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面上刮着西北风。
一艘机帆快船打了个转，才张满双帆，也许是机器坏了，一时还赶不上前头那艘看似笨重的货船。眼看着”福”字号乌龙货船张满三帆，破浪前行，机帆船里便传出喊叫声：
“落帆！落帆！要开枪喽！”
顷刻间，海面上枪声大作。
货船老舵手知道船主事先与租船货主击掌相约：按航日收费，行、止听命于货主。因此，他此刻趴在甲板上，依约等待指令。货主林继祖在海上行商有年，此类事遇得多了，虽然听到了枪声一时难免紧张，却并不十分恐惧。他每次都无奈地听命：落帆停航，破财消灾。此外别无选择。但今次他既请人护航，自应听听保镖的意见。保镖阿海十分明白林老板“对付不了就应尽早停航”的交代，但他在听了几声枪响之后，只是凝神侧耳，未即刻作出决断。林继祖看着这位约莫二十岁的大块头年轻人，两腮毛茸茸的胡须连接到鬓角，浓得不能再浓的眉毛下，一对眼睛眯着，其镇静的神态像个老江湖剑客，因而断定这小子有御敌把握。
突然，阿海抓起步枪，猫着身，一出船舱就箭也似的纵身跃到船尾。他俯卧着，举枪眯一眯眼。于是近处过往航船上的人都看到，一艘双帆船随着两声枪响，绳断帆落，在海面上打秋千；远处船上的人，听到枪声才明白，那不规矩的落帆是怎么回事，无不认真地移目远眺那艘”福”字号乌龙船。
枪声停了。阿海站在船尾的甲板上，右手握住枪柄，枪口朝下；左臂略微举起，向逐渐远离的“快船”招一招手。那不是胜利的手势，只不过是说：“兄弟们，对不起了，各事其主！”是的，阿海不问便知，那快船上的人，十有八九是他同村的乡亲。
阿海不但眼神锐利，耳朵也特别灵。他一年只有看几次社戏的经历，却能透过震耳欲聋的锣鼓与京胡声，分辨出三弦琴是否弹走调了。因此，在家乡海域里传出的那几声低沉的老“汉阳”枪声中夹杂着偶然一响的“比利时”洋枪的尖叫，是瞒不过他的。他自幼就在村里的打靶场边看射击、听枪声，一共只有那几把枪，年复一年，早已能做到凭声调辨认出子弹是从哪支枪管里射出的。所以，他此刻根本不觉得是海匪在追赶，倒像是伙伴们在打靶呢。他断定奶哥郁家贵必在那艘船上，但他最担心的是结拜小弟郁牛弟跟着这位结拜老二被自己击中。这就是为何他初次护航，临阵能不慌乱。在他心里，大家都要过日子，不抢穷人就不算强盗，如果不是跟了这位林老板，自己或许也在那艘机帆快船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阿海放了两枪，击断帆绳就收手。再说，林老板再三交代：“商场上不可树敌，人货平安就好。”
二
阿海姓王，他从来没忘记自己的原籍是福建省福清县第三区龙田镇港头乡，只因双亲早丧，又无叔伯收养，自幼就投靠郁家村外婆家，如今原籍倒难得有人认识他。大概是天生苦命，元宵节那天，老外婆为他煮了一碗生日兼节日的蛋面之后，就撒手人间，那时阿海八岁。此地穷人多，无处讨饭，因此，当他把外婆剩下的几片“番薯钱”，即晒干的番薯片吃完了之后，只好跟着村里的阿婶、阿姆们，到海滩上摸小鱼、捉小蟹饱腹。在收获的季节，他就扛一把小锄头，自别人收后的田园里，找寻遗落的“番薯尾”，并把那些多半拇指大的番薯，晒干了留作年粮。老天倒也公道，没叫这穷孩子饿死，还让他身上照样长肉。
郁家村虽然穷，但村里倒有个雅称“书院”的所在。阿海听老人们说，多少多少年以前，本村还出过进士呢。这年头村里最有钱的几户人家，已把孩子送到龙田镇小学读洋书了，但一般人家的孩子就在郁氏宗祠办的私塾上学。不过，当家长的每年要交十斤番薯钱作杂费。老师是本村人，虽然是落第秀才，但经书背得很熟。教室分南北两间：南书房为幼学班，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北书房称四书班，读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位教师要同时教两个班，郁老师只能轮流讲经，学子们也只好轮流听经或念经。因为阿海不姓郁，不能上郁氏私塾，况且他只有番薯蒂，交不出十斤番薯钱。但那难不倒小阿海，他每天吃过番薯蒂，就趴在书院窗前，听郁老先生讲经，算是插班旁听生。他第一次听到的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之后，跟老师转移到北书房窗口听：“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其实对小阿海来说，幼学班与四书班一样，不管老师怎么解释，他都是似懂非懂，反正统统把它记在肚子里就是。因为没有课本，所以他听了不少课，还是一字不识，更不知怎么写出来。
阿海识的头几个字，是在龙田镇“公共厕所”里，奶哥郁家贵教的。那时福清厕所的墙壁上，都写满白字打油诗。有一首“杰作”，全县厕所都可读到：
脚踏两边翘，手捏毛（无）钱票。
身体没有病，哼得唉唉叫！
阿海蹲在茅坑上“唉唉叫”时，面对墙壁，就照奶哥所说的，用瓦片在地上“自左至右，先上后下”依样画葫芦。不出数日，村里各家的墙上都可看到阿海的“书法杰作”。识字的人自然感到这句子不雅，但不识字的人就无所谓了。既然大人可在龙田镇的白墙上写满“仁丹”、“鹧鸪菜”等等大字，小孩子阿海为何不可在村人墙上写小字？不过他写来写去也只有这几个字。
年复一年，小阿海把老师教的经差不多都记到肚子里了，但他还是要继续听经，因为老师说“学无止境”、“温故而知新”。此外，他对老师每学期结束前讲的《增广贤文》特别感兴趣。他认定评话（说书）先生的“自古道”，多半是从这本经里来的。不幸有一天阿海出了问题。原因是老师每隔日都要考学子“默写”，奶哥郁家贵每到此刻都坐到窗口去听奶弟阿海背经提示，因此成绩总是第一名。不服气的学子们也都争先恐后地抢占靠窗座位，这样一来，近视加老花眼的郁老先生终于识破天机，再也不许阿海旁听了。阿海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旁听生涯，那是无奈的事。不过，阿海把这些窗前学到的经典，加上戏台看到的———他认定那是有凭有据的历史，再加上评话先生的诸多警语，组成了满腹经纶，满嘴“书语”，说起话来可以文绉绉，不那么粗俗。他跟大人们一样，知道这世界分做两国：中国与外国。但那外国就是番邦，是他自己悟出来的，不是所有大人都知道。
阿海虽然好学，但有时也觉得学得越多，疑惑越大。那评话先生最痛恨的是“男盗女‘枪’”（福清话“娼”与“枪”同音），使他百思不解。他曾大胆地在散场时去求教，评话先生却用扇子敲他的脑袋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于是乎他把一切都寄托在自己尽快长大。他恨不得一年只有十天，只有一天更好。周瑜十三岁当都督，不同戏班都这么演，是不会错的。他屈指算算，自己也快了。可是，福州来的评话先生每次开场都唱道：“时光流逝，马齿徒增。”他用手指往嘴里摸摸，发现自己倒真的长了不少牙齿，可是还这么穷，这么没出息，难免感到伤心。
一条南北走向的土路把郁家村分成东西两半。同是郁姓族人，村西人多种地，村东人多捕鱼。农闲未必遇上歇海，因此，每年“拳馆”、“枪馆”东西村分别举办。教馆的都是无事村的俞老教师爷，他是公认的龙（田）海（口）天下的盖世英雄，十九般武艺样样精通，比别的师爷多出一般放枪的新法。阿海不分东西南北，有“馆”都去凑热闹。他跟着练了一套“少林童子三制拳”之后，感到乏味并悔恨自己生得晚，不然，必能学到俞老英雄当年“力举千斤，飞檐走壁”的武功。如果那样，自己的本领就跟周瑜“相搏不过田埂”，不相上下了。但也不错，周瑜不会放枪，这使得自己大有机会与他打个平手。想到这里，小阿海又乐了，只不过因年少端枪不稳，况且子弹钱要各人自付，这使得他一时还不够资格上场摸真枪。虽然如此，小阿海还是借木棍学着师傅的身法，馆内馆外，年年岁岁，嘴里不时发出尽量响的“啪、啪”声。工夫不负有心人，在阿海有机会真枪实弹射击之前，已从“形似”练到“神似”老师傅了。
阿海十六岁那年，已长得比村里的大人都高。老人们常说，本村海滩的小鱼小蟹最补筋骨，你看那缺粮的阿海，臂上的肌肉会随着他握拳收缩，多么有力。这一年，他跟着老大哥郁阿土，抬花轿、扛棺材，不论本村外村，只要有机会，都争着去赚几个钱。他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反复数着，一天又一天地等着，秋去冬来，终于又开馆了。他在师傅指点下，端起了真枪。一发子弹要带走他多少汗水呀，怎能轻易放出！他按师傅规范姿势俯卧，眯着眼，瞄准，再瞄瞄准。在急迫的呼吸过后，屏息，开响了他平生的第一枪！不知怎么的，他自己好像没有听见响声，或者说枪声没有他平时嘴里叫的那么响，但俞师傅翘起了大拇指。因为第一枪就能打中鹿头靶心的徒弟，阿海算是第一人。原先俞老最得意的徒弟是郁家贵，他是第三枪击中靶心。
在四九即三十六天的“枪馆”结业时，阿海已能多次击中活动靶鹿茸支端的定点，虽然还不能做到“百发百中”，但除了郁家贵心里还有保留之外，所有人都服了。才过了第二馆也就是两年之后，“神枪阿海”的名声，就以本地人特有的传播方式，向四乡八里扩散开了，越远越神。替阿海宣传最出力的无疑是俞师傅，以至于人们一见到他，就先说声“我的徒弟神枪阿海”，以节省老人家重述故事的口水。大家心里都明白，俞师傅是最无私的，他完全是为了“我的徒弟”。不幸阿海名声虽大，但认识阿海“本尊”的外村人，可说一个也没有。本地同名人实在太多，在村里这不成问题，人多的时候，大家叫名字都加个定语：村东阿海、前厝阿海、老阿海、小阿海，如此等等，从来不曾弄错，但出外就不一样了。你如果在龙田街上大声喊叫“阿海”，少说也有三五个来自不同村庄的人回头看你。因此，阿海空有一身好枪法，还是找不到饭碗，还得在家喝番薯汤。那一粒粒可以数出来的白米饭，只有等到给喜家当帮工时，才能尝到。听老天安排罢，也许得等机会下海当“梁山好汉”。自己人自然不应把“劫富济穷”的事叫做当海盗，那难听，该叫“走海”。请记住，走海！
阿海未遇到走海机会。农忙时他到处打短工，闲了就跟结拜兄弟们混着过日子。
在郁家村，结拜兄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形式。除了阿海，村里人都姓郁，他们本来就是叔伯兄弟等关系，为何要重新洗牌，乱了辈分，结拜成“兄弟”呢？说来话长。
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村里风行自年初四至元宵节，各家轮流吃饭，那就要有十二个家庭参加轮转。每家办一次饭菜，可“闲吃”好饭好菜十一天。这对于一年到头吃番薯汤的种地人或渔民来说，的确是创造性的安排。但近邻往往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未必都能凑满十二家，这就要结远亲了。男孩子过了十六岁若无处结拜就会很孤独。既然找人结拜仅仅是为了那十二天，那么，他们之间可能亲近些，但并非“不同生，必同死”的铁血关系，正月十五之后，就各忙各的事，未必密切来往。
阿海这一帮人，有些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未结拜的时候就常在一起。因为阿海一人为“家”，他那儿可以海阔天空、“七粗八臭”地瞎扯，没大人管。这些人或者因为家贫办不起饭菜，或者因为“正月头”里仍可挤在阿海屋里干聊天，虽然没有饭菜可吃，却也不觉得寂寞，所以都迟迟未结拜。但这帮人中郁大乐是个活跃分子，他不但话多、声腔大，绰号“大锣”，还不甘寂寞，多次鼓动要热闹一场。有一天，他买了一壶番薯烧（酒），约齐了十二个同村小伙子，趁夜黑时刻，到余家村财主哥地里，每人偷拔一捆花生，在郁家村边的墓埕上用稻草烧烤。他们没有“山盟海誓”，也不必上“刀山火海”。十二个人轮流往酒壶里吸吮一口番薯烧，随后一起跪下，对火焰拜了三拜，就成兄弟了。接着，大家七手八脚往草灰里摸花生吃，乐到鸡叫了才散伙。
第二天，郁大乐问了每个人的生辰并依次把它写在阿海家的墙上，他自己排行老五。他是阿海家的常客，有他在，屋里总热闹。
老大郁阿土，比阿海大六岁。阿海外婆去世后，这位当时十四岁的大哥主动来跟八岁的小弟弟合床壮胆。后来，也就是他带着阿海去打零工赚点钱过日子。即使烈日当空的大暑天，他也不戴斗笠，因此脸面晒得像包公。他年轻时跟大锣相反，话很少，常常是想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但阿海很听他的，也与他最亲近。
跟阿海亲近的还有两位：
老二郁家贵比阿海大个把月。他母亲分娩后卧床不起，奶水欠缺，把他饿得皮包骨头。阿海母亲回娘家时，见对门这孩子可怜，就接过来喂奶。自然，郁家也补贴她一些番薯钱。就这样，他与阿海同吃一个母亲的奶水长大，算是奶兄奶弟。他在私塾之后曾跟着父亲到镇小学读过三年洋书，可是因过早失学，进不了村里的读书帮。一年过一年，他只好跟着奶弟阿海，加入这个“做田猴”帮，要不然，正月初四到十五的日子难过。他是这帮兄弟中识字最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