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的形象在中国发现很多，北周安伽墓石榻图像中、弥贺博物馆所藏北齐石榻图像中、波士顿博物馆藏北朝石榻屏风图像中，还有最近在西安出土的北周史君石堂图像中，都有许多粟特人的形象。在上述图像内，粟特人都是短发，但比较观察，由于国别不同，又存在一些差异，如安伽墓图像{41}和西安北周史君墓图像{42}所见短发较浓密，弥贺石榻图像所见短发较齐整{43}，虞弘墓图像和波士顿图像中所见短发相近，浓密程度适中{44}。北朝到隋唐的许多墓志和出土文书中，也有许多关于粟特人的记载，使我们对粟特人的形象和各方面情况相对而言均比较熟悉。
波浪形长发的形象，在中国的粟特人石葬具图像中很少见，在波斯银币中，却常常见到这样的发式。但是最多的，还是在波斯萨珊王朝遗存的崖刻与器物图像上。在那些图像上，有许多留着波浪形长发的国王形象。
在虞弘墓石堂图像中，目前尚不明白，为何有如此多的波斯人形象。还有一些问题不易解释，如有的波斯人形象，并不是真正的波斯人，最典型的例子是图像第一部分第五块画面中的墓主人虞弘，也同样是波斯人形象。出现这些现象，的确令人困惑，背后一定有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的原因。波斯人形象的图案只见于图像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下方，给人的感觉是，这些波斯人形象的人物地位较高，多有头光和飘带帔帛。
突厥人的形象特征是长头发披在背后，有的梳成一股，有的梳成多条发辫。《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其俗被发左衽”{45}，“被发”即“披发”，也就是辫发、编发，在近年发掘的入华粟特人石葬具图像中，存在大量突厥人形象。
几种人物形象均见于虞弘墓石堂图像中，具体来看，在第一、第三部分，是三个民族的人物形象都有，在第二部分，都是粟特人物形象。三个民族的人物形象在画面中的比例不同，作用也不同，间接体现了古代艺术家对各种人的重视程度与关系的远近。反过来，搞清图像人物的民族成分以及各自担当的社会角色，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图像内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图像中人物穿的服装主要是圆领窄袖长袍和圆领半袖服装，每种又可以再分为几式，这两类服装在粟特人、波斯人和突厥人身上都可以见到，说明他们在服装文化上有一定的共同性。
两类服装都有上部开襟和不开襟两种，上部不开襟的服装在安伽墓石榻图像中也有，与波斯一带的男子常服可能有关。《魏书》卷102《波斯国传》：“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这种上部不开襟的长袍或者半袖服装就可能是《波斯国传》提到的“贯头衫”。上部不开襟的长袍或半袖长衫，下部应当开衩，以便于双腿做一些大的动作，如上下马背或者奔跑跨跃。
几种半袖服装在北朝考古资料中比较少，在其他入华中亚人墓葬图像中见到的不多，史书记载也不见，但在隋唐时期这种服装很流行，经过对服装的分类，不仅搞清了半袖服装的多样性，而且知道了隋唐时期这种服装的来源和演变途径。有的服装很特殊，如半袖衫，很典型，是研究这些民族和服装的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与注释
在史书中，西域诸国深目高鼻和剪短发者多有记载，如《魏书？于阗国传》：“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同卷《焉耆国传》：“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同卷《悦般国传》：“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同卷《噘哒国传》：“头皆剪发。”
② 见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③ 马首鱼身兽是中亚常用的图案，见普加琴科娃？列穆佩著、陈继周、李琪译《中亚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4页。另在撒马尔汗壁画中，也有带翼绶带马，见L.I.ァリパウム《古代サマルヵントの壁画》，文化出版局，1980年版，。
{4} 该角形器略有弯度，大口朝上，小口朝下，不像来通、角杯之类的饮器，因为来通或角杯举杯是小口朝下，防酒倒出，饮用时却是大口朝向口边，不是小口朝嘴。见孙机：《玛瑙兽首杯》，《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193页。从小口朝嘴看，倒像是游牧民族常使用的号角类乐器。《旧唐书？音乐志》：“西戎有吹金者，铜角是也。长二尺，形如牛角。”但是图中所见角形器，长度却远远不够二尺。
{5} 亦有人称之为“叵罗”。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页。但在西安法门寺地宫内出土的波罗子却是一套五件、上下套放一起的器物。见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8页、122~123页。
{6} 此类杯在撒马尔干壁画中也有，见L.I.ァリパウム《古代サマルヵントの壁画》，文化出版局，1980年，第110、128页。
{7} 铜钹最早出现于亚述，后经波斯、印度传入我国，时间约当汉代。见周菁葆：《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07页；《通典》卷144《乐四》：“铜钹，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也。”
{8} 《旧唐书？音乐志》：“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本胡乐也。石遵好之，与横笛不去左右。”亦有人称同样外形然体形小者为“毛员鼓”，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9} 《旧唐书？音乐志》：“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凤首箜篌，有项如轸。”唐人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胡曲汉曲声皆好，弹着曲髓曲肝脑。”（《全唐诗》第八册，卷265《顾况二》，第2946页）
{10} 《旧唐书？音乐志》：“笛，汉武帝工丘仲所造也。其原出于羌中。短笛，修尺有余。长笛、短笛之间，谓之中管。篪，吹孔有嘴如酸枣。横笛，小篪也。汉灵帝好胡笛，五胡乱华，石遵玩之不绝音。”唐人宋之问《咏笛》：“羌筠写龙声，长吟入夜清。关山弧月下，来向陇头鸣。”高适《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箫条海月闲。借问落梅凡几曲，春风一夜满关山。”（《全唐诗》第六册，卷214《高适四》，第2234页）
{11} 《旧唐书？音乐志》：“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亦云：胡人吹之以惊中国马云。”唐人李颀《听安万善吹筚篥歌》：“南山裁竹为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见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第113页。
{12} 《隋书？音乐志》：“今曲颈琵琶，竖箜篌之徒，皆出自西域。”事实上也是这样，琵琶是由西亚传入中国的。见周菁葆：《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唐人李峤《琵琶》诗也云：“本是胡中乐，希君马上弹。”（《全唐诗》第三册，卷59《李峤三》，第709页）
{13} 帔帛在佛教人物图像上，如菩萨身上常见，但它却是起源于波斯，孙机先生曾考证说：“在当时的亚洲，服装中用帔的地区首推波斯。”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文物》1984年第4期。
{14} 这种男子独舞，我认为即唐诗中描述的“胡腾舞”。唐代诗人刘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和李端的《胡腾儿》是胡腾舞的真实写照和艺术概括。（《全唐诗》第十四册，卷468《刘言史》，第5323页；《全唐诗》第九册，卷284《李端一》，第3238页）
{15} 鸟脖颈之带，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戴胜。这种脖上系带鸟同前几图上的系带鸟虽非同一种鸟，但佛教中统称为迦陵频伽鸟，在西亚等地统称为吉祥鸟。这种吉祥鸟图案在国内外其他图像上也有。见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艺术史研究》第一辑，1999年。
{16} 唐李端《胡腾儿》诗中有“桐布长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之句，描写跳胡腾舞者之衣带，说明葡萄形长带是胡人的衣饰之一。本书暂以葡萄形长带名之。
{17} 这种束帛座在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敦煌石窟、云冈石窟等处均可见到，大同小异，其中云冈石窟最多。
{18} 弹琵琶者右手中的长条形物为木制，称木拨，也称拨头，白居易《听琵琶妓弹略略》：“腕软拨头轻，新教略略成。四弦千遍语，一曲万重情。”（《全唐诗》第十三册，卷447《白居易二十四》，第5035页）
{19} 这种冠酷似某些菩萨和波斯王日月冠。见林良一：《シルヶロ一ド》，时事通讯社，昭和63年版，第88~91页。
{20} 亦有人称之为五弦琵琶。见陈舜臣《西域余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2~148页；《通典》卷144《乐四》：“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旧弹琵琶皆用木拨弹之，大唐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掐琵琶者是也。”细观该图像，不见手中有木拨，己是直接用手指弹弦。这种琵琶在敦煌北周、隋唐石窟中均可见到。
{21} 从此人坐姿形态以及身前酒壶分析，此器皿应是来通之类的饮酒器，然而从该物长度或形状来看，像是号角。
{22}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55~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第19~22页。
{24}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55~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5} 《新唐书？哥舒翰传》：“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
{26} 《全唐诗》第九册，卷284《李端一》，第3238页。
{27} 《全唐诗》第十四册，卷484《刘言史》，第5323页。
{2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杨军凯：《西安又发现北周贵族史君墓》，《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26日第1版。
{29} 《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6《西ァジァ》，第301~305页。
{30} 同上书，第313页。
{31} 同上书，东洋编15《中央ァジァ》，第150页。
{32} 《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6，第312页；《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第203页。
{33} 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古银盘》，《文物》1983年第8期。
{34} 《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6《西ァジァ》，第307页。
{35} 同上书，第326页。
{36} 同上书，第312页。
{37} 《魏书》卷102《焉耆国传》，第2265页。
{38} 《魏书》卷102《悦般国传》，第2268页。
{39} 《魏书》卷102《噘哒国传》，第2279页。
{40} 《魏书》卷102《康国传》，第2281页。
{4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
{42} 杨军凯：《西安又发现北周贵族史君墓》，《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26日第1版。
{43} J.J.Lally & Co.Oriental Art Chinese Archaic Bronzes，Sculpture And Works of Art New York 1992，Fig.If-Ik。
{44} J.J.Lally & Co.Oriental Art Chinese Archaic Bronzes，Sculpture And Works of Art New York 1992，Fig.Ⅺ—Ⅻ. 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艺术史研究》第一辑，1999年。
{45} 《周书》卷49《异域传？突厥》，第9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