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建立的殖民学院有两大任务：首先，培养去殖民地做官的人，了解非洲、亚洲一些地区；其次，培养一些商人，准备到非洲、亚洲做买卖。这个学院的要求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最学术性的方式来培养人才。一般来说，学生到这里上一到两年的课，他们会学中文之类的语言，那么是否可以说，1908年就是德语国家汉学的开端呢？那么，1908年以前，德语国家是不是没有地方能学习中文呢？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有不少大学是可以的，但那里教书的都不是真正的教授，只是一般的教师而已。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德国做的坏事一直到现在都会有人记得，但是我们做的好事人家不一定知道。比如，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那一天，一批中国人，也包括我的朋友——从中国来的老师在内，他们在庆祝这件事。我记得从上海来的一位老师，公开提到威廉二世皇帝1900年7月27日在不莱梅港做的一次演讲，当时德皇欢送远征队赴中国镇压义和团：“不要同情他们，不要接收战俘！”这是著名的匈奴演讲（Hunnenrede）。在香港回归时，这位老师又重提到这一点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跟英国有关系吗？我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其次，当时那个皇帝发了言以后，有不少德国人批判过他。另外，我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第一次到当时还在波恩的中国大使馆去时的情景，因为我要去北京学习现代汉语，那里的官员告诉我们德国人，不知道他说“你们”还是说“西方人”，他好像是说“西方人毁坏了我们北京最好的宫殿——圆明园”。当时我马上就感觉到内疚，不管是西方人还是德国人。那么是谁做的呢？谁烧毁了圆明园？是法国人和英国人，跟我们德国人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不能把他者和我们自己分得这么清楚，因为所谓的“他者”的非洲或亚洲也会而且总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我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06年，在德国东非殖民地，发生了黑人起义，当时德国士兵用了最残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所谓的问题，杀害了75000个当地人。我们在2006年举行了纪念活动，表示非常遗憾。这件事发生以后，有不少德国文人、知识分子、政治家公开表示了反对，认为德国政府不应该这样做。当时到了什么地步呢？议会要解散，要求重新进行选举。所以，非洲发生的黑人起义马上会影响到德国的政治，同时也会影响到还没建立的殖民学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批政治家说过：“不应该再用武力解决德国殖民地的问题，应该用科学的、学术的方法。”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多了解和理解那里的人民。为什么这样做呢？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这一点也是鲜为人知的，德国在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他们花了很多钱都没有赚回来，也包括青岛在内。如果发生什么起义的话，那你更没办法赚到钱，所以，有些政治家认为，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了解那里的人，他们跟我们合作，我们才能赚到钱。
司徒汉和这本书的另外一位编者路德维希·保罗想借助于这本书来予以说明的有没有道理？这我不知道，但当时殖民学院的学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他们邀请的都是德语国家乃至欧洲最好的老师。你们之中也可能有人去过汉堡，那时是非常漂亮的城市，也有很漂亮的中国总领馆。
再来说说司徒汉写的关于汉堡大学汉学历史的非常重要也很有意思的文章。我应该给你们看看司徒汉的样子。这个是司徒汉，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爱。他的观点也很有意思，他说，汉学一直以来是政治性的学术（political scholarship）。第一，德国汉学毕竟跟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它有历史性、政治性，这个不能否认。第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打仗的时候，当时的西德完全否定我们说的“红色中国”，对于我们来说只能作为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记，应该反对。在20世纪70年代初和中期以前，汉学研究的对象都是古代的中国，没有人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即使有的话，也一定是对台湾的研究，德国跟台湾一直没有外交关系。现在这个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到底是什么因素？汉学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我本人应当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司徒汉说，汉堡大学在1966、1967年认为应该有一个中国历史的教授席位，但是遭到历史学系所有人的反对，因此未能成功设立中国历史学教授的席位。为什么他们要反对呢？我估计跟“文革”有关系，他们会说中国在破坏自己固有的文化和历史。但是德国第一个汉学教授，他的名字叫福兰阁。在德国汉学史上，一共有三个姓Franke的教授，福兰阁的儿子叫傅吾康，此外还有跟他们父子没有血缘关系的傅海波。虽然受到后殖民主义学者的全盘否定，但福兰阁仍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到现在为止，他写的中国历史是德国人乃至欧洲人写得最长的，共五本。他只写到了明朝，然后要他的儿子接着写下去，他的儿子是明朝历史的专家，这是原因之一。在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之下，柏林自由大学的汉学教授罗梅君曾批判福兰阁用德国历史学家的方法来写中国历史，请参考Mechthild Leutner， Otto Frankes Konzeptionen zu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in：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von 19.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hrsg. v. Kuo Hengyü und Mechthild Leutner， München 1991， S. 183208.而福兰阁实际上是想通过欧洲、德国历史学的方法来说明中国的历史可以跟日耳曼帝国的历史相媲美，是一样伟大的。从这一点来看，他是非常开放的，这一点到现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附录3.3
Herbert Franke (1914—)
中文名：傅海波。中译名：赫尔伯特·弗兰克。
德国著名汉学家。生于1914年，为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蒙古学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的学生和后继者。曾获得过法学和哲学博士学位。自1952年起担任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1953—1954年曾担任联邦德国驻香港总领事，1974—1985年担任德国研究联合会副会长、会长。傅海波的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和语文学问题，重点是宋元史和蒙古史，他同时也关注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内地与边疆各民族的交往史等。此外，他本人也很关心德国汉学的发展，撰写过《汉学》（Sinologie， 1953）、《德国大学中的汉学》（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ten， 1968）等多种著作。
附录3.4
Mechthild Leutner (1949—)
中文名：罗梅君。中文译名：梅希蒂尔德·洛伊特纳。
德国汉学家。毕业于德国波鸿鲁尔大学，获汉学博士学位。1978年起，就职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社会和文化。2004年起，被聘为汉学系教授，同时兼任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德方院长。罗梅君的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社会史、妇女史、中德关系史、中国共产党史和汉学史。她的博士论文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自2002年起，罗梅君成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荣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名誉客座教授。
罗梅君曾于20世纪70—80年代在北京大学进行学习和研究。她也是《北大史学》、《中国研究》等多本杂志的编委会成员，《柏林中国研究》丛书（Berliner ChinaStudien）的主编；发表过的论著、编著、论文、评论及报道、学术报告等多达166种。她还主编德国学界最主要的汉学杂志《中国社会与历史》。从1990年以来，她还参与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课题研究。她是柏林自由大学学术评议会和历史文化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也是该校亚洲学术协会顾问组成员。其代表著作有《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19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等。
他的学术背景也非常有意思，他原来不是汉学家，学的是印度学和梵文。很多欧洲汉学家以前学的都是印度学，因为印度学在1900年前后在德国最受欢迎，有很多大学都有印度学专业。在我们波恩大学，作为浪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威廉·施莱格尔（他的哥哥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同样是著名的浪漫主义的创始人），在波恩大学最早设立了印度学系。他还是第一个学习梵文的德国人，当时有二十所大学可以学习梵文。为什么福兰阁要从印度学转到汉学呢？由于他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他的印度学老师说：“你学中文吧。”于是，他来到北京，在当时的德国公使馆做翻译，后来回国后继续从事汉学研究。他在当时柏林的“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既学了古代汉语，又学了现代汉语，因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汉学家应该掌握这两者。他这么说证明他是一个进步的汉学家，为什么呢？我学汉学的时候学的是古代汉语，我在波鸿鲁尔大学时碰到一个研究唐朝诗歌的专家霍福民教授——我的导师，他是第一个说应该学习现代汉语的德国汉学家，后来我学了一年。我当时还学了现代日语，前一个教现代日语的教授告诉我们说：“你们学现代日语、现代汉语，也只能用来点点咖啡而已，没必要学什么现代语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都是这么想的。所以，福兰阁可以说是德国汉学的先锋。我的导师因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曾跟胡适等一批中国学者交往甚密，所以他的现代汉语特别好。以前我并没有想过到中国来学习汉语，但中德建交给了我一个机会，我说：“我不想去，因为我对现代汉语一点兴趣也没有。”霍福民教授却告诉我说：“你应该去！”他逼着我来了中国。我应该感谢他，因为我从中国回去就找到了工作，而且从来没有失过业，就连现在退休后，我还继续在中国的大学里工作。今天我还没有讲完，下次接着讲。
附录3.5
Alfred Hoffmann (1911—1997)
中文名：霍福民、霍夫民、何弗曼、何亚培。中文译名：阿尔弗雷德·霍夫曼。
德国汉学家。生于1911年，曾在柏林和汉堡学习汉学。1940年底，霍福民与罗越（Max Loehr，1903—1988）从德国来到当时的北平，在中德学会从事汉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二次大战后，他在西德的马堡大学担任讲师，自1961年起，霍福民任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自1963年起，他又转到波鸿鲁尔大学担任汉学系教授，并在此荣休，直到1997年去世。霍福民的研究涉及汉学的诸多领域，他对中国的语言、文学（特别是诗词）很有造诣，晚年他也研究过中国的哺乳动物和鸟类（Glossar der heute gültigen chinesischen Vogelnamen： ein lexikographischer Beitrag zur modernen chinesischen Sprache： chinesischdeutsch und deutschchinesisch； mit einer systematischen bersicht über die Vgel Chinas. 1975）。1950年他出版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Die Lieder des Li Yü (937—978). Herrscher der Südlichen T‘angDynastie］一书，从而将译出中国抒情诗词的水平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霍福民执教多年，培养出了一批德国优秀的汉学家，其中顾彬就曾是他的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