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真的有些平淡。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哄大嗡，遇上一个这样的年头，一时还似乎找不到话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有了新年钟声，电影台的外国电影又总是很晚才播放，中途还要加三次广告(从一次变成两次再变成三次)，每次都很长，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有意的(国产的、明知大家都不喜欢看的放在最前面的黄金时段)；而我们，也只能有意地在很小的范围里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反应，这就是去买些影碟来看。这一年，真看了不少的电影，最好的就是《父辈的旗帜》(The Flagof Father)，现在盛行军旅片，真希望我们也能拍出一部这样的影片，它的主题应该是彻底的反战，应该是战争中的英雄无名(《集结号》沾了一点边)。
高院收回了死刑犯的“最后核准权”，这大约每年就会少杀很多人。我没有统计数字，不好乱说。问题在于死刑这种威慑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杀人偿命”或“以命偿命”能理解为一种公正吗？在人类社会中，“报复”或“报应”总是必要的，但这与杀死一个人却有所不同；“解恨”总是当下的，并不能成为“杀人”的正当性依据。
4月18日7时15分，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倾覆特大安全事故，三十二人当场被滚烫的钢水烫死，那种场面想起来极其恐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恐怖片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想想，就会浑身战栗；但死亡人数，与前些年的矿难比较起来，毕竟还不算多。
6月，沸沸扬扬地闹了一阵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事件”，尽管连“回到奴隶制”、“叛乱事件”这样的词语都用上了，但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们不知道下文，也没有人关心下文，因为——，因为中国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密集了。
后来，我就知道有了一本章夫等人编着的《2007：中国平民日记》，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余世存在前面写了“几句话”，大意也是说“2007属于雨水。无声无息”；如果起孔子于地下，他会写上“2007，王正月”，如果是太史公，他也会说“和谐元年，无事”，仿佛众神归位，不再喧哗，平常地自处并彼此相处，如细雨霏霏般润物无声。
当然，在这一年，围绕奥运的鸟巢是非、金牌图腾，围绕金融界的股票“涨跌”，围绕影视生活的“色·戒”、文化生活的“博客”，还有恢复高考三十年，新农村的远景图案，都还有很多话可说，大家如果更想从平民而不是精英的角度了解这些的话，可以去看这本书及余世存的“这些话”。
对于我所在的同济大学，这一年百年校庆，温总理希望我们与他一样能“仰望星空”，并告诉我们“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
不过似乎没有多少人接着往下说，大家记住的，倒是从他口中念出的艾青的诗句：“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
这一年是我的“耳顺之年”。我也有了一种空前的安逸感，春节在海南，去了霸王岭；6月在成都，登了贡嘎山；8月在庐山上住了一个多星期，真正的避暑，如周敦颐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路盘层顶上，人在半空行”，“天风拂襟袂，缥缈觉身轻”；10月是在乌镇，另一个僻静的所在——由于管理的问题，僻静到晚上空无一人的地步。在杭州也住了些日子，那些天总是有雨，而雨中的杭州又分外妖娆，总让我想起戴望舒的《雨巷》，那种悠长、寂寥而又彷徨的感觉。
正是在这种宁静的心绪中，我才有可能写了那么多与“普世价值”有关的文章；因为我深切感受到，这么多年教育的不成功，就在于我们未能在孩子们心中播种下普世价值的种子。许倬云先生说，中国一直就是普世文化的体现者，秦汉帝国四百年，使“中国之为中国”
最后定型：“中国有一个普世的秩序，由一个普世的文化笼罩，政权由天命获得合法性，也由天命约束而为规律。文官因察举而来自全国，经济由精耕农业及市场交易而纳入同一个全面的系统，儒家的人文精神，辅以道家的自然，肯定了这个普世秩序的意义。于是‘中国并不是一个主权的单位，而是普世价值的体现”；“其危机不在文化的危机，不在萧蔷之外，而在其体制之内”：一是普世文化渐渐仰仗于普世帝国的政治权力；二是普世文化的传承者(儒生)因不满这种政治权力的统治，或质疑这套价值，或奋起反抗，这些反抗，“在子之室，操子之戈，原有已经僵化的普世秩序，当然就更显得无力延续了。”
人世间有没有普世价值，说起来似乎很复杂，但想想又很简单，因为所有的人毕竟都在追求幸福，而且归纳起来，就会发现人类所理解的幸福大体上都相差不多，无非是物质生活上的最低限度应该怎么怎么样，精神追求上起码应该怎么怎么样。如果只说些诸如生命、自由、平等、正义、机遇、和平、公正的概念，论证起来会很麻烦，但如果如联合国所通过的那些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规定的那样，在涉及种族、妇女、儿童时，应反对种族歧视，不能有任何人格侮辱；要保护妇女合法权利、同工同酬、反对家庭暴力；要保护儿童，反对使用童工；要维护“移徙工人”(指在非国民的国家将要或正在从事有报酬活动的人)在宗教信仰、经济地位、语言交往、身份认同上的自主性与不受歧视，所有这些方面，我们，或者说无论哪一种文化背景的人，都是应该赞同的。这里需要说明的，就是我们国家在所有这些“公约”上也都郑重签了名，问题只在于不宣传，不讲解，不教育，不在此基础上求得全民的共识。能不能完全做到，是不是还需要加上新的“修正案”，这是另一回事，但相信只要是人，在价值取向上就有着可共同协商而不是武力征服或压制言论的基础，这首先就应该是一个教育的共识，尽管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
我承认，它只是梦想，就如康德当年也做过关于“永久和平”的梦一样。
这一年，看了艾伦·布卢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深切感受到我们三十年的开放有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封闭，即对思想、对理论，对深度问题，连同对政治的封闭与厌恶。在一个几乎完全受舆论控许倬云：《观世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
制的社会里，如果“理论有禁区，娱乐无极限”(这是我在看一个低俗不堪的节目时随口说出的两句话)，如果我们的大学不再是“思想自由的岛屿”(见索尔·贝娄为该书所写的“序”)，如果我们的通识教育不是帮助学生们提出“人是什么”这一大问题，不去讨论学生们的潜能为什么一定会超越自身的限制，并由此思考人性问题，不去引导孩子们意识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但只有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强烈的求知欲与严肃的生活才有可能”的话，“自我得意中的自我封闭”就几乎会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
布卢姆在“前言”中说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后来，我看到了一本书，书名就是《行走的梦想》，一个名叫兰泊宁的女孩子写的，十分感人。
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如此简单的一件事对她竟如此的难，而我们，却并不懂得珍惜。于是，我就决定把普世价值理解为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的一个“行走的梦想”。
这一年的年底，我飞去福州，参加一个有关“信仰的缺失”的学术讨论会，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古老的问题上，这就是“如何认识我们的时代？”，或者说，“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信仰与信念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什么经验(休谟称之为活泼的印象)支撑起自己的信念？”
人无信则不立。
这里的“信”就指的是信念。如果说信仰指的是一种对至高存在和代表终极救赎的内心态度的话，信念则指的是一种根据概念性事实(休谟称之为一种活泼的印象或知觉)而作出的可然性推论，比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范畴，我们的历史书写离不开人类史；特别是近代史更是与西方的历史发展紧紧纠缠在一起；比如我们知道只要是人类，无论何种民族、何种语言、何种时代、何种阶级、何种文化，都有自己表达对生死婚嫁的既定仪式；比如我们都知道在食、色之外，都还有对阅读、交流等不可见的精神价值的追求，等等。所有这一切，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共通感”，或人类所具有的“主观普遍性”。
这种“主观普遍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是如何具有了普世性的；为什么说它是道德绝对命令(就是说是出于义务而不是合于义务)，而我们的教育观念又因为缺失了这种“主观普遍性”导致了怎样的后果，这恐怕真是一个时代所回避不了的问题。
我承认：“共通感”、“主观普遍性”、“普世价值”，作为信念，你永远无法证明其存在，但又正是我们这些残缺不全的人所必须或应该具有的“行走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