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汉白玉石堂晶莹雪白，石料来自河北曲阳，长途运输，精雕细刻，彩绘贴金，费用高昂。使用这样的葬具，首先得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其次是得有与之相适应的身份。虞弘既是“检校萨保府”的官员，又是粟特聚落大首领，双重身份，有地位、有财富，因此有资格和财力建造使用这样的石堂。
长眠在晋阳的中亚人
入华外国人与萨宝府有密切关系，萨宝府是管理入华中亚人的官方机构。姜伯勤先生认为，“萨宝府首先是一个政事机构。……其职务其实是伊兰系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隋代对萨宝设置的规定是，“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宝为视正九品”。那么可想而知，并州有过摩诃大萨宝，如翟突娑之父，有过虞弘这样的检校萨保府的官员，并州的胡户数量该有多么庞大呢。
如果我们反复品嚼《虞弘墓志》中“大象末，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的志文，就逐渐可以领悟并、代、介三州乡团与萨保府之间的关系。周伟洲先生首先指出，并、代、介三州乡团的成员很可能有大量的中亚人，所以才由虞弘担任“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之职，以便他从乡团与萨宝府两方面来对大量的中亚人进行管理{13}。
最近，在山西汾阳县发现一块唐代粟特人曹怡的墓志，志文记载：“君讳怡……祖贵，齐壮武将军；父遵，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14}这块墓志极为重要，曹怡显然是“昭武九姓”中曹国后裔。他死于永徽六年（655年），终年75岁。据此推算，他生于581年，即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之年。他父亲曾任“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这里的“皇朝”，显然指唐朝。唐朝建立于618年。既然他父亲在唐朝还担任官职，年龄已经不算太小，就算581年其父是20岁，到618年，已经是57岁。他父亲担任此职的具体年代不详，但以一般人的寿命来算，他父亲即使当了10年此职，也是在唐太宗贞观年前。
通过对墓志分析可以得到如下认识，一是证明介州确实有萨宝府，与虞弘墓志记载的虞弘“大象末，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正相吻合，并更有力证明，当时在并州、代州和介州都有萨宝府，这些萨宝府至少从北周大象年间延续至唐朝初期，表明在这几州，中亚人数量很多。二是进一步透露出，这些萨宝府不单单负责入华中亚人的商业、居住、生活等事项，而且萨宝府下设“车骑骑都尉”等军职，这些军职与虞弘墓志提到的“乡团”有关，职位由中亚人担当。三是由曹怡祖父、父亲和他的经历看，萨宝府的官职不是世袭，而且是在中央官职系统之内。
即使在今雁北地区，当时也有许多中亚人在活动，2000年，在山西应县西南约十公里桑干河畔东岸栗家坊村，发现《唐石善达墓志》，墓志显示：“大唐北京太原府朔州兴唐军□（石）府君墓志。府君善达公。高皇本自凉州武威郡人也。承司徒□□」□，□季伦之胤绪。是以宗族芳荣，枝连勋业。国官随□，□」□□地。树封松竹，颇历年岁。公气概凌（？）云，英彦（？）竭俊（？）。为人也，允□□□；为官也，功赏宽刑。乡闾传济济之名，郡邑标闉闉之信。何图□□□□，太（？）□夜台。府君年六十八，以光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终于私□。□」□□□亡（？）夫人泾州安定郡安氏。……□□年卌八，振武节度押衙。迪光，年卌五。千郎，卅九。夫人王氏，何氏，康氏，史（氏）」。
殷宪先生从三个方面考证后认为：“这位善达公姓石氏该无问题了。所以我们将此志称为《石善达墓志》。”{15}石国正是中亚昭武九姓之一，其夫人安氏，显然是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人。在初入中原的中亚人中，往往是互通婚姻。
太原唐墓出土的另一组墓志，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并州粟特聚落和萨保府的认识。这组墓志中最早的一块是《龙润墓志》，有关文字如下：
君讳润，字恒伽，并州晋阳人也。白银发地，□崖穴蛇之山。祖先感其谲诡，表灵异而称族。凿空鼻始，爰自少昊之君；实录采奇，继以西楚之将。及汉元帝，显姓名于史游。马援之称伯高，慕其为人，敬之重之。《晋中兴书》，特记隐士子伟，以高迈绝伦，并异代英贤，郁郁如松，硌硌如玉者也。曾祖康基，高其青、莱二州刺史，畺（疆）场比邻，风化如一。祖盆生，元魏冀州刺史，得绥抚之望，朝廷嘉美，进号义同。父求真，周光有天下，举先岩穴，就拜仪同三司。君属隋德道消，嘉遁贞利，资业温厚，用免驱驰。唐基缔构，草昧区夏。义旗西指，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贞观廿年（646年），春秋寥廓，已八十有余。驾幸晋阳，亲问耆老，诏板授辽州刺史……永徽四年（653年）九月十日，薨于安仁坊之第，春秋九十有三……永徽六年二月廿日，附身附椁，必诚必信，送终礼备，与夫人何氏，合葬于并城北廿里井谷村东义井村北。
此志是1984年10月在太原市北郊区小井峪村东出土的，同地出土的同一龙姓家族的墓志还有龙润子龙义（显庆二年，即657年卒）、龙澄（龙朔元年，即661年葬）、龙敏（开耀元年，即681年卒）、孙龙寿（延载元年，即694年卒）、曾孙龙睿（开元二十九年，即741年卒）等人的墓志，表明这是一处家族墓地。
荣新江先生认为，虽然《龙润墓志》中有龙姓来自少昊的说法，但这种后人的编造是不足凭信的。在汉文史料和文书中，龙姓一般是指西域焉耆王国居民东迁中原以后所用的姓氏，这一出任胡人聚落萨保府长史的龙润，应当是焉耆胡的后裔。其夫人何氏，应当出身于昭武九姓中的何国。其他子孙有夫人记载者，龙义夫人粟氏、龙睿夫人张氏，表明他们逐渐与汉姓人家通婚。
龙润任并州萨保府长史是在唐朝初年，最晚不晚于贞观二十年，说明虞弘检校过的并州萨保府和粟特聚落在唐朝依然存在，所住地点名“安仁坊”，顾名思义，有安置外国人之意。
一直到唐末五代时期，并州仍居住着许多粟特人。就出土材料看，他们虽然已经在中原担任官职，但是仍旧自成聚落，至少在他们之间，还尽量保留着特殊的婚姻关系。这种情况从《大晋何公墓志》中即可反映出来。该墓志现藏于山西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据说出土于太原北部，出土的时间、确切地点和伴随的其他随葬品均已不清楚。早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在《山西文物》上介绍过此墓志{16}，但失之简约，为了更好地分析五代时仍活跃在并州的粟特人及其婚姻状况，笔者将志文核录如下：
大晋故鸡田府部落长史何公墓志铭并序
《易》曰：知生而不知死，德而不丧；知存不亡名其雄，圣人乎，由是知荣禄有杖之期。生死而无究竟之路，则知寿有短长，荣无久固也。
公讳群政，家本大同人也。公主领部落，抚弱遏强，矜贫恤寡，家崇文武，世袭冠裳，传孝悌之风仪，绍恭俭之礼让，分枝引流，不可究源，皆继簪缨，拖金拽紫，尽为侯伯，各有功勋。公不幸忽染时疾，药疗无医，去长兴三年十二月一日于代州横水镇终于天命。夫人安氏，星姿降瑞，月彩呈祥，行美芝兰，德彰闺壶，忽以身萦疾□，药疗无征，须臾莫返香魂，倏忽而俄辞白日，以天祐年四月十九日□京宅内。有男五人，弟（应为第）二随驾兵马使充左突骑十将，天祐年十二月廿四日从庄宗帝于河南胡柳陂，为国战效身终，敬周。弟（应为第）三随驾兵马使充左突骑副将，敬千，同光年四月廿三日身终封坟，殡在庚穴。长男北京押衙，充火山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文。次随驾右备征军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万。次随驾左护圣弟一军副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超。新妇三人，长安氏，次康氏，次康氏。孙男九人，从荣、重进、小哥、韩十九、憨哥、小厮儿、小猪、小憨、王七。新妇宗氏，重孙兜儿。长男敬万等，俱以义烈门风，孝传井邑，以年匪顺，灵圹不迁。今就吉辰，方茔宅穸，即以天福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葬于阳曲县连师乡相辅村北，圣地迁合，并置新莹平源（应为原），礼也。”
其铭曰：□有奇仁，□摽风格，名重珪璋，智匡郡邑，一任长史，累□荣禄，尽□□珠，咸□□□。安氏夫人，星姿降质，疾构□□，身终兰室，贤男贤女，有□□□，晨昏□问，冬夏温清，卜其宅地兮，广莹藏事。
此墓志是何敬万为他父母所刻，由此墓志能够发现，墓主人是中亚“昭武九姓”中的何国人何群政，他的夫人姓安，是粟特安国人。甚至他的几个儿媳，也是“长安氏，次康氏，次康氏”。孙媳是宗氏，国别不详。毫无疑问，安氏和康氏是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人和康国人，都是来自中亚的两河流域。通过墓主人两代人的婚姻情况，至少说明，五代时，并州还有大量的粟特人，这些粟特人主要是内部通婚，反映出他们很可能还是聚族而居，还没有与汉民族完全融合。
墓主何群政曾任鸡田府部落长史，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官府名称。鸡田府，史书不载，但史书记载有鸡田州，《旧唐书.地理一.关内道》：“鸡田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17}
《旧唐书.李光进传》：“李光进，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有趣的是，李光进父亲的墓志也被发现了。《山右石刻丛编》卷7收有《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鸡田州刺史中丞赠太保李公墓碑》，可与此墓志对应。鸡田部落多为沙陀族人，何群政担任鸡田府部落长史，说明鸡田府中，也有一定数量的粟特人。
陈寅恪在《论唐代之番将与府兵》一文中考证指出，从唐到五代，都有不少粟特人担任将领。从墓志看，沙陀族进入山西时，有许多粟特人跟随进来。另外，何家父子俱为沙陀族效力，何群政的几个儿子都任沙陀政权的官员，先为沙陀族人李克用（李克用的墓也在山西代县被发掘，出土有墓志）、李存勖的后唐政权服务，后为粟特人石敬瑭的后晋政权服务{18}，可见粟特人与沙陀族人关系非常密切。最有深意的，一是该墓志叙述后梁时的事情，却不承认后梁年号，一直沿用唐朝年号。但到了后唐、后晋时，却用上具体年号。二是比较而言，何家对粟特人石敬瑭建立的后晋政权情有独钟，所以何群政本来死于后唐，墓志中却别有深意地称他为“大晋故鸡田府部落长史”。
由上述资料可见，并州的中亚人相当活跃，有许多中亚人生于斯，长于斯，甚至老于斯，葬于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亚人长眠在晋阳，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虞弘的葬式来看，他们既保留了原来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汉文化的部分内容。
参考文献与注释
① J.Lemex，“Central Asiansin Sixth-Ceatury China：Azoroastrian Funerary Rite”，Iranica Antiqua，XXX，1995，pp.179-190。
②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2页。
③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第7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④ 林悟殊：《中古琐罗亚斯德教葬俗及其在中亚的遗痕》，《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第88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
⑤ L.V.Pavchinskaia，“Songdian Ossuaries”，pp.20-224；转引自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古代文明》。
⑥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⑦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第7期。
⑧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7期。
⑨ 张庆捷：《北魏宋绍祖墓两处铭记析》，《文物》2001年7期。
⑩ 王克林：《北齐库狄回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11} Wu Hung：A Cas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House shaped Sarcophagi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OriEntations May，2002.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1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7期。
{13} 周伟洲：《隋虞弘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7~258页。
{14} 王仲璋主编：《汾阳博物馆唐代墓志选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
{15} 殷宪：《〈唐石善达墓志〉考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2007年。
{16} 文博：《大晋何公墓志》，《山西文物》1982年。
{17} 《旧唐书》卷38《地理一》，第1416页。
{18} 岑仲勉：《隋唐史》第五十二节《沙陀之起并辨石晋不是突厥族沙陀》，认为石敬瑭是粟特石国人。何氏死于后唐而立《大晋何公墓志》，与此应有一定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