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崇拜
科学是五四时贤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可是科学是西方文化学术体系中的一部分，它在那个文化学术体系中所承担的是某一部分功能。在宗教、人文伦理、经济学、政治学、艺术等之外，还有一种文化叫科学。它的功能只是限定在某个领域之中，既无法取代宗教、人文伦理等学科，也无法取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之类的具体学科，更不能取代人类社会特殊情景中的仪式和庆典。比如，在迎接他国元首到访时，东道主会鸣放二十一响礼炮作为欢迎仪式的一部分。这二十一响礼炮的火药污染环境，巨大的噪声给人造成极大的生理刺激，一点也不科学。可是西方社会并没有因为它不符合科学就放弃之、革除之，至今奉行如仪。
可是，五四时贤所建构的科学崇拜，对于科学的适用范围及其文化价值无限夸大，用这把尺子来度量五千年文明，到处都量出问题来。他们给科学制造了一个对应词，叫做迷信。可是迷信是一种信仰态度，它跟宗教较为一致，跟科学即使不是完全无关，也是相隔比较遥远的。
鲁迅批评国人冥顽不化，拒绝接受“洋气”的西方文化时，这样写道：“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这里将科学与扶乩并列，显然是将科学问题拉扯到精神文化领域。
胡适在批评子固先生的文化主张时，直接将科学与“中国文化”对举，那就更是将科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无边无际。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在日后影响巨大的五四时贤中，蔡元培的长处是哲学和伦理学，胡适的长处是哲学和史学，陈独秀的长处是传统小学，李大钊的专业是政治学，刘半农的长处是语言学，钱玄同像陈独秀那样长于文字音韵学，鲁迅、周作人的长处是文学。他们没有一位研究过西方科学，可是他们意识到西方科学对于促进中国的变革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于是共同建构了一个科学崇拜的意识形态，无限拔高科学的地位，无限扩展科学的适用范围，并将科学立为思想启蒙、文化改造的一个标准、一个目的。对于中国文化中和中国社会中的万事万物，都用科学的火眼金睛审视一遍，将一切不合标准的事物、观念、行为都命名为迷信。而一旦被五四时贤命名为迷信，那就是思想启蒙的对象、文化改造的对象，首先要遭到蔑视，遭到妖魔化，最后难免受到批判和围剿，直至彻底消灭。
消灭迷信之后，科学就可以昌明了。所以，树立对于科学的信任和信仰，常常成为鲁迅等五四精英人物的目的。
鲁迅参与《新青年》的活动，是从给该刊《随感录》专栏写文章开始的。后来这些文字结集出版时，鲁迅在序言中写道：“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可见用科学反对扶乩在鲁迅看来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较早的一则随感录中，鲁迅又将有关神灵等宗教领域的问题，跟科学问题纠缠在一起。他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扶乩”和“鬼话”，都是关乎神灵的问题，它们跟科学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人类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的文化解决不同的问题，它们以层叠的方式并存不悖。
每天在实验室进行分子实验的科学家，星期天可以毫无顾忌地来到基督教教堂，听牧师讲上帝创世的故事，以及上帝让一篮子饼吃饱几千人的故事，还有上帝让红海裂开一条道路，放其选民以色列人通过，然后又突然合拢来，将追捕以色列人的埃及人尽数淹没的故事。美国总统在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无论是律师出身还是资本家出身或者干脆就是科学家出身的总统，都是手抚圣经宣誓，虽然圣经里的鬼神他很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可是这并不影响他以鬼神的名义向他的选民保证忠于职守。西方土生土长的科学并不试图打倒西方的鬼神，而是至今依然和平相处，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之后，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要打倒中国的鬼神？鲁迅批评侍候鬼神的人“最恨科学”，不就因为这些科学的“半桶水”一定要用科学来向鬼神宣战吗？
用科学反对迷信的观点，鲁迅的文章中随处可见。那么，究竟谁才是迷信的主要载体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不需要讨论，因为“迷信”从来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永远是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命名。强势文化的拥有者一般是强者，弱势文化的拥有者一般是弱者。所以，迷信实际上永远是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即卑贱群体的精神文化的一种歧视性命名。
中国古代的社会控制集团在选定孔子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将所有不了解或者不接受孔子学说的人群都命名为化外之民。化外之民的含义就是愚昧的、野蛮的、迷于邪教的、信于妖术的。这种命名凸显了主流文化的优越地位，给官方精英群体中的文人找到了弘扬圣学、教化蛮民的使命。秦汉以后，中国的佛教、道教和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都不时地遭遇打击和破坏，唯有儒家文化一枝独秀，永居正统地位。儒家文化的信奉者独具命名迷信的权威。中国底层群体所信奉的文化最为卑贱，除了他们的祖先崇拜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其他信仰（比如地方神崇拜）不但无法得到支持和尊重，还常常被主流文化及精英群体目为邪教妖术。
这种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的文化关系，本是两者之间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表现。人类各个社会无不如此。古希腊人将跟他们信仰不一致的族群，统统命名为野蛮人。古罗马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之后，所有其他精神文化都被看作邪教。在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之内，各种民间宗教、原始宗教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权利，对基督教进行了或积极或消极的抵制，基督教对所有这些抵制者一律格杀勿论。在欧洲基督教历史上，有无数焚烧女巫的宗教迫害故事，这都是基督教消灭其他信仰的历史插曲。
当基督教及其背后的殖民者来到美洲、亚洲的时候，不只是这里的宗教被他们看作邪教，这些地区的所有文化也都被他们看作妖术。他们作为征服者，以“文明”的名义和“上帝”的名义，把“蛮民”、“野人”、“偶像崇拜者”等等帽子戴给了他们所侵略过的每一片土地上的居民。
中国近代文化颇有中西合璧之妙。五四时贤原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受惠者，他们本来习惯于以诗书礼乐睥睨草民文化。殖民者介入中国之后，中国从国家到朝廷到民间都遭遇到巨大的失败，西方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强者和征服者。传统中国精英群体的边缘分子堪称得风气之先，率先接受了殖民者带进来的西方文化。这时候的强弱划分有了新的含义，由于西方征服者成了绝对的强者，原先中国境内的各个群体无论皇上还是草民统统成了弱者。连冠冕堂皇威严了两千多年的孔子学说也顿时成了千夫所指的谬说。
五四时贤原是传统中国精英群体的边缘分子，他们自信把握了历史的潮流，掌握了“先进的”、“文明的”思想，立志要“再造中国文明”，并做下一个文明时代精英群体的核心人物。于是，他们不但具有足够的优势给那些愚昧的、顽固的草民群体及其文化命名，还敢于给那个千年不易的正统文化孔子学说予以否定性的命名——吃人文化、封建迷信。
于是五四时贤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在思想上，他们接受了殖民者的文化观念和人文学术思想，所以他们代表了征服者的文化，并以此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对文化上最为保守的底层群体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在感情上，他们当然必须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以他们内心对于西方殖民势力恨之入骨，唯愿中国早日振兴，摆脱列强的掠夺与凌辱。
五四时贤就是这么一种复合人格。
大哀怜与大轻蔑
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人文学术体系（包括道家、佛家学说），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底层群体所坚守的形形色色的宗教体系，包括原始宗教、佛教变体、道教变体等等，其中以原始宗教为主。
原始宗教与底层群体和精英群体的关系特别复杂。在等级社会形成以前，每个部落及其联盟组织都是靠共同的原始宗教承担社会认同的功能。等级社会刚刚出现的时候，掌握社会控制权力的上层群体就开始创造以政治学说为中心的人文学术，人文学术成为上流社会实现群体认同的知识体系的同时，还成为上流社会用来教化、驯服底层群体的武器。但是，底层群体永远没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生活”之中，他们对于政治没有现实的经验和理解，所以他们的思想观念永远沉溺在古老的宗教体验之中。经过等级社会长达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底层群体的精神世界，至今依然是由起源于遥远的原始社会的原始宗教所支撑的，只是那原始宗教的命名及其仪式经历了复杂的变异。
商代的汤王和宋代的苏东坡都曾经带领底层群体祭天祈雨，说明古代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宗教需求保持着尊重和顺应态度，或许还具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中国古代的人文学术体系原是从原始宗教中脱胎而来，还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所以古代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精神世界和宗教行为常常从文化上保持理解，在政治上则根据不同的时势而选择利用或镇压。
但是，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是一种起源于古希腊奴隶社会的人文文化。古希腊文化对于远古时代的原始文化经过了较为彻底的扬弃，此后对于新旧约全书中的原始宗教成分，进行了精英化、文人化的改造，然后又用这经过精英化改造的基督教，对欧洲大地上的原始宗教遗存，进行了长达两千年的剿灭和清洗。发展到１８、１９世纪，西方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离原始社会的各种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已经十分遥远，唯有精英意识形态独家膨胀。
当五四时贤接受了西方人文学术体系的训练，并选择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指导中国社会改造的权威意识形态，他们对于中国底层群体的宗教文化实在无法理解，更无法容忍。
请看鲁迅《迎神与咬人》中对于底层文化的描述：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戴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长官禁屠，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任何宗教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宗教仪式即是此种严肃性的体现。严肃的事情都有某种或某些相关禁忌（禁忌从来是宗教的一部分）。文中那位戴帽的看客，正好冒犯了宗教禁忌。至于那位老人劝阻迎神，那更是对他人宗教及其仪式的公然挑衅。这种冒犯和挑衅，引起强烈的现场反应乃是必然的。
鲁迅虽然对于底层群体怀有深切的同情，但是他过多地将底层群体悲惨境遇的原因归结为底层群体自身的愚昧，而不是归结为制度的安排，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控制集团开脱责任，为社会控制集团进一步奴役底层群体制造理由。
对于祥林嫂的描写，关于她捐门槛的情节，可能是最凝重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