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顾2006年时，“狼奔豕突，天地玄黄”这八个字忽然就蹦了出来。什么意思？想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纯粹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与我个人在这一年的经历有关。
粗略统计了一下，我这一年竟外出了十五次之多。干什么去了？
开会、讲课、聚会、座谈、纪念、聊天、旅游，等等，从年初到年末，几乎跑个不停：1月份还在海口、深圳；12月也依旧在武汉和上海，上海是我的家——但我却没有回家，而是在复旦大学开会，由一位老师傅在给我量体定做一件唐装。
我不知道我是在躲避什么，还是在寻觅什么；抑或，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一套想法终于成熟了，应该四处走走，讲给大家去听？
显然不是，所以我才想到了“狼奔豕突”这句成语；我属猪，所以“狼奔豕突”中的“豕突”就格外让我有感觉。
日子越过越快，日记越写越少，心情也似乎越来越暗淡，于是外出奔跑也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1月份在深圳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第一次听了江苏省的特级教师周益民讲《逆风的蝶》，听全国特级教师窦桂梅讲《晏子使楚》，真让我感受到极大的震动：小学语文可以这样讲吗？
真有人能讲得这么好吗？
我离开小学课堂已经四十多年了，小学生活中的一切依旧历历在目，当然也还记得那时的课文，那时的老师，唯独没有想到，今天的小学语文已经讲到了这种地步，一种能让我全身心投入，而且心潮澎湃、不能自已的地步。
《逆风的蝶》是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晏子使楚》则涉及人的尊严与智慧。我相信孩子们都听明白了，而且受到了感染，这从他们可爱的小脸上就能看出来。
这所学校的校长李庆明多才多艺，有理想、有志向、有激情、有公民意识；以后，凡是他邀请的几次活动我都争取参加，并因此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刚刚去世的商友敬先生。
春节在西安，小学同学，也就是儿时的伙伴在“春发生”这家百年老店重新聚会，尽管几乎所有的人我都认不出来了，但那种亲切，那种感慨，那种彼此间情谊的自然交融，还是让我感受到天地间只有“同学”这个称谓最亲切。
后来，“同学”就变成了“战友”，尽管彼此还是不认识，但只要在“文革”中“冲锋陷阵”过的，就一概可以称之为“战友”。这时的范围已经扩大为全国，甚至有外国朋友参加，我指的是3月里的一天，我到北京参加了一个“‘文革四十周年祭”的座谈会。
转眼间，“文化大革命”就过去四十年了。
在这几天，中央台电影频道播放了一部很好、很及时的电影《颅骨国度》，我当即写就《和平、真相、正义与和解》一文，发表在这一年第八期《读书》上。我觉得“和解”比“和谐”好，因为它以冲突或对立为前提；不承认这个前提，“和谐”就只能是表面上的掩饰。
6月中旬再到北京，在中国美术馆看许江的画展并参与讨论，第一次领教了可以把一家酒店的全班人马请到自己家给一百多位客人做自助餐的气派。围墙、音乐、蜡烛、草地、红酒、美女，三三两两的漫步、交谈，轻声细语，宛若18世纪欧洲的贵族之家。
然后就是8月的贵州之行，开一个西方哲学史学会和现代西方哲学学会的联席会议。
会议的最后一天，地坤、祥龙、晓芒和我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各自谈自己的观点：地坤是标准的学术问题，祥龙一身唐装，谈他与蒋庆的分歧，回答“文化保护区”的有关疑惑，晓芒依旧是他坚定的启蒙立场，而我则再谈现代性反思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11月，应吴炫之邀，再到杭州讨论现代性问题，会后去了千岛湖。而古老的淳安，则在1951年随着新安江水电站的落成而永远沉入了湖底。
在那里，我们不但凭吊了那座古老的遗迹，想起了方腊与宋江等一伙在彼此厮杀中的共同命运，也在心中默默为那些在1994年被抢劫后活活烧死在大湖上的台湾游客祈祷。
这一年，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哲学系都举行了建系五十年的纪念活动。我都去了。在武大，我拥着陈师母，亲切地叫了她一声“妈妈”，她紧紧拥抱了我，那种感情，真的无以言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声呼唤的特殊意味是什么。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种苦难中的彼此扶持。
这一年1月，我就知道了萌萌的肺癌已经转移到脑部；8月12日上午11点27分，这位完全不相信自己会死，而且越到生命的最后关头反而表现得越乐观、越坚强的、孤独、奇异、美丽而又虚荣的女子终于撒手人寰，离开了这个她又恨又爱，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先他人而离去的世界。
当时我与少华正在都江堰，接到志扬的通知，当即飞往广州；那晚为她守灵，我与少华基本上就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什么样的酸甜苦辣都涌上了心头。
这一年，我一去海南，两去西安，三去武汉，这也就是我一生中所住过的三个地方。
年终到了，我们买了一本挂历，万万没有想到，第一页上就是唐寅的一首诗，而这首诗的第一句竟是“岁月堂堂忽六旬”，于是，也就有了我在这一年年末写就的一首“六十偶得”：
岁月堂堂忽六旬，
天涯望断日黄昏。
玉关红柳梦魂远，
雁塔苍槐意念真。
卅载风云似反掌，
南飞东走且栖身。
自来不识路归处，
却话帆樯待丽晨。
注释：
(1)全部起因，概因挂历首页为唐寅一首七律，第一句即为“岁月堂堂忽六旬”，再就是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子舞剑器行》中有“五十年间似反掌”
一句，便有感而发，遂成此诗。
(2)天涯望断：在海南七年，留下无尽思念，萌萌是永远留在那里了。
(3)玉关红柳：老友王世忠一家移居克拉玛依迄今已近三十年矣，1999年偕妻少华同去，走星星峡、红柳河，入玉门关到敦煌，再返伊犁，一路坐车，观红柳苍劲、寂寞，少华尤喜，几番留影，不忍离去。
(4)卅载：原为“三十年间似反掌”，照搬杜甫原诗，归智兄考虑诗词格律，改为此句。卅年，恰为一半，中国之变化始自1977，当时年届三十，一切有如昨日。
(5)西安、武汉、海口、上海，一生大概就是这四个地方了，南飞东走，其实不知何处栖身；父亲是绍兴人，在北京长大，其余一概不知，所以也就来历不明，不知魂归何处。
(6)“日黄昏”、“待丽晨”，无形中成了一个循环论者，大约也是老人心态吧，反正一个甲子也正好是一轮。
(7)此诗多赖归智兄斧正，不胜唏嘘，青少年时节，从不考虑平仄，只由着性子信笔写去，想不到日近黄昏，竟以形而上学之逻辑改学诗词格律，人生之不可料知，由此可见一斑也。
这首诗后来也就作为了我《人生之心境情调》一书的“代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