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只感到麻木，不知自己有什么反应。只呆呆地听他往下说：“有三位同志，对，三位同志，是回自己老家，从事农业劳动。就是说，从此当农民。这也是一种工作嘛。但是就不需要国家再负担他了。还有一位同志，就是社里收发室的老马，他五十几的人了，就请他提前退休。再就是你了。你嘛，跟他们情况不一样。这你自己明白。”
我仍然麻木地听他往下说。只感到有一盆凉水在浇到头上。
“你嘛，身体不好，政治上有大问题没有解决，又没有个老家可以回去落户，而且是单身一人。这样，组织上就有责任帮你安排。”
怎样安排？我正要开口问，他就说了：“有一个去本省西边少数民族地区落户的名额。我们决定就给了你。”
“少数民族，落户，给我……？我是汉族呀……？”我喃喃地说。
“对，你去那里落户，永远做个那里人，将来在那里成家立业，也很好嘛。汉族，也很好嘛，民族大团结嘛……那里空气新鲜，有广阔的天地可以让你大有作为嘛。当然啦，首先是利用那里的有利条件，努力改造，争取摘掉头上的帽子嘛。”
我不知该说什么。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他继续说：“那里是艰苦点，这不用我说。是我们全省，也可以说是全国最后进的地区。这两年再遇上自然灾害，情况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嘛。再说，你是去改造，又不是去享清福。这一点也是要对你讲清楚的嘛。”
“那我以后……？”我茫然地问。
“以后你就是那里的一个普通的，也是光荣的劳动者啦。当然啦，还不能说是劳动人民。不过，经过你自己的努力，还是有希望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的嘛。”
“……”
他不等我再问什么，就立起身来，最后再对我说：“那就这样了。等你出院了，我们开个会嘛，先把你这回在乡下出的事解决一下，你就可以动身去那里了。”
“我在乡下出的事？……”
“我是指你犯下的新罪行！不要装糊涂！”他态度突然严厉了。言语中连那个表示他宽宏大度和胸有成竹的“嘛”字也不见了。
“你是要走的人，我们可以不对你做进一步的处理，但是批判会总是要开的。治病救人嘛！”
这时他的那个“嘛”字又出来为他的思想表达服务了。说完这话，他不再理睬我，转身就走出病房。
去少数民族地区落户，永远不再是一个国家干部了。那是个什么地方？我的帽子怎么办？我的病？我以后怎样养活我的父母子女？……
命运之神下一步将怎样宰割我，我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独独对我一个人如此地残忍，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难道就我一个人是万恶不赦？这时的我，除了让自己不去思索，保持麻木不仁，听凭人家摆布之外，别无选择。
整个下午，我躺在病床上，两目直视，形同活尸，即使哭，也没有眼泪了。更何况，我还不是一个遇事便哭的人。
傍晚，同宿舍住的美术编辑小李来看望我。他是那个编辑室里经常来看望我的几个人之一。他是个很单纯的年轻人，对我一向友善。但他不是昨天刚刚来过吗？为什么今天又来，一定是有事情对我说。
是的，他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他也知道了要把我送去少数民族地区的事。他特为来告诉我：千万不能去。从他这里我知道，那边的情况比我下去帮助春耕的地区还要糟。而我这次下去，是取消了干部身份，没有工资，必须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的。我的一条腿还不能灵便活动，身体十分虚弱，怎样能劳动挣钱呢？而且，那是一个非常不开化的地区……而且，我的右派身份还会给我招来许多歧视和想象不到的待遇……而且，我哪天才能再见到我的父母儿女？他们还要靠我供养，以后怎么办？让他们也去那里是绝对不能想象的……小李最后说：“你去那里，是死路一条。”
我这时明白了，的确是死路一条。立刻从心底里害怕起来。但是我怎么办呢？我眼前一片绝望的茫然这时，小李给我指出一条生路。“你应该知道，中央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中有一条：可以脱离公职，自谋生活。”
“自谋生活？”
“对，脱离这个单位呀，他们要你去那里落户，也是要你脱离公职，你自己要求脱离公职，去自谋生活，就可以不去那个地区。这是你有权选择的。”
“脱离了公职，那我怎么办？”
“现在这个你有公职的单位不正是要取消你的公职身份吗？他们给你安排的是怎么一种前途和命运，你还看不清吗？”
“那我去哪里呢？”
“去上海呀，去你父母和儿子那里。你不是有哥哥嫂嫂在上海吗？去那里自谋生活，怎么也比让他们把你送上死路强呀？”
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小李继续开导我：“去上海，你不会没路可走的。你要对我们国家，对共产党有信心！你不会没有前途的。他们这些人不讲政策，不顾人的死活，但是总有讲道理的人，讲道理的地方。你要相信这一点！”
他接着说：“再说，目前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总会过去的，你这样的人总会有用的。你也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党和人民不会这样浪费人才的。把你扔到那里去，不顾你的死活，是绝对不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他并且运用辩证法来说服我：“你现在脱离干部身份，脱离公职，是为了保存自己，将来有一天更好地回来当干部，来履行公职。”
单纯热情的小李非常同情我的处境，他极力劝说我听他的话。这天，他在我的病房里待了很久，他扶我下床，和我走到医院后院护士们种的菜地边坐下，反复地跟我谈。我和他在一间宿舍里同住了几个月，到这一天，我才知道他的身世。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孤儿，是新社会把他养大成人，从小学到中学，到美术学院，他相信真正的共产党不会是像我们室主任这样的，我们的国家一定是有希望的。他说，眼前这个时刻对我的一生来说，是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要我坚决顶住。他说我一定能熬过眼前的艰难阶段，在将来对祖国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一再反复说这些话，要我千万不能受那些人的无理摆布，要我在关键时刻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说，到上海去自谋生活，是我眼前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路，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有任何的前途。
我终于被他说服了。
哥嫂给我一条生路
我立刻和上海的哥嫂联系。他们同意接纳我。在我人生的这个关键性时刻，是我的亲人给了我一条生路。
我躺在病床上给出版社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要求不去他们要我去的地方，提出离职，自谋生活，到上海治病，并和我的父母孩子和哥嫂在一起，他们可以照顾我。我现在这种情况，必须有人照顾。我的理由是充足的。党中央有明文规定的政策，我而且身体有病，正躺在医院里。我想，这条路我是一定可以走的。
然而，我对那些“左派”人物的估计太低。收到我报告的第二天，那位室主任便带上他的两个亲信到医院来，他们强行为我办理出院手续，把我拖回办公室，立刻组织一批人开会，进行批斗。
他们安排好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我的罪名除了在乡下破坏生产、破坏党的威信之外，还有装病赖在医院里，拒绝服从分配，拒绝分担国家困难等等，等等。那位室主任立场坚定地宣布说：“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知道吧？不要给你活路你不走，要自寻死路！给你说，我们今天把你拉出去枪毙，都有充分的理由！像你这样的死不悔改的反动分子，死一个少一个！你说，你表个态，啥时候离开，到组织上叫你去的地方去？”
“我不去那里。我不能去。我有病。我要求自谋生活。”我已经铁了一条心。
“什么？你竟敢顽抗？”室主任看我坚持我的要求，他们的一番批斗毫无作用，气得呼地一下站起来，一只脚踩在他坐的椅子上，咬牙切齿、指手画脚地大声对我说：“你死了到上海去的心吧！上海那种地方是你能去的？你不尿泡尿照照你自己。要说上海，我们都想去！连我们都去不了，你想去？告诉你，现在全国大城市的户口早就冻结啦，你这种人，更是哪里也不会接受你，你死了这条心吧！”
他稍停一停，大约是看在座的人对他的高论有何反应。大家鸦雀无声。他大约认为自己的讲演非常的成功。于是再提高嗓门，发表了下面这番十分奇妙的言论：“我再告诉你，你要明白，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有句我们中国的格言，你知道吗？叫做：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到了我们这里，你还想走？哼……真是白日做梦！”
原来他把我比作肉包子，把他自己比作狗。这就是他的“格言”。我想笑，但是怕引起更多的麻烦，便把嘴闭紧。在座的他的喽啰里边，已经有人在吃吃发笑了。
这时我鼓足勇气说：“我有选择自谋生活的权利。这是党中央的文件里规定的。”
“党中央？党中央在哪里？在这里吗？这里执行政策的是谁？是我们，是我！这里谁说了算？我们说了算！我说了算！”
他的喽啰们应声虫似的连忙跟着说：“我们说了算！”
有一个跟他最紧的家伙，在别人话音落地以后，又特别钻出来说：“主任说了算！”
“不对，党说了算！”我坚决抗争，因为这关系到我的死活。“我要去找上级党委。我要去找省委宣传部的刘部长，我在北京见过他，是他把我从北京调来的！”
“不准你去！”主任大发雷霆，拍起桌子说。“你不配！你没资格进省委的大门！”
我决心和他顶到底。因为他的确没有道理。也因为我从来就心里看不起他。
“是你没有资格不许我去见省委！是省委大还是你大？”
在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的那几秒钟里，我从我的座位上立起，拖着我的一条病腿，向门外走去。在场的人，连同那位主任，见我居然如此大胆，一时间都呆住了。他们大概从没见过敢这样和他们顶撞的人。其实在我眼里，他们都算得了什么？
我已经走出门外，那位主任追出来问我：“你到哪里去？”
“我到省委去。我现在就去！”我当真马上就去了省委。我是在大门口花一块钱叫一辆三轮车去的。
“那你就走吧！”
省委的大门并不难进。从门房间到大楼里的工作人员都很有礼貌。刘部长在开会，他让人事处的处长接见我。处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她态度温和，给我一种可信任感，她耐心听取我的陈述，并且相信我所说的话。她劝我留下，说她可以建议出版社改变一下现有的决定，不把我送到那个少数民族地区去。她说：“我们这里需要干部，尤其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我已经被在省城和我支援春耕时在乡下所见的景象，以及那位主任的“肉包子打狗”的“格言”和他一贯对我的态度吓怕了。我仍然坚决要求“自谋生活”。处长最后接受了我的要求，她长叹一口气说：“那你就走吧！”
我回到出版社，她的电话已经打来。这些人在上级面前是驯服的。我可以去上海了。我立即开始准备动身。
我领到的“离职费”在购买火车票和托运一小部分行李以后，已几乎一文不剩。他们不肯再多给我。好在我还有些书，我把它们摆在马路边上卖，一部三十册的俄文原版《高尔基全集》才卖三块钱……但我总算有了动身的路费。
我还要带一张离职证明书。临行前的晚上，我奉命到人事员的办公室里领取他为我准备好的证明。他早已写好，盖好公章，我一进门就给了我。
幸亏我当场看一看。他给我的证明书上这样写：“某某某，系右派分子，本人坚决要求脱离革命，我们同意他去上海治病，病好后由当地政府押送原籍继续改造。”这实在是太恶毒了。他这是和那位室主任商量好，存心堵死我的生路。我本来脾气不好，长时间的忍气吞声，把我压抑得十分憋闷，现在，已经被逼到这种地步，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是一个死！我在刹那间失去了控制，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会对这位掌管我命运大权的人事干部做出这样的举动！
我把他写的那张证明压在手掌下，往他的办公桌上猛力地一拍，愤怒地大声吼叫说：“他妈的，老子不走了！你这是不叫我活嘛！”
我完全忘乎所以了。根本没有考虑任何的后果。在那个年代，人事干部从来高人一等。我竟敢骂他，还在他面前称老子，拍桌子。这还了得！他气得满脸涨红，两手发着抖，一边拿起电话，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你反了，反了，你个反革命分子要造反了！……”他在用电话通知保卫科，叫他们来捉拿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