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很少直接批评西方国家和文明的负面特征，因为国内的保守派喜欢以此作为中国不应该向西方学习的借口，启蒙知识分子只能不失时机地强调西方文化中胜过、超过中国固有文化的那些优点。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借助西方文化中的优点，来改造中国文化中的缺陷。这是一代精英人物对于西方历史、现实及其文明状态的叙事策略。
胡适是这种叙事策略的典型代表。胡适很少发表对西方社会文化的缺点予以揭示或者表示反感的言论，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偶尔承认西方社会文化也有极为恶劣的一面，而且常常是作为退一步讲的论证方法而使用的。比如，胡适曾说：“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国家简直都是几个海盗的国家，哥伦布、马汲伦、都芮克一班探险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盗。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求黄金，白银，香料，象牙，黑奴。”
胡适论及这些海盗文明的时候，并不是要批评西方文明也有罪恶昭彰的一面，而是意在表明：退一步讲，即使西方文明如何如何罪恶，也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里他对海盗文明的描述，就是这种论证方法的一部分。他的用意是：退一步讲，即使西方文明在基因构成上是不道德的，可是它们最终创造了最为道德的人类文明。他接着上述材料论证道：“然而这班海盗和海盗带来的商人开辟了无数新地，开拓了眼界，抬高了人的想象力，同时又增加了欧洲的富力。……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
这种论证是为他以下结论服务的：西洋“近世文明不从宗教下手，而结果自成一个新宗教；不从道德入门，而结果自成一派新道德”。所以，中国人不要急于攻击近世西洋文明的罪恶，而要不遗余力地输入之、学习之。
这种论证未必完全合理，但是此中说明胡适对于帝国主义的掠夺性质不是没有明确认识。他如此义无反顾地主张学习西方文化，是因为改造中国腐败社会和固有文化的任务过于急迫。而改造中国腐败社会和固有文化的任务之所以过于急迫，固然因为其具有自求新生的内在动机，然而也包含着急于自奋其力以与西方帝国主义强盗相抗衡的强烈愿望。
在另一些场合，胡适明确表述过这种唯恨中国不能迅速自奋其力的怨愤之情。
他说：“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
他还说：“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中华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幅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在革命的状态之下，什么救济和改革都谈不到，只有跟着三尺童子高喊滥调而已。”
可见，胡适对于帝国主义用鸦片毒害中华的罪行，对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一切伤害，不是视而不见，其愤恨之心绝不少于那些坚决反对和控诉帝国主义的爱国人物，只是他提出的解决路径不一样。他的意思是：我们不要止于控诉，我们学习人家的长处，迅速强大起来，以免永远受制于人。
由此可见，主张“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的胡适，虽然很少批判帝国主义的罪恶，甚至总是免不了用帝国主义的文化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甚至主张用帝国主义的文化标准来改造中国文化，可是他的主张的背后，依然是希冀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毒害与控制。
胡适要学习的是帝国主义的科学技术、精神文化、社会政治制度；他要摆脱的是帝国主义的权力，当然也包含着摆脱国内独裁权力的企图。只是这种背景非常深远，常常让人一眼看不出来。他经常强调说：“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
这里“人”与“己”的界分，非常接近“敌”与“我”的界分。这种界分里面，就包含着他对帝国主义的警惕、拒斥和抗争。只是他的表述过于含蓄，常常让人一眼看不出来。
这样的现象在鲁迅的着作中同样明显，当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时候，有人认为鲁迅专跟国人过不去，其实他的每一句话都在诅咒压迫国人的权力，当然包括对帝国主义强盗权力的诅咒。
就此而言，陈独秀、鲁迅、胡适那一代人，他们的思想背景，他们进行思想启蒙的动力，在血脉上跟魏源那一代刚刚“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是息息相通的。
国民性批判的政治制度指向
在回应西方列强抢掠与屠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精英人物最早重视的是如何通过学习侵略者的技术而拥有抵御侵略的能力，后来这种思路发展为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今天的学者习惯于批评这些人思路狭窄，意思是他们不知道从事制度的变革和文化的改造。这种评价乃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那些先知先觉者对制度问题已经有朦胧的意识。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军方震惊于英国海军的船坚炮利，曾经一度从事英国军舰的仿造。这本来是“制夷”的一个重要措施。可是，由于军方控制的官办工业制度僵硬、执事官员贪污腐败等原因，造出的军舰达不到技术要求，无法实现预想的航海能力和战斗力。当此之时，先知先觉者魏源就提出，应该严格限制官办军事工业的发展，严格限制官员参与经济活动，主张让民间力量从事造船工业。魏源指出，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军舰，我们还可以建造远洋轮船从事航海运输，随着民间海洋贸易的发展，造船业将会前途无穷。
魏源的主张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工业生产中限制官权、扩大商权（民权之一部分），二是迅速发展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与贸易能力，并将二者统筹考虑。这两点不但关系到整个经济制度的调整，事实上也关系到政治制度的调整。在着名的《海国图志》中，魏源大致准确地介绍了英国、美国、瑞士的民主制度，论及西方的富强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中国无可摇撼的君主专制制度充满怀疑和愤恨，对中国君王予以激烈的批评。
魏源式的制度关怀和焦虑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延续了几十年，后来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困难重重，无法发扬光大，主要原因就在于制度的束缚。直到一百多年之后，当今中国社会发生了多方面的变革，依然无法挣脱制度的瓶颈。
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先知先觉者，在应对西方列强的思想和实践中，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制度的调整乃是中国的重要课题。只是由于国家权力的限制，他们一直无力解决制度问题。直到康梁变法时代，精英人物为了解决制度问题而决意奋力一搏，最后依然遭到惨痛失败。
五四时贤虽然选择了文化领域作为他们改造中国现实的着力点，而没有选择制度改造作为着力点，这一点似乎与前辈思想家之间出现了某种断裂。但是他们的选择背后依然充满了制度关怀和焦虑，这一点与他们的前辈一脉相承。
所谓制度改造，主要指政权主体及其结构的变革、政治运作程序的变革、社会组织模式的变革。凡是对这三方面的关注、研究、阐述，都是他们制度关怀与焦虑的表现。
鲁迅一直热衷于批判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可是他并不认为仅仅通过文化批评或者国民性批判就能改造这种文化。改造的力量来自哪里？他认为来自社会制度的变革。在《灯下漫笔》的结尾，向来不敢以青年导师自居的鲁迅竟然颇为自信地对青年人发出了一种号召：“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而“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工作显然都不是文化批评和国民性批判之类的工作，而是制度建设的工作。
鲁迅对于文化批评和制度改造的不同作用及其分工，具有清醒的认识。他曾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１９２７年４月８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演时，他还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在这里，鲁迅对直接诉诸社会政治制度改造的革命战争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在讨论五卅运动时，他沉痛指出：“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很显然，在鲁迅看来，“武力”是左右社会政治的主要力量，“公道”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文学、文化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