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任李国丰
宁文忠
写回忆性文章，尤其是回忆人的文章，上辈人总有些约定俗成的清规戒律，其中之一就是不写健在的人。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也越来越开放了，也就不在乎这些清规戒律，草上之风必偃，于是我想：如果笔锋一落，触犯了这个清规戒律，也无妨随它去吧。学校最近要在“升本”前出一个“我与合作民族师专”的征文集子，要我给他们写些什么，要求是“记可传之人，写可感之事，叙可念之情”，无奈，推不掉，只好涂鸦。于是就想到了汉语系老主任李国丰教授。
叫他老主任，是因为：其一，他在当时的同事中间是属于年长者辈；其二，他是合作民族师专的元老级人物，不仅是合作民族师专的创业者之一，更是汉语系的主要创始者————第一任系主任；其三，在学生辈中，叫老主任是对先生的尊敬，这个主要来自对其人格和学识的敬仰和佩服。
国丰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老前辈，也是我在合作民族师专的老领导。每次见面，总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每每总是他说别人听，别人即使想说，也很难插上嘴。我能与先生相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来合作碰见同学，谈及毕业后彼此生活的酸甜苦辣，说到艰难处，老同学毕竟是老同学，建议我换个地方，于是就把我介绍给了国丰先生。第一次见面，印象是平实、厚重、恳切，虽然他的武威话有些难懂，但从他的神情里可以看出对我的信任和期望。于是我就来到了合作师专他的属下，后来不管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他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一般人眼里，国丰先生是一个怪人，这“怪”之一：就是除去自己的工作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在意，信与行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以诚待人，爱人以德；这些都做得突出，甚至过分，所以确是有点怪。但仔细想想，这怪，与其说是不随和，毋宁说是不可及。这“怪”之二：则是不注意外表，在我认识的前辈里，国丰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必然是中山装，虽然开放二十多年了，可从没见他穿过西装、夹克什么的，大冬天还戴一顶旧棉帽上操，以致使一新同学误认作清洁工了，我想这也是他生活上“俭”的一面吧。这“怪”之三：就说到他的讲课了，先生讲课是很有激情的，虽然是很浓的武威方言，但他的字字句句铿锵有力，声调抑扬顿挫，神情很投入，很受学生喜欢。记得有学生告诉过我，先生在讲岳飞《满江红》时，当讲到“怒发冲冠”一句时，帽子突然就飞出了窗外。
“勤”的方面与其说是国丰先生的优点，不如说是他的习惯。每天从早晨六点半上早操到晚上九点晚自习下课，先生的身影一直是在学生当中的，无论是老师们，还是学生们都觉得“老主任把汉语系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对这个“家”，不是领导，而是服务。
先生一生经历坎坷，受过很多磨难，无论是五七年的“反右”，还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他都是在劫难逃。但先生献身于民族教育的那种执着精神，确是我辈所不能及的，这从他在建校20年庆典时写的《难忘的记忆》中可证一斑，那时的他，作为汉语系主任，是事无巨细，必得一一躬亲，用他自己的话说：“既是管理员，又是办事员、服务员和助教”，他的这种精神也成就了汉语系的优良传统。
对于学生辈，国丰先生是要求严，很少称许，对于特别器重的学生，他必是常常批评，甚至训斥，可证在老师眼里是宰予一流人物。先生嘴碎，年轻的学生辈有时不理解，也要顶两句，但先生不以为然，一笑置之。这也许就是古训说的“刀子嘴豆腐心”吧，这里我要把“刀子”改为“婆婆”了。
闲话说了不少，应该总括一下，是与国丰先生虽交往没几年，但受到的教益太多了，惭愧的是感激而未能躬行，甚至望道而未之见。勉强可以自慰的也许只是：还知道感激，还知道望。
作者简介：宁文忠，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细雨濛濛的天
王克文
往事已成片断，回忆只是一鳞半爪，但愿对关心它的人有所启发。
“细雨濛濛的天”
我是在决定将自己交给合作这个地方之时，才知道有合作这个地方的。毕业在即，何去何从，心里一片茫然。由于看不惯同学们之间的勾心斗角，自己又是一名班干部，校园里到处张贴的“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标语多少感染了我，加之当时的合作师专在我读书的学校驻下“招兵买马”，我的老师给我分析了方方面面“诱人”的前景，我也参加了合作师专召开的招聘会，光顾了人家的饭局，喝了人家的酸奶，我想总得有所表示才对，想不到这个表示动作幅度也太大了一点。我清楚的记得我们第一次来甘南的那天是个雨天，同行的诗人阿信在欢迎我们的晚会上即兴朗诵了他的新诗：“细雨漾漾的天，十二人去了甘南”，颇有点壮士断腕有去无回的气概，之后的事实证明，情形远没有当初想像的那样悲壮。我们那十二个人后来陆陆续续调走了几个，但更多的还是坚持了下来，我愿意在此处把他们的名字全部写出来：鲍俊辉、张筱兑、牟吉信、王效勤、张生智、马振新、高守清、席剑海、杨志明、余双儿、郭凯宁、还有我。他们成了合作师专最早从高校分配而来的老师，成了最早的一批拓荒者。
许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可能分别设想过事情也许还有其他的选择和随之而来的良好发展，但任何场合、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就此话题展开过讨论，只见他们都忙碌着，他们也可能没时间、没兴趣去细想这些。只是在二十多年后，在同样是欢迎远道而来的研究生的晚会上，多事的诗人阿信又朗诵了它的旧作，害得我又喝了不少的酒。
马圈经历
条件是简陋的。学校将自己坐落在甘南民校的几间低矮的平房里。我要结婚了，费尽周折才算找到了一间遮风挡雨的所在，是骑兵连废弃的用来养马的马圈。从入住的那天起我就反复推算这伯乐与千里马可能有的动量关系，听说耶稣就降临在耶路撒冷以北一个发霉的马圈的马槽里，所以还颇有几份庆幸。房子的窗子还是有的，但从里面和外面都可以轻松打开，我为爱人坐月子准备的、还有我结婚时置的那点家产都被一个更需要它的人统统“借”走，没水、没电、更重要的是出入时要征得一大群狗们的“同意”。战士们养了一大帮狗，没正事的时候它们就在我们经过的路上大摇大摆的“巡逻”，所以我每天的一个任务是护送我那胆小怕狗的爱人上下班。与凶恶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恶狗搏斗成了我生存的前提和生活乐趣。
就在那个马圈，我招待了我认识的那些愿意到此一坐的朋友，写下了最早的教案，打了最早的棋谱，读了一些早已死去的人的不太好懂的著作，为当时不景气的国民经济状况开过一些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没有信心的振兴方案。不过我当时和现在都觉得这种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好。
离开后我多次去过那座房子，领着孩子对她说“瞧，你就出生在这里”，孩子似乎有所触动，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由于信息不畅，那座房子被拆时我没来得及阻止，我想他们无论如何给我打声招呼才对啊。万一哪天，我、我的爱人或者孩子或者曾光顾那座房子的人成了名人，他们可就要愧对历史了。
自行车二三事
马车、自行车、汽车、地铁等都是交通工具。北京上世纪五十年代才有地铁，比伦敦迟一百年，使国人感到非常没面子，但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咱合作是大约十年前才出现第一辆公交，后来才有了出租车，所以，那时的自行车是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和代步工具，买一辆自行车大约要花去一个月的工资。
自行车固然给我带来的主要是方便，但不能说一点烦恼也没有，譬如你回家早晨去车站时，这时的自行车是骑还是不骑，反倒成了一个大问题，骑去的话没有熟人寄放到哪里？那个时候合作发往兰州的班车每天就只有那么几趟，而且毫无例外早上六点多发车。有一次我就大模大样的将自行车推进一栋像单位模样的楼房的一楼拐角处，等我假满归来去取时，一个老汉叫住我，让我为他买一斤茶叶作为“停车费”，我爽快的答应了，可能他马上就懊悔了，后来我如法炮制，那个老汉死活不承认见过此地有什么自行车。我的那个自行车就这样背叛了我，它伴随了我多年，经冬历夏，多半的时候是孩子搁在前梁上，老婆坐在后座上，我们一家穿行在合作的大街小巷上。
白杨
最初那几年，我印象劳动比较多，这些劳动多数是义务的，属于学校组织的比如栽树种草，治理河道，打扫卫生，都是师生一齐动手，大家都很踊跃的参加。我自己也开垦出了一片菜地，种了萝卜、大白菜、洋芋、大葱等。在骑兵连居住的那几年我每天要跑很远的地方去挑水，冬天到来前挖菜窖、劈柴禾、打煤砖，有两个假期，我同民工们一起挖山拉土、拔草平地，挣点钱以补贴家用……。
我虽然也算个脑力劳动者，但干体力活也是我的老本行，不过有些体力活我不愿意去回忆，但有一种活我感到记忆犹新，这就是植树。现在校园内那些整齐的杨柳，松柏都是大家当年一镐一锨种下的。经过若干年的孜孜以求，我敢肯定地说，现在的合作师专校园成了合作地区美化绿化最好的单位之一，有时候当你分明听见身后的那一排排白杨朝你发出爽朗的笑声时，自己还颇有几份志得意满，不过我现在发现校园里成排的白杨并没有多少，我就奇怪了，我一直在想：我们当年植的白杨都跑到哪儿去了。直到有一年，我随其他同志到主要生源地考察，见到那些从穷山僻壤的角落里跑出来向母校的老师们致以问候的学生们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之于一所学校的意义。
忆师友
同我们一起见证这段历史的人还有很多，有些人已经故去。老校长孙学文同志年过半百，从兰州到甘南，上的学生灶，吃不好，睡不着，又疾病缠身，在学校的那几年吃尽了苦头。去年腊月二十五，在返乡的班车上，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老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悲痛了好一阵子，由于急于看望老父亲，没能亲自前去吊唁，至今引为憾事，但还是送去了我的追思之情。杨奎元老先生是从东北师大来甘南支边的，由于水土不服和高原反应，经常手肿、腿肿，老先生在房子里买了一台跑步机和疾病做斗争。退休回长春后不久就听说因病去世。梁崇基老先生是我的棋友和忘年交，教了我许多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只身一人来学校工作，艰辛备尝，孩子过来看他，他无法安排住宿，只好将孩子安排到年轻人那儿去挤一两晚上。庆幸的是，更多的对学校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前辈们都还健在。学校曾在兰州集体安置过一批。我每年都能见到他们，但见他们都明显的老了。我想更多的请他们写一写，写一写二十年前的合作师专，有条件的话，把他们接过来，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合作师专。
作者简介：王克文，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政法与经济管理系主任，民族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艰辛中的快乐
李卫平
我于1990年6月从西北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被分配到合作民族师专工作。当时学校打算在电声乐队中配备管乐器，而我在上大学期间学会了吹奏长号，正合要求。记得与我联系的是时任学校团委副书记的马应孝老师和团于当代老师。马书记是一位非常有激情的音乐人才，在对我谈及扩建师专电声乐队的设想时，话语间透出很强的专业功底。当代老师的口音与我老家非常接近，感觉非常亲切，人又朴实大方。我被他们所感动，愉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到学校的第二天早上，在当地一位朋友的引领下去了当周草原及大森林。我从小在干旱的黄土高原长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森林。松树参天，山花烂漫。忽然间从身后窜出牦牛，不时从森林深处传来情人间的嬉戏声。我们摆开摊子，以饮料当酒，乱侃乱吼，可谓纵情发泄，心中说不出的舒坦，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秋季开学后，我们在当时的总务大院里分到了俩人一间的旧平房。房门因常年风吹雨淋日晒多处发翘，总关不严，多处漏风。加之我们从师大背来的被褥很薄，夜里冻得瑟瑟发抖，年轻老师们经常感冒。备教案、批改作业都趴在被窝里。可白天站在讲台上，面对与自己年龄一般大的学生时，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又促使我们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