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93年的回忆，只有参照其以后的那么多年才能有一个大体上的把握。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一种心态上的转换。以后的那么多年在精神上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想，恐怕就是对传统所信守的一切，在冷漠、茫然与嬉笑怒骂中的颠覆与瓦解，王朔的作品是一个信号，而“渴望堕落”则无形中已经成为了人们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应，尽管对更多的人来说，主要还是为了给自己在心理上找到一种慰藉或解脱的口实。
那一年，我们几个人实际上已经调到了海南大学，但关系还在武汉，其间因住房、户口、配偶工作的安排等问题而招致的手续之繁琐、情感之纠缠也几乎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
我已经开始给海南大学的几位研究生上课。每周两次，骑单车过和平桥到海大，晚上讲完课，在海风吹拂中回到一个名叫“明苑小区”的临时住地，然后就开始看影碟到深夜。《今生情未了》(一颗冬天的心)、《本能》、《生于七月四日》、《情人》等等都是那时候看的。
这一年的5月6日晨4时，母亲病逝于华县家中，当时一人独居，想来是觉得心脏不适，伸手取药时猝然不及，撒手而去。
父亲1954年因“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清除出西安市电信系统，发配到华县物资局当一名职员，到1981年逝世，在华县待了二十七年；我母亲1966年在“清理城市人口”中也因父亲在外地而被驱逐出西安市，被迫来到华县，在百货公司上班，到1993年逝世，也是二十七年。父母二人不仅不和，而且几乎就是对头，结婚二十五年，在一个屋檐下合住的时间不及四十个月，这是母亲写在她的“记事本”上的一段话。对丈夫，不爱，但也不能离婚，后来想离了，又在“文革”中，办不成手续；对子女，从生活到教育，也谈不上关爱——那个时代就都是那个样子。她一天到晚在忙什么？ 其实就是为“公家”办事，那里有她最正当的去处，也有她唯一可找得到的排遣忧愁的乐趣。当人几乎没有了私人空间，在家庭关系尽可能淡漠、住房极度紧张、经济普遍贫乏的情况下，人大约就只有一个心思扑在工作上，美其名曰“一心为公”。
那晚我与妻子、儿子为母亲守灵，想起这个也算出身大户人家的“大小姐”苦难的一生，哭了整整一夜。
还是这一年的8月23日上午5时30分，我敬爱的陈修斋老师也永远离去了。在他生病住院期间，我曾无数次去看望过他，也听他仔细讲述了自己的过去与各种各样的遭遇，包括在西南联大与北大时与贺麟的相识、交往，与汪子嵩、王太庆的友谊，对我们这几个同学的评价与期待，对尚未、而且看来已经无法完成了的对莱布尼茨哲学进行一次系统述评的遗憾。
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时，陈老师还没有我现在的年龄大，但当时已经全然是一位老先生了，穿布鞋，慢慢走路，说话也慢条斯理；更多是由于宣良，我常去他家，也在那里与他们家一起吃饭，心中揣摩着这位老先生的性情与爱好。
这一年临近结束，邓国春，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一个属于在下面“具体执行政策”，但也正因为有了他，才因此保护了我们这些人免受更多磨难的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在从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转院到肿瘤医院后不久，也于这一年的10月底去世了，当时我们正在前往海南的路上。
“后”，在这些我身边最亲近的人离去后，我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
国际上最大的事就是俄罗斯的全民公决，最后以叶利钦的全面获胜而告终；在国内，最大的事莫过于申办奥运了，为了在迎接考察团时使空气洁净，竟不许北京市民生活取暖，导致埋怨声、笑骂声不绝于耳。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为北村的小说《施洗的河》写一评论，引用了陈寅恪的《玄菟》一诗，其中前四句最能表达一种朦胧中的心态：“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关从此又秋阴。”
作为一个时代背景，是因为那时候“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以及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的所谓的“后毛泽东时代”，这些意在概述某类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的新鲜名词也已纷纷出笼，让人真切感受到时代的巨大变迁。
原先王，法后王；“后王，近时之主也”；历史与学术就这样踉踉跄跄、迂回曲折地前行着。
在哲学研究上，那一时期我们读的也全是一些与“后”有关的着作，即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巴特尔以及美国的罗蒂等人的着作，一时间“post”与“after”这两个英文单词在含义上所能给予我们的逻辑上的先后关系与时间关联上的前后之间就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当然，更多的，还是那些人人耳熟能详的与中国历史有关并以“后”字来命名的朝代与书籍，如“后汉”、“后唐”等等；而这里的“后”字又多与某种奢靡之气相关：“人生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这一年的2月，《文汇报》上曾刊出一文，说北京与广州各有一大款比吃，其中一方的一桌酒席竟报出三十五万元的高价，最后以酒家只能做出十八万元而告胜。
当然，在此离别武汉之际，最能让人忆及的，还是那位史称“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