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宗成皇帝咸和八年（公元333年）
赵主勒遣使来修好；诏焚其币。
石勒称帝第二年，向东晋派遣使者，那意思咱来个晋赵关系解冻之旅。
南方的衣冠华族，表情是高傲的，内心是脆弱的，本来是苦大仇深，又要精神胜利，所以很牛气地拒绝了，把北方送来的礼品全部烧毁，“华夷之防”坚持得很好。
石勒遣使有自己的考虑，他想为自己安排后事，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不论对于晋室还是赵室（锐圆在这里把他们平等对待），因为有对方的存在，内部就会不断地崛起新的军事集团和军事强人，在没有政治伦理的约束下，新强人就会反噬旧主。石勒年纪大了，再鞍马劳顿已经吃不消了，至于司马家孩子，不识干戈不是好多年而是好几辈人了，所以，人民军队光亲自缔造不行，还得亲自领导指挥。
我们必须这样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石勒此时已经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地区，所谓夷狄能在华夏腹地占有这么大的地盘，那是亘古未有啊！这个业绩是当初不敢预计的，最后几年的石勒比较纠结，一是对外还继续打不？不搞成大一统，肯定是不能长治久安。另一个就是我老了，我死了以后，中央会不会出现修正主义？徐光和程遐都说肯定会，而且指认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就是石虎同志。
看来，光口头上敬佩刘邦、刘秀不行啊，还得羡慕人家刘邦、刘秀的运气。刘邦打了不到十年，刘秀打了十几年，马上得完天下，还有工夫马下治天下，儿子跟着饱学大儒，一边读书一边正好赶上建设新时代，自己现在是不上不下，严重纠结中。
石虎是石勒的侄儿，石勒是公元276年生人，石虎是公元295年生人，两人相差近二十岁。在很早的时候，石勒和别人提到石虎，都是“我们兄弟”如何如何，他对石虎已经不是倚重而是有些依赖了。
用人要疑，疑人要用，这都是没有办法的。现在公司开除一个得力的高管，都有各种负面效果，何况当时。石勒意识到石虎将来是个问题，但他总是对人心人性抱有一丝侥幸。
君臣相处就是这么难，要么刻薄寡恩，卸磨杀驴，要么就要确信能够以诚感人。只要中间有一点点怀疑或不信任，猜忌就会相互感染，持续发酵，石勒有什么举措，石虎都会怀疑是针对自己：石虎有什么言行，石勒都会怀疑他对己不忠。
右仆射程遐是太子石弘的舅舅，这种危机感更强烈，他一有机会就劝石勒杀掉石虎，石勒总是打官腔：“今天下未定，石弘还小，宜得强辅。中山王石虎是骨肉至亲，要委以伊、霍之任，何至于到了你说的这个程度！我将来也会安排你参与顾命，不要太过忧虑。”
另外一个大臣叫徐光，徐光说话不能像程遐那么直接，这样预言人家将来必反，如果换个角度看，不就是标准的谗言吗？徐光没话找话：“今国家无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石勒说：“吴、蜀未平，我怕将来会有麻烦啊。”徐光趁机说：“吴蜀是四肢之患，石虎是心腹之患。石虎资性不仁，见利忘义，父子并据权位，常有不满之心。臣恐陛下万年之后，不可复制也。”对于徐光，石勒没有打官腔讲套话，而是默然。
石勒对程遐、徐光二位采取的态度是正确且准确的，他怕国舅程遐到外边显摆乱说，所以用套话压压他，以免挑事误事；对徐光他没有这个担心，但仍然不表态，一切皆在吾心。石勒实际上是听进徐光的话了，但他没有裁抑石虎，到这个时候也可能没有这个信心和能力了。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一直以为风筝的线在自己手里，但想要收回风筝的时候，才发现线已经断了。
石勒采取的措施是让太子赶快上位实习，这当然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不是有些晚了？何况当时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太子没有早一些安排做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光练习批阅文件，怎么能行呢？
公元333年秋天，石勒病重，他嘱咐太子石弘和自己的兄弟们团结一致相互照顾，同时告诫石虎不要向司马氏学习，要向周公、霍光学习，免得在历史上留下口实。
石虎才不要学习周公、霍光，石勒尸骨未寒，石虎和儿子石邃就带兵闯进来，逮捕了程遐、徐光，接管了皇宫内外的禁卫。显然石勒打官腔掩饰也好，沉默悄悄做事也好，石虎要么能知道要么能猜到，石勒临死再次对石虎提出了殷切希望，要向周公、霍光学习，但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嫌疑一生，最正确的做法是：先下手为强。
五年前，石勒亲自带兵解救被刘曜包围在洛阳的石虎，这也许是一次借刀杀虎的时机。要在这样的世道混，必须心黑手辣，否则就是这样的情景：自己的尸体被随便抛弃山谷浅埋，自己儿子哭着求着要让出皇帝的位子，就这人家还不干——石虎对石弘吼道：“你什么意思？让我担篡党夺权的恶名？你给老子先干着，我觉着差不多了，会让你滚蛋的！”（“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义，何足豫论！”）石勒的儿子石弘就这样可怜巴巴地登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