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朱公①居陶，生少子。少子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乃治千金装，将遣其少子往视之。长男固请行，不听。以公不遣长子而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强为言，公不得已，遣长子。为书遣故所善庄生，因语长子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勿与争事。”长男行，如父言。庄生曰：“疾去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阳去，不过庄生而私留楚贵人所。庄生故贫，然以廉直重，楚王以下皆师事之。朱公进金，未有意受也，欲事成后复归之以为信耳。而朱公长男不解其意，以为殊无短长。庄生以间入见楚王，言“某星某宿不利楚，独为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即使使封三钱之府，贵人惊告公长男曰：“王且赦，每赦，必封三钱之府。”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千金虚弃，乃复见庄生。生惊曰：“若不去耶？”长男曰：“固也，弟今且赦，故辞去。”生知其意，令自入室取金去。庄生羞为孺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王欲以修德禳星，乃道路喧传陶之富人朱公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赦，非能恤楚国之众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令论杀朱公子，明日下赦令。于是朱公长男竟持弟丧归，其母及邑人尽哀之，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弟，顾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肥，岂知财所从来哉！吾遣少子，独为其能弃财也，而长者不能，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怪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冯评】
朱公既有灼见，不宜移于妇言，所以改遣者，惧杀长子故也。“听其所为，勿与争事。”已明明道破，长子自不奉教耳。庄生纵横之才不下朱公，生人杀人，在其股掌。然宁负好友，而必欲伸气于孺子，何德宇之不宽也？噫，其斯以为纵横之才也与！
【注释】
①朱公：范蠡，春秋末政治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灭吴。后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后，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
【译文】
陶朱公范蠡住在陶，生了小儿子。小儿子长大以后，陶朱公的次子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说：“杀人者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我听说‘富家子不应在大庭广众之间被处决’。”于是准备千两黄金，要派小儿子前往探视。
长子一再请求前往，陶朱公不肯，长子认为父亲不派长子而派小弟，分明是认为自己不肖，想自杀。母亲大力说情，陶朱公不得已，派长子带信去找老朋友庄生，并告诉长子说：“到了以后，就把这一千两黄金送给庄生，随他处置，千万不要和他争执。”
长子前往，照父亲的话做。
庄生说：“你赶快离开，不要停留，即使令弟被放出来，也不要问他为什么。”
长子假装离去，也不告诉庄生，而私下留在楚国一个贵人的家里。
庄生很穷，但因廉洁正直被人尊重，楚王以下的人都以老师的礼数来敬奉他，陶朱公送的金子，他无意接受，想在事成后归还以表诚信，而陶朱公的长子不了解庄生，以为他只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而已。
庄生找个机会入宫见楚王，说某某星宿对楚不利，若楚国能独自修德，则可以解除。楚王向来信任庄生，立刻派人封闭三钱之府（贮藏黄金、白银、赤铜三种货币的府库）。
楚国贵人很惊奇地告诉陶朱公的长子说：“楚王将要大赦了。因为每次大赦前一定封闭三钱之府。”
长子认为遇到大赦，弟弟本来就当出狱，则一千两黄金是白花的，于是又去见庄生。
庄生惊讶地说：“你没有离开吗？”
长子说：“是啊。我弟弟很幸运在今天碰上楚王大赦，所以来告辞。”
庄生知道他的意思，便叫他自己进去拿黄金回去。
长子这么做，使庄生感到非常不舒服，就入宫见楚王说：“大王想修德除灾，但外头老百姓传言陶的富人朱公子杀人，囚禁在楚国，他的家人拿了很多钱来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这次大赦，并非真正怜恤楚国的民众，只是为了开释朱公子而已。”
楚王很生气，立即下令杀朱公子，第二天才下大赦令。
于是陶朱公的长子最后只有运弟弟的尸体回家，他的母亲及乡人都很哀伤。
陶朱公却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他一定会害死自己的弟弟。他并不是不爱弟弟，只是从小和我在一起，见惯了生活的艰苦，所以特别重视身外之财；至于小弟，生下来就见到我富贵，过惯富裕的生活，哪里知道钱财是怎么来的。我派小儿子去，只因为他能丢得开财物，而长子做不到，以致最后害死弟弟，这是事情的常理，一点儿不值得奇怪，我本来就等着他带着丧事回来。”
【冯评译文】
陶朱公既有明确的见解，其实真不该听妇人的话而改变主意，而所以改派长子，可能是怕长子自杀的缘故。临行前指示长子要随庄生处理，不要和他争执，明明已经讲清楚了，只是长子自己不受教罢了。
庄生翻云覆雨的才能不输于陶朱公，要让谁生让谁死，完全控制在他的手掌中。然而他却宁愿背叛好友，也一定要和孩子争这一口气，为什么心胸气度这么狭窄呢？唉！难道他认为，这样才算有翻云覆雨的才能吗？
【心读】
古语说：千里马遇见了伯乐，这是正得其所。知人是前提，那么仅仅知人，是不是就算是功德圆满呢？很显然不是这样！其实相对来说，知人也许更容易做到，但要做到善任，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状态了！号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就做得比范蠡好得多。
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关于曾国藩在武功、文治方面的才华，我们在此不作分析，只是就他的人才观作一番引证，以说明“知人”更要“善任”这一道理。
曾国藩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曾对胡林翼说：“墨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1851年，曾国藩上过一封应诏陈言疏，奏疏中说：“今日所当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基于这一认识，曾国藩在从政治军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用人和育人的方法，这是其幕府人才兴旺的关键。
曾国藩对育人、用人极为讲究，他把它概括为八个字：“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曾国藩对人才的延揽不拘一格，不拘身份，“官绅并重”；不分区域，“江楚并用”；不分才大才小，“虽一艺一才，罔不甄录。”曾国藩幕府幕僚近500人，从其入幕途径来看，有的是曾国藩亲自物色，如郭嵩焘、刘蓉、黄冕、郭良焘、陈士杰、陈鼐等；有的是请人推荐的，如方宗诚、陈艾、吴汝纶、凌焕、冯悛光等；有的是毛遂自荐，如李元度、薛福成、张德坚等都是慕名投效而为曾国藩所赏识的。从这些幕僚的籍贯分布情况来看，除了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几个重点省份外，还有四川、广东、直隶、河南、山东、贵州、福建、陕西、甘肃、云南、广西、内蒙等省区。从幕僚的出身来看，有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也有白身。所以，薛福成说曾国藩幕府“或聘自诸生，或拔自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从幕僚来源、主僚私谊来看，有的是至亲好友，如刘蓉、郭嵩焘、郭良焘、欧阳兆熊、冯卓怀、莫友芝、胡大任等；有的是京城子弟，如李瀚章、李鸿章、李昭庆、罗萱等；有的是门生故吏，如庞际云、陈士杰、李榕、钱应溥等；有的是降职人员，如刘建德、林周培、秦豫基、程桓生、丁日昌等；有的是他幕幕僚，如李鸿裔、刘翰清、张裕钊、汪士铎等原为胡林翼幕僚，胡林翼去世后，曾国藩将其聘入自己幕府。可见，曾国藩广收博纳的用人方法，是其幕府人才群形成的重要条件。
“慎用”，按照曾国藩的解释，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晶；虽有贤才，苟不当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犀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守阊。千金之剑，以之斫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耒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蛆锫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也就是说，用才须用其所长，并且要用当其时，用当其事。这样，普普通通的人，也可以取得很大成就。所以，世间不怕无人才，怕的是当权的人不能恰当地使用人才。二是量才录用。无论是兵事、饷事，还是吏事、文事，只要有一技之长的，曾国藩都特别赏识奖励，量才录用。对长于治军者，便安置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对精于综合者，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机关，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运输的工作；对善于创造者，便安置到制造局，做造舰制炮工作。务使人人能尽其用，用尽其才。他深知李鸿章、左宗棠等有全局之才，便向朝廷推荐他们为封疆大吏；他深知彭玉麟、杨载福等足智多谋，是良将之选，便让他们担任水师统帅；他深知鲍超文化不高，无谋有勇，就只让他冲锋陷阵，而不让他决策；他深知其弟曾国荃好强蛮狠，便让他围安庆，攻金陵；他深知丁日昌、容闳等熟悉洋务，就让他们办理中外交涉事宜；他深知李瀚章有理财之能，就让他担任幕府管家；万启琛廉洁仔细，便让他协理盐务；夏廷樾精明干练，熟悉两湖情况，便让他为总理粮台；他深知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才思敏捷，就把他们留在军中，既做秘书工作，又磨炼其学业；他深知王闰运才学高迈，但无意做官，不惯约束，就听其来去自由，保持密切联系。显然，曾国藩幕府中荟萃了当时一大批有高才卓识的人，但这些人又并非都是全才，绝大多数人是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而曾国藩的成功就在于极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一个人的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