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国的国情有利于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近代的中国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国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殖民地国家，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不欺负中国的。中国本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不畏强暴，具有爱祖国，敢于与外来侵略者斗争到底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深知，之所以中国人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就是因为国力太弱。过去清政府腐朽、软弱无能，生产力极端落后，现在人民当家做主了急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国家提出要加速国家的工业化顺应了民心，人民愿意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为国家积累资金，支援经济建设，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1954年“农民热烈响应国家计划收购的号召，粮食、油料都超额完成国家的收购计划”，就是人民国家建设的有力证明。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决定了国家的投资方向重点在于重工业。“一五”时期，工业投资额中，轻工业投资占85.7%，农业投资占14.3%；工业投资额中，轻工业投资占14.97%，重工业占85.03%。1958—1980年，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750.9亿元，其中重工业投资总额3519.43亿元，占74.1%，轻工业投资总额445.85亿元，占9.4%，农业投资总额785.63亿元，占16.5%。为了保证农业剩余流向工业部门，国家实施了三项有利于工业化战略的政策：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农业生产上的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由于上述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在基本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把有限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集中发展重工业，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由于过于偏重重工业的发展，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第一，在工业布局上忽视了农村工业的发展。1949年以前，中国的工业基础不仅薄弱，而且地区分布极不平衡，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集中于占国土面积不足12%的东部沿海地带，内部和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广大的国土面积上只有30%的工业。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平衡全国工业的发展，在工业布局上采取“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的方针，加强了内地和西部工业的发展速度。但是在工业分布上没有考虑到农村工业的发展，在工业化过程中，政策上又限制了农村发展非农业，因此，到1978年，我国农村工业仍非常落后，许多地区尚属空白。当时也曾提出发展社队企业，但提出社队企业的发展只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为农业”的原则，国家对农村工业基本上没有投资，农村集体经济投资有限，那时的农村工业只是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传统工业化战略抑制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结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重新形成和固化。
第二，工业化过程未能有效地吸纳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伴随着一国经济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使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而我国工业化进程展示的却是另一种景象。我国产业结构急剧变动时期，就业结构表现出超稳定状态。1952—1978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份额从45.4%下降到20.4%，下降了25个百分点，而同期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份额由83.5%下降至70.7%，仅下降12.8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从17317万人增加到28373万人，净增11056万人。第二产业产值增加近30.2个百分点，就业份额仅增加1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呈现极其缓慢的增长现象，从9.1%增加到11.7%，仅增加了2.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从14.58%下降到9.39%，下降了5.19个百分点。
工业化进程中，出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停滞现象，与我国的重工业化战略有直接的关系。重工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样的资金，在重工业中容纳的就业量，要远低于在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量。据专家分析，1952—1978年，每增加1亿元投资，在重工业部门只能增加6389个职工，而轻工业部门可增加16453个职工。就是说，每1亿元资本，重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及轻工业的2/5。另据测算，我国每增加1个劳动力需要增加的固定资产，在重工业部门为1万元，在轻工业部门为6000元，而在商业部门和饮食服务业只需1000元。在社会资本为一定的情况下，重工业优先增长必然形成对资本的过渡占用，制约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因而也就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加上国家工业化时期，从政策上又不允许农村从事非农产业，这样就从根本上恶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第三，对农业的不利影响。一是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增速过快，农业增速相对缓慢，从解放到1978年的传统工业化时期，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业为国家积累资金达6000多亿元之多，大约相当于1978年国有固定资产总值。农业流出资金过多，影响了农业自身的积累，使农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减弱，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和技术进步缓慢，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二是农业贡献与农业投资失调。1952—1978年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占40%，而国家对农业投资份额只占10.5%，轻工业的投资份额占5.5%，显然，农业和其关联密切的轻工业的投资是严重不足的，重工业中为农业服务的农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份额也比较少。三是城乡收入分配失调。城乡居民年末结余货币数量，是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情况的数量因素之一，1952年城镇居民人均结余货币为17.7元，1978年上升为110.7元，年均递增3.78元，而农村居民1952年为3.2元，1978年为22.2元，年均递增0.73元，城镇居民年末结余货币量比农村居民结余货币量起点高，增长快，是农村居民人均增速的5.1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无论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还是在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都必须协调，否则会使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就我国的情况看，人多地少，农民就业不足，劳动生产率低，如果不能发展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的收入就不会增加，因此发展工业，不仅要在城市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还必须在农村发展工业，实现农村的工业化。我国工业化道路就是：在工业布局上，实行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的结合，在人口分布上，实行大中城市人口与小城镇人口以及农村人口的结合，在企业类型上实行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企业。
三、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进程及其作用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的建设，我国在70年代末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较早地达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是由于重工业战略的缺陷和我国人口众多的特点，工业化国家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
虽然中国、苏联和印度都选择了重工业发展战略，但是，苏联国土面积广大，人口较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有效地转移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随着整个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我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随着重工业发展战略的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并没有相应解决。我国社会劳动力人数从1952年的20729万人增加到1978年40125万人，翻了一番；农业劳动力从18243万人增加到30927万人，增加了1.1亿人。由于工业资本吸纳劳动力有限，1952—1987年，我国工业资本应当吸纳新增劳动力17113.7万人，但实际吸纳的劳动力只有8097万人，少吸纳的劳动力人数达9016.7万人，实际吸纳的人数不及应该吸纳的人数的一半。根据大量的研究结果，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束时我国农业劳动力的30%～50%属于剩余劳动力。
（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尤其是农民收入低
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到1976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性生产的比重高达51.6%，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但如果平均到每一个人身上，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低了，1977年为379美元，1985年为45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57。在分配中，农民处于最不利的地位。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4元，1985年为355元。按现代化国家的标准3000美元来衡量，我国现代化特别是农村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任务相当繁重。
（三）城乡发展不平衡
“城市—工业，农村—农业”这种二元结构得到强化。城乡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差别，而且在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城市都优于农村，城市人口不仅能享受到现代文明，而且在上学、就业、就医、养老等方面都享有特权，国家的就业政策主要是安排城市人口的就业，国家的医疗和卫生保健等政策也只是为城市人口生活安全和老有所养提供保障的政策。不仅如此，城市居民还享受着国家在粮油、副食品甚至交通等方面的诸多补贴。国家既不准农民自由出入城市就业，也不准在农村从事非农业。这种城乡隔离制度，进一步深化为农民和城市居民在身份上的不平等。
重工业化战略遗留下来的问题，靠什么途径去解决，靠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去解决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是城市本身有大量的失业人口。1978年城市的失业率为5.3%，1978—1984年我国城市需要就业的人员有3800余万人，当时城市本身能解决3400万人，有400万人属于富余人员，城市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尚有困难，更谈不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了。二是国家财力有限。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1121亿元人民币，当时国有企业要安排一个劳动力需3万元，如果安排1.5亿人就业，就需要4.5万亿元，这是当时国家财力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况且1.5亿人进城工作，就意味着要建造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150个以上，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要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光靠国家单方面在城市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创造新的就业空间、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解决传统工业化战略遗留下来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在传统体制下，由于政策的限制，我国农村的非农产业发展缓慢。1978年我国农村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业产值的9.1%，这点工业产值中，沿海发达地区所占的比重大，广大内地、边疆地区农村工业没有什么发展，而这些地区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发展工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空间只能在农村培育和发展。农村工业是我国工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我国工业化的重要环节，没有农村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农村城市化、现代化，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就实现不了。农业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迫切要求尽快富裕起来，加上政策的松动，允许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发展，乡镇企业也就有了发展的条件。于是在城市工业化的基础上，城市的退休工人到农村发展工业，农村有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乡镇企业也就应运而生了，成为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也是解决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有效途径。
乡镇企业是由乡村集体及个人举办的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总称，它是在原来农村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发展壮大，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