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弘墓发现后，引发一连串需要思考的问题，如：虞弘墓为什么会出现在晋阳？虞弘及其家族成员，是如何在并州生活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一系列问题将研究者的目光导向并州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
黄河中游的并州
黄河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河，流经九省区入注大海。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大多数朝代的都城，都位于黄河流域。所以有学者从这个角度讲，黄河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
黄河分为上游、中游、下游地区，中国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建立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又是中国较早的文明社会和农耕区，有着连绵不绝的文化遗迹，还有丰富的神话故事与传说，所以又有学者据此说，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
其实，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地区。考古发现证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滩等遗址，其蕴含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高度，令今人瞠目结舌，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发源地。甚至北方的红山文化，它的丰富内涵也同样证明了上述观点。这揭示出一个相同的道理，中国从北方到南方，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黄河流域只是中华文明产生的重要地区之一，不过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黄河流域由于是政治、文化中心，显得更引人注目罢了。
黄河，一条切穿黄土高原、千山万岭的河流，一条日夜奔腾、汹涌向前的河流，一条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历史文化的河流。
中国人没有系统宗教，最崇拜天地，祭天在泰山，祭地在黄河，后土祠，就位于黄河之滨。
古往今来，歌颂黄河的文人骚客，有关黄河的诗词文赋，不计其数。
并州位于黄河流域中游，远古天下分九州，并州属冀州，后从冀州分出，单列为并州。
《晋书.地理志》：“并州，案《禹贡》盖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正北曰并州，其镇曰恒山。《春秋元命苞》云：‘营室流为并州，分为卫国。’州不以卫水为号，又不以恒山为称，而云并者，盖以其在两谷之间也。汉武帝置十三州，并州依旧名不改，统上党、太原、云中、上郡、雁门、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又别置朔方刺史。后汉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入并州。”并州界域历代不同，基本上以晋阳为中心，范围或大或小。
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古代属于并州，尤其是太原地区一直属于并州。本书中并州的概念，既指今太原，又扩大到整个山西，特此说明。
自远古以来，山西一直是人类生产活动、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方热土上，至今留存着难以计数和难以估价的古代文化遗址、遗物与遗迹。尧、舜、禹三位圣君均生活在这里，自古有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传说。
周成王“桐叶封弟”，晋国建立，春秋五霸，晋为其一，独步北方、雄视天下；战国七雄，晋有其三，法家变革，始源于斯。之后名人辈出，人杰荟萃，数不胜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王朝兴替，制度变革、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文学流派、戏剧演化等等，均与这里密不可分。
山西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北为游牧地区，不乏牛马之贡，南有盐池矿藏，并兼盐铁之利。加上耕织发达、商贸繁荣、文明悠久这些条件，造就了古代并州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晋阳位于今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自董安于在这里为晋国赵简子修建晋阳城后，这里迅速发展为北方重要城市，发生过许多大的历史事件，公元前497年，晋阳城正式载于史册；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智伯决水灌晋阳，韩、赵、魏三家联手消灭智氏，保卫了晋阳城。三家分晋后，晋阳成为赵国第一个都城，加速了晋阳的繁荣和发展，至今还留存着昔日的城址和无数墓葬①。至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初置太原郡”②。
两汉魏晋时期，并州是北方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是抗击匈奴的前线，担负着捍卫中原和民族融合的重任。发生过著名的“白登山战役”，也产生了卫青、霍去病等抗匈名将，雁门关（或称雁门塞）成为汉朝最重要的关隘。汉武帝置十三部刺史，其中就有并部③。史书明确记载，东汉已设州治于晋阳④。
从丝绸之路开通始，就有大量的西域人和西域商品进入并州。早在春秋战国，西亚商品已经到达晋南。在侯马周围晋国王公贵族墓葬中，常出土陪葬的锥形棱柱状红玛瑙佩饰，据国外学者研究，这些玛瑙与伊朗高原远古墓葬出土红玛瑙从形状到颜色都一致，很可能来自西亚⑤。另如1983年在朔州发掘的东汉墓中，出土过一些西域人面貌的铜俑，亦是西域人来并州的证据。
东汉后期，南匈奴内部分裂，请求汉朝保护，入驻汉境，被安置在并州，分为南、北、左、右、中五部，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州），左部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右部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五部有众3万余落，20多万人。东汉末年，大批乌桓人又入居代北，拉开了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序幕。
魏晋以降，民族融合的高潮迭起，所谓“五胡”（实际上不止五个少数民族，至少有匈奴、羯、鲜卑、氐、羌、乌桓），都在并州频繁活动。西晋末期，汾河流域的匈奴族在部落酋长刘渊的率领之下，首先于304年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市北）建立汉政权，后建都平阳（山西临汾市），导致西晋灭亡。
后赵的建立者为羯人石勒，生长于上党武乡县，他本是粟特的石国人，其祖父时，迁居山西。刘渊起兵后，石勒追随他为部将，发展很快，公元333年，建立了后赵政权。
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坚守晋阳城，抵抗刘渊和石勒，长达十年之久⑥。并州成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战略要地，十六国时期，先后被前赵、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所统治⑦。
南北朝时期，并州先后为5个政权所统属，即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隋代。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后，平城成为丝绸之路东段最有名的城市，晋阳是其最重要地区之一。
北魏之后，并州成为东魏和北齐的战略重地，东魏时，高欢设丞相府于晋阳，史载：“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⑧后定议由洛阳迁都至邺城⑨，“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⑩。此举打破传统的丞相府必在京都的惯例，形成新的制度特点。一是丞相府不在京都邺城，而在数百里外的晋阳；二是军国政务中枢不在皇宫，而在相府，相府在晋阳，等于是决策中枢移住晋阳，与皇宫平起平坐，形成特殊的两都制。
高欢又在晋阳建起“晋阳宫”{11}，规模庞大，“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12}。由于东魏大丞相府和处理军国大事的机构多在晋阳，邺城号为京都，军政中心实在晋阳。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产生的奇特现象。
北齐时，晋阳仍然是政治、军事中心，文宣帝高洋登基之初，曾下诏：“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齐郡、渤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三年。”{13}
北齐对晋阳极为重视。北齐八帝，四帝在晋阳即位，四帝崩于晋阳宫{14}。文宣帝高洋生于晋阳，曾起名“晋阳乐”{15}，北齐晋阳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北周建德五年（576年）冬，北周占领晋阳，仍将并州视为战略重地，“州既齐氏别都，控带要重”{16}。
隋取代北周后，也很重视并州，“时朝廷以晋阳为重镇，并州总管必属亲王，其长史、司马亦一时高选”{17}。晋王杨广、汉王杨谅、卫王杨爽、秦王杨俊等都曾镇守并州。隋炀帝时，再次在并州营造晋阳宫和汾阳宫。
《隋书.地理志中》载晋阳所在地太原是“山川水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人性劲悍，习于戎马。”
隋末，唐王李渊父子起兵晋阳，晋阳成为大唐义旗的首举之地。加上武则天原籍并州，故在有唐一代，晋阳成为唐朝之北京。晋阳城规模之大，超越以往各代，周回42里，分西、中、东三城，分别位于汾河之上及其两岸，气势恢弘。五代时，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朝代兴替，此生彼灭，北汉王朝曾以晋阳为都城，向南争夺天下。
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久攻晋阳不克。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议征太原”，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攻破太原城，因其地山川险固，城垒高深，屡为造反根据地，于是下令火焚水淹，彻底毁灭了这座1500年的古城。
晋阳城遗址至今被覆盖在厚沉的耕土之下，没有做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其内涵和价值鲜为人知。但是依据古代城址埋藏规律看，城市周围的墓葬、遗存展示的内涵，应当低于城市本身的内涵，其中有一个先后主次的关系。晋阳城遗址周边已经发现的数以百计的春秋至宋金的墓葬，典型代表如赵卿墓、娄睿墓、虞弘墓、徐显秀墓等，已经以它们令人惊讶的壁画和随葬品，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晋阳城遗址的内涵和丰富程度。据此我们相信，晋阳古城是一座尚未开启的文物宝库，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展开，一定会逐渐展示本来面目。
并州的中亚人
丝绸之路，自古便将世界东、西两部分连在一起，是世界上贡献最大的贸易之路和文明交流之路。有人顾名思义，以为丝绸之路仅是一条外贸通道，是中国以丝绸为主的商品以及技术文明向西方传播的通道。实际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物贸、文明互相交流的通道，这种广泛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和提升。
以往学界谈论丝绸之路的东端，绝大多数只讲到西安或者洛阳，因为汉唐时期，这两个城市是都城，都城是一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外国人汇聚之地，自然也是商业中心，吸纳了大量外国使者、商人和学者。因此一般人认为，都城为丝绸之路东端的代表。然而，熟悉汉唐历史的人都清楚，汉唐连绵一千余年，都城屡有变更。而都城变更带来的结果是，丝绸之路的东端中心所在地不断转换，所以我们说，丝绸之路的东端历代有所不同。毫无疑问，长安、洛阳是定都时间最久的城市，在很长时段是丝绸之路的东端，但并非在汉唐任何阶段都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这才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汉唐之间的北朝，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起到独特作用，丝绸之路到唐代达到鼎盛，与北朝是万万分不开的。而探讨北朝的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与现在的山西省又是万万分不开的。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平城自然成为该时期丝绸之路的东端。尤其是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对游牧民族与外国人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人涌向平城，使平城成为丝路东端最重要的城市，留下许多外国人活动的记录与遗物。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是北方军政中心，胡商辐凑，商贸发达，也留下无数外来遗物。
（一）北朝入并外国人
据史书记载，道武帝拓跋定都平城不久，就有许多中亚人进入京畿地区，最著名的如安同，其先祖是安世高，汉代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其父安屈，曾在慕容睇手下任殿中郎将。安同年轻时，到代北做商贩活动，遇见道武帝，“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18}。
入仕北魏的安息人还有安吐根的曾祖，《北史》卷92《蠕蠕传》记载：“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
明元帝拓跋嗣时，西域诸国来朝觐者络绎不绝，泰常四年（419年）四月，“享东庙，远番助祭者数百国”{19}，这其中就应该有大量中亚使节。使节往往结队而行，使团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
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已经明确记载柔然、车师、焉耆、鄯善、龟兹、疏勒、高丽、粟特、渴盘陀、破洛那、悉居半等国来朝觐。到文成帝拓跋濬时，除粟特、波斯等国外，新兴的嚈哒国、悉万斤、厨宾、颊盾等国也派使者远赴平城朝贺{20}。这些国家，多位于中亚，甚至有的位于西亚。
北魏一度“遣使者二十余辈使西域”{21}。平城与西域的往来，除了特殊的政治军事目的——建立双方外交联系外，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物贸交流。
史书记载，并州有许多来自西域的中亚民族，如翟氏即为一例，《晋书.慕容垂载记》：“封翟檀为弘农王，翟德为范阳王，翟楷为太原王。”{22}到北朝后期，翟氏家族仍是并州大族。
《隋翟突娑墓志》：“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突娑）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615年）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寝，卒于河南洛阳县崇业乡嘉善里。”{23}
墓志记翟突娑为并州太原人，可能是指他的出生地，他的祖籍实际在西域。他家很早迁居晋阳，其父翟娑摩诃，是并州大萨保，即并州胡人的政教大首领。翟娑摩诃任职的年代，与虞弘相近，一个曾“检校萨宝府”，一个曾任“大萨宝”，表明并州萨宝府级别很高，同时设置多位高级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