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唐高祖李渊次子。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亲自带兵，先后剿灭了薛仁杲、刘武周、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等多股割据势力，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尽管他的功业远远超过李建成和李元吉，但由于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李世民不甘雌伏，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渊退位，自己称帝，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他主动引导大臣评论朝政，采取多种方式让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唐太宗特意从制度入手，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样一来，谏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内幕，政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指出，三省长官也就不敢谎报政绩，而史官可以更好地记录皇帝和大臣的言行，撰写史书，起到监督作用。
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之下，他的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敢于进谏的耿直忠心之臣。唐太宗不仅有鼓励纳谏的举措，更有接受批评的度量。有时候，对那些坚持原则但言语失当的直谏之臣，他也能不予计较，以宽容的心态去包容。
比如，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乾阳殿。给事中张玄素说：“在国家还未恢复元气的时候，您这样做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甚至会得到同桀、纣一样的下场。”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非但没有动怒，而且接受了意见，下令缓建，还重赏了他。还有一次，唐太宗一气之下要判处一名伪造资历的人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坚决反对，认为依法应判处流放。唐太宗受到顶撞，十分生气，戴胄仍然据理力争，说：“法令是国家取信于天下的凭借，皇帝不能因一时愤怒而杀人。”争辩的结果，唐太宗折服了，并且称赞戴胄秉公执法。
至于以“犯颜直谏”著称的大臣魏徵，更是常常与唐太宗面谏廷争，有时言辞激烈，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他也毫不退让，往往使唐太宗感到难堪，下不了台。不过事后唐太宗能认识到，魏徵极力进谏，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过失。因而先后接受了魏徵二百多次批评规劝，还把他比做可以纠正自己过失的一面镜子。魏徵病死时，唐太宗非常悲伤，痛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魏徵去世，朕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在这短短的二十三年里，唐王朝走出了隋末战乱的阴影，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为国家走向全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历史上被称为贞观之治。
——选自《旧唐书·太宗本纪》
【智慧心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唐太宗是明智的政治家，善于采纳大臣的批评意见，能接受别人指出他的言行之“非”。他以前朝兴衰为鉴，诚恳要求大臣们进谏，鼓舞他们说：“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年间，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有效避免了各种错误政策的颁布，及时改正了执政者的过失，这才有了震古烁今的贞观之治。可善始者未必能善终，唐太宗晚年就变得十分骄横不可一世，他不顾褚遂良等朝臣强烈反对，劳师动众远征高丽，结果无功而返，成为他一生当中少有的败笔。
翻阅历史不难发现与之相似的规律：为政者不听“逆耳”之言，偏信顺耳之言，必然会堵塞言路，最终造成乱世；反之，为政者不怕“逆耳”之言，从谏如流，必然会广开言路，进而开创治世。史载，周厉王为政残暴，国人议论纷纷。于是厉王广派密探，重惩批评时政者。使得百姓不敢相互交流，只能通过眉目传情。厉王见了感到十分满意，洋洋自得地对召公说：“你看，我是多么善于消除诽谤啊！”召公告诫他说：“堵住人的嘴，不让人说话，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哪！治水必须疏通河道，让水流到大海；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必须引导百姓说话。硬堵住河流，就要决口；硬堵住人的嘴，是要闯大祸的呀！”厉王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不久，国人暴动，厉王被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春秋时郑国的子产不怕人批评，甚至还鼓励百姓指出他的错误和缺点。郑国的都城有一乡校，国人多于此聚会，纵论时政，褒贬官吏。朝廷大夫然明恐怕这种反面的言论会祸乱国家，就劝当时的执政卿子产把乡校撤掉。子产听了以后说：“兴废总得有缘由，你说为何要毁掉乡校呢？”他说：“这些人议论政事，是关心国家，褒贬之语，都有利于国家，他们认为好的，执掌权柄的人就应该立即推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们就应该改正或者不做，这样的议论，堪为我的老师，决不能撤毁乡校。以诚善对人，可减少怨恨，却没听说用威势和暴力能防止怨恨。用权威当然能立刻制止议论，可人们的不平憋在心里，早晚还是要爆发出来的。河不可堵水，人不可堵嘴。否则河决堤伤人更多，人憋久喷发的仇恨更大。不如让乡校存在下去，让人们去议论吧。我们听到这些议论，等于有了治理国家的良药，这不很好吗？”这样一来，言路畅通，国家政治修明，内部安定。当子产去世的时候，郑国的百姓都痛哭失声像死了亲人一样。就连孔子也称赞子产说：“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才得以重现呀！”
每个人都乐于听取顺从和赞扬自己的话，不愿意接受批评之言，这是人之常情。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无论是唐太宗，还是子产，在听到批评自己的言论时，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气愤的。但由于他们清楚集体的智慧是很强大的，集思广益，总能胜过孤军奋战。因此，虚心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是避免失误的一个有效途径。正因为想到这些，他们才最终由怒变喜。正如韩非子所说：“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遗憾的是，有些领导干部喜听顺耳之言，厌听逆耳之言。在这样的领导干部那里，善于溜须拍马的人就会乘虚而入，用甜言蜜语达到营私舞弊的目的，既害了民众，最终也会坑了自己。周厉王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当然，因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逆耳之言”也不可能全对。我们倾听不同意见的时候，也应该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会带来不良后果。因此，古人还提出了接受批评意见的同时要学会“察言”，“三思而后行”。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们明明知道真理是站在自己一方的，可是反对者仍然一味地坚持他们的观点，这时对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比较可行的一种方式就是得理不饶人，对反对者挥以大棒。比如秦始皇嬴政在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时候，就是采取的这种方式。
秦始皇兼并六国实现大一统后，为了巩固皇权，避免出现周朝那样天下分裂、各自为政的局面，秦始皇与自己的得力助手李斯决定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各地的政权由中央委派的官吏掌握，而不是如奴隶制时代分封给皇帝的子孙。
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嬴氏家族维持统治的角度，这一方案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当时的儒生和大部分朝臣却泥古不化，纷纷表示反对，要求恢复分封制。丞相李斯建议秦始皇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统一。但是有一批读书人不学现在，却去学古代，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在百姓中制造混乱，如果不加禁止，会影响朝廷的威信。”秦始皇采用了李斯的主张，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农耕等书籍以外，凡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谁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拿古代的制度来批评现在，就满门抄斩。最后，大批的珍贵图书化为灰烬，四百六十多个持不同政见的儒生被残忍地活埋。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的观点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对反对者实施必要的弹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万事有度，过犹不及。秦始皇的镇压手段过于残暴和激进，一阵腥风血雨过后，举国上下噤若寒蝉，能够留在朝廷上的也只剩下专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奸贼如赵高之流，或者是善于见风使舵、老奸巨猾的李斯之徒。
谁也不能否认嬴政的智慧和才能，但是毕竟人无完人，嬴政不能永远明察秋毫，洞悉世间。他晚年在统治天下时犯了过于苛刻的错误，在个人生活上又穷奢极侈。仅凭这两点就使得秦朝百姓置身水火，性命倒悬。秦始皇也由一个一呼百应的开国之君，变成了人人欲食其肉、寝其皮的独夫民贼。可是，尽管下面民怨沸腾，秦始皇却毫不知情，还以为秦国如日中天。原因是没有人敢说与帝王的观点不一致的话了。就这样风光一时的秦国，不仅没有能够像秦始皇想的那样，一世、二世、三世，直至万世这样传承下去，反而在始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危机四伏，最后到二世而亡了。
由于人们之间的能力水平有高下之别，对某一领域又有专业与外行的区分，因此，很容易出现错误的反对声音。如果这时候，我们依仗自己的权威加以打击，就会令周围的人或者对你陷入盲目的崇拜，认为只要是你做出的决策一定是对的，或者担心万一自己的想法真的不正确，将来会惹祸上身。时间长了，你就会同秦始皇一样的闭目塞听了。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古时候有一则千金买马的寓言，十分形象地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案。寓言讲的是古时候有个国君愿用千金买一匹千里马，可是三年过去，无人入宫献马。
后来一位侍臣带了千金去寻求良马。三个月后，侍臣返回。他花了五百金买回来的竟是一副千里马的骨头。君王见了十分生气，怒斥道：“我想要的是活着的千里马，你用五百金买一匹死马做什么？”侍臣回答说：“这样才表明国君寻求良马的诚意！”
果然，过了不到一年，就有三个人来献千里马。如果一个人真心希望在自己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以避免铸成大错，就应该具有千金买骨的精神。对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采取宽容的态度，即使明知对方的观点错误，自己不会采纳，但决不应该去压制或者惩罚，甚至予以保护和鼓励，帮助他们共同进步。这样的姿态会使大家觉得：领导对提出错误言论的人尚且以礼相待，那么我们将来就不必有所顾虑了。不久，就会有人向你提供真知灼见了。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仅凭一个人的智慧和精力有时很难拨开迷雾，抓住本质。唐太宗的才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人能与其伯仲相称的，但有时也难免作出错误的判断，办出荒唐的事来，普通人就更不必说了。因此，我们要谨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警训。以不避良药之苦的精神，积极接受反面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