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马踏进马赛保留地。之前我得蹚过一条河，继续骑行一刻钟，我就进入了野生动物保护区。我在农场居住期间，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可以骑马过河的地方：斜坡上有很多石头，而对岸的上坡又很陡，但是啊，“一旦踏入—轻快的心灵就会十分渴望喜悦”。
你面前是一百英里的跑马场和波浪起伏的空阔大地，没有一根栅栏，没有一条沟渠，也没有路。除了马赛人的村庄，没有人烟，而那些村庄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也是荒废的，因为了不起的流浪者会举家赶着畜群迁往其他牧场。整个平原都规则地散布着低矮的荆棘树，狭长深谷里则是露出平整巨石的干涸河床，在那里你得四处寻找鹿道来穿行。过了一小会儿，你开始察觉，在这里是多么宁静。现在我回顾在非洲的生活，觉得可以归纳为一个来自匆促、喧嚣世界的人在一个静止国度的存在。
雨季前几天，马赛人会放火烧掉干枯的宿草，这时平原暗黑荒芜，去骑行也不愉快：马蹄扬起的黑焦土会沾满你全身，甚至钻进眼睛里；烧焦的草茎像玻璃一样锋利，你的狗也会被它们划伤脚。但当雨季来临，绿色的新草在平原上崭露头角时，你觉得仿佛正踩在弹簧上，马儿也愉快得想撒点小野。各种瞪羚都来到绿色平原吃草，看上去就像站在台球桌上的动物玩具。你可能会骑马加入一群大羚羊。英武平静的巨兽会在小跑走开前先让你接近，它们的长角在高颈的后方流动延展，胸膛上一块松弛的垂肉让它们从侧面看起来像个长方形，慢跑时这块垂肉在甩动。它们像是从古埃及的碑刻中走出来的，只不过碑刻上的它们在犁田，带着一种熟悉的家养气息。保护区里的长颈鹿躲得远远的。
有的时候，在雨季的第一个月，一种有香味的野生白石竹花会开遍整个保护区，远远看去，平原像斑驳着雪。
我从人类世界投奔动物世界，心情仍因昨晚的惨剧而沉重不堪。坐在我家的老人们让我心神不宁。古时候，当人们觉得邻居女巫很可能盯上了自己，或者觉得女巫的衣服里面正揣了个蜡质娃娃，准备用他们的名字施洗时，肯定有同样的感觉。
在农场的法律事务上，我与土著之间的关系总而言之，就是别扭。我最渴望的，就是农场的和平，所以我没法逃避他们，因为那些没得到严肃解决的佃农纠纷就像你在非洲得的烂疮，他们把它叫作草原烂疮：如果你不管它们，表面上它们会痊愈，但皮下仍在溃烂、流脓，除非你把它们从根里挖出来，让它们彻底好透。土著们明白，如果他们真的想解决一件事，就会让我出面裁决。
鉴于我对他们的法律一无所知，我在这些法庭上扮演的角色常常沦为一名形同虚设的首席女主演，自己的台词一句也不记得，必须由其他演员来提醒。这一任务被老人家们老练又耐心地一肩担起。有时我也扮演一个被公开对峙的首席女主演形象，她被自己的角色吓到，拒绝再演下去，愤而离席。这种情况发生时，我的观众们就会把它视为命运之手的一记重拳，是无法理解的不可抗力。他们缄默地冷眼看待，然后啐口唾沫。
欧洲和非洲对公正的定义不一样，而且两个世界水火不容。对非洲人来说，平衡宇宙灾难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置换。他不去探究行为的动机。无论你是伏击敌人，然后暗中割了他的喉咙，还是你从树上掉下来，一个无心的陌生人经过的时候被砸死，在土著脑筋里，两种情况在惩罚方法上都是一回事。社区遭受了损失，某个人就必须在某个方面做出赔偿。土著不花时间和精力来衡量歉疚感或美德：要么他担心这会扯太远，要么他推论出这种事用不着他操心。但他会殚精竭虑、无休无止地揣测，这种犯罪行为或灾难应该怎么换算成绵羊或山羊的头数—时间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严肃地把你领入一片神圣的诡辩迷宫。那个时候，这与我理解的公正相悖。
在这一礼数上，所有非洲人都一样。索马里人和基库尤人的心智十分不同，而且深深蔑视基库尤人，但他们会用相同的方式坐下，来权衡谋杀、强奸，或他们远在索马里兰老家的牲畜诈骗—挚爱的母骆驼和马的名字、血统都铭刻在他们心里。
有一次消息传到了内罗毕，说法拉十岁的弟弟在一个叫布拉穆尔的地方捡了块石头，砸了另一个部落的男孩，敲掉他两颗牙。为了解决这一事件，两个部落的代表在农场碰面，坐在法拉屋里的地上整夜整夜地讨论。干瘦的老人来了，他去过麦加，带着绿色的穆斯林头巾；傲慢的年轻索马里人如果手头没有正经事时也会过来，他们为了不起的欧洲旅行者和猎人做扛枪手；以及黑眼睛的圆脸男孩们，他们羞涩地代表自己的家族，一声不吭，但在虔诚地聆听学习。法拉告诉我，他们认为事态非常严重，因为男孩破相了，到了适婚年龄他可能很难找到对象，不得不降低他对新娘的出身或者相貌的要求。最后忏悔金被敲定为五十头骆驼，也就是半额的“人头金”—足额的“人头金”是一百头骆驼。十年后，远在索马里兰，五十头骆驼会被加在一个索马里少女的彩礼上，让她对新郎的两颗缺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悲剧就此埋下基础。法拉自己却觉得他们对他网开一面了。
农场的土著从来没有察觉到我对他们司法体系的态度，任何厄运降临时，他们都第一时间来找我判决赔偿。
有一次，在咖啡采摘季节，一个叫旺博伊的基库尤年轻女孩在我屋外被牛车碾死了。牛车当时正把咖啡从田里运去磨坊，我已经明令禁止任何人搭车了，否则每次运输都会有一群欢快的咖啡采摘女工和孩子们搭顺风车穿过农场—随便哪个人都能走得比牛车快，我的牛车会承载过重。但是，年轻的司机们没法狠下心来赶走满眼梦想的女孩们，她们一路跟着牛车跑，恳求着这种巨大的快乐，他们只好让她们在看见我家的时候跳下车。但是旺博伊跳车的时候摔倒了，车轮碾过了她小小的黑色头颅，辗碎了脑壳，车辙里拖了一条血迹。
我派人叫来她年迈的父母，他们从采摘田里过来，为她恸哭。我知道这对他们意味着沉痛损失，因为这女孩已经到了适婚年龄，本可以给他们带来绵羊、山羊和一两头小母牛的礼金。从她出生那天开始他们就盼着这个了。我在想应该怎么帮他们时，他们却先发制人精力充沛地赖上了我，他们索要全额赔偿。
我说，不，我不会给的。我已经警告过农场上的女孩，不让她们搭牛车，所有人都知道。二老点点头，他们没有异议，但雷打不动地仍坚持索赔。他们的依据是，总得有人赔。他们不接受任何人对这一原则的否定，质疑这件事比让他们接受相对论都难。我中断了讨论，回家了，他们尾随着我。并非出于贪婪或怨恨，而是出于一种自然法则，好像我真的有磁力一样。
他们就在我的屋外坐着等。他们穷苦，瘦小，营养不良，看上去像蹲在我家草坪上的一对小獾。他们在那里一直坐到日落，我几乎无法把他们和草坪区别开来。他们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丧亲加上经济损失，让不幸更加难以承受。法拉一天都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我在上灯时分给他们送了些钱，让他们买羊肉吃。这是个错误的举动，他们把这看作围城之后我的第一次疲惫信号，之后在那里坐了一夜。我不知道他们那时有没有打算离开，如果当时还没有，那就是在夜里，他们萌生了去找年轻的牛车司机索赔的念头。这个念头让他们极其突然地钻出草地，离开了，一句话都没留下，而且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去了达戈莱蒂—我们地区助理专员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