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批判奴隶时所表现出的蔑视和憎恨，正好证明他虽然在感情上是奴隶主阶级的叛徒，但终究是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者。他对奴隶阶级的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恰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殊途同归。因为亚里士多善比亚里士多德更为详尽地证明了奴隶们浑身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长满了奴性，那么也就同时证明了奴隶主不辞辛劳地奴役他们也就是为他们造福。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反反复复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亚里士多善《雅典奴隶劣根性批判》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同完成了这个结论的论证，那么，他俩都会被精英群体奉为人文祖师、文化泰斗。
精英意识形态的膨胀与鲁迅的宿命
回到《我谈“堕民”》这篇文章。如果我们认为堕民们维护制度给他们安排的“权利”就是奴性的表现，那么同时也就证明了，精英群体对他们的奴役恰是成全他们、造福他们。而这后一个结论恰是“国家”所喜欢说的话，是历代精英群体反复言说的金玉良言。
根据一次演讲整理出来的随笔作品《未有天才之前》，已经表现出一些颇为危险的信息。鲁迅他们对中国的现实一天比一天绝望，唯一的希望是有一些伟大的天才人物横空出世（胡适说大约需要一万名），挽狂澜于既倒。可是鲁迅期望了半辈子也不见一个天才到来，于是他有点支持不住了，他不得不开始寻找天才无法出现的原因。经过半辈子的思考和寻找，他终于找到了这个原因，那就是大众不愿意做培植天才的泥土。这是一种典型的失意士大夫怨天尤人的心理。这种心理于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７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讲演时得到最明确的表达（即《未有天才之前》）。
这种心理在中国精英群体中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使命定位在教化众生，背后的意思当然是众生过于愚昧、冥顽，不懂伺候精英、服膺王道，那是这个世界的黑暗部分和破坏因素。只有通过知识阶级的努力，将这些黑暗因素和破坏因素消灭、化解、转化，这个世界才会光明和幸福。精英群体历来喜欢突出自己的这种使命和功绩，以此作为自己获得崇高社会地位和上等俸禄的理由。精英群体这种通过教化众生而获得崇高地位的“精英意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得到了最大的膨胀，最畸形的繁荣，堪称登峰造极。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变革缓慢举步维艰，其原因本来非常简单，那就是以满族皇室和汉族官僚为代表的权贵集团不愿意对自己的特权和利益进行哪怕很小幅度的调整，所以拒绝一切社会变革和利益重组。关于这个问题，余英时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的时候，有一段总结：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１８９８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于中国也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
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从此处着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五四精英，作为近代以来国家民族危机的见证人，却撇开这些政治常识，将国家利益与皇室利益的斗争、民族拯救者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统统解释为革新与保守的斗争，并进而将保守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没落，将保守的群众基础归结为变革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底层人群的过于愚昧与麻木，这完全是颠倒乾坤的错误认识。
他们以这个颠倒乾坤的错误认识为基础，发起一场针对愚昧国民的启蒙运动，使得有史以来所有的过错和罪孽都由弱者承担的“精英意识形态”膨胀到了最严重的程度。精英群体永远是崇高而又正确的，他们是创造并播撒光明的，底层群体永远是愚昧、卑贱而又罪孽深重的，他们是抵制光明并顽固坚守黑暗的。这种精英与底层的紧张和对峙，激发起一代一代圣贤之徒广施“教化”和“启蒙”的伟大激情。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精英群体不成熟的时候，就成天责备底层群体如何愚昧、如何软弱、如何守旧。五四精英群体将中国变革的障碍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腐朽和国民的保守，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无知。以这种无知来实施“教化”和“启蒙”，难免导致乖谬的结局。
当鲁迅下笔批评底层群体的各种恶德恶习时，这个主观上认为自己“无所属”的精神界战士，客观上不得不暂时属于他的“精英群体”。
幸好鲁迅是一个艺术家，他对那些溢出精英意识形态之外的感性材料具有强烈的感受力，并怀有正确解读的善根。他很看重自己避难期间曾经住在外婆的村子里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经历，这种切实的接触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最为弱势的农民群体具有一些超越意识形态的、很经验、很感性的了解和同情。这种了解和同情对他不自觉地接受的精英意识形态形成了某种质疑和抵制的力量。有了这种质疑和抵制的力量，他的内心就难于被精英意识形态完全占满。他的意识深处就会永远保持一个角落，对强大的文化传统所赋予他的精英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和反思，有时候甚至会跳出这个精英意识形态框架，用另一副完全不同的眼光和情感态度来审视底层、理解底层。当他笔下流露出对于那些残害弱者的强势人物的愤怒和谴责的时候，他分明将自己拽到了精英群体之外，那一瞬间他显然是自觉地站在底层人群一边的。这正是他与其他精英人物的区别所在。
总之，鲁迅是对于精英群体和精英意识形态自觉地表示了最多的愤怒与批判的精英人物，是对底层群体自觉地表示了最多的同情和哀怜的知识分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显然得到了他的经历、学养、良知、智慧、理性的支持，正是这些因素将他造就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思想家，一个跟精英群体和底层群体均具有深切血肉联系的、对精英群体和底层群体均保持审视之慧眼与态度的、具有强大批判力量的精英中的精英。
归根到底，鲁迅只能是他所蔑视的精英群体中的一个精英分子，只能是他所批判的知识阶级中的一个知识分子，只能是他所抵制的精英意识形态的某一方式的承载者和体现者。
他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在回避这样的身份定位，企图逃脱精英意识形态对他的追捕和制约，但是，历史的逻辑早就给每一个人定下了他的宿命，每个人都只能在历史的宿命中遭遇惨败，鲁迅也无可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