生说，他在抗战初期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的儿童歌咏团，常到豫东商丘各县战地医院去演话剧、唱抗战歌曲以慰受伤国军官兵，故他自认“对抗战歌曲记忆较深”。我认为他的记忆的可信性是应该比小民女士和我自己记忆的可信性大得多的。
现在，为存真起见，就以他们两位提供的歌词为底本，把我文中《大刀进行曲》的文字校勘如下：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跟他们前进，勇敢前进。
看准了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冲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日补志
(载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台湾《联合报》副刊及
一九八五年七月台湾《联合文学》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