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大事，回头去看，总与“南下”二字有关。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最大的事自然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与十四大开幕；就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言，这一年有克林顿的当选总统，有泰国的“动乱”与另一个铁腕人物索金达的下台，再就是南斯拉夫的炮火连天，还有卢刚在美国的杀人案；自然，还有“欧洲杯”和“亚洲杯”的足球赛和在电视上看到台湾“民进党”在议会上大打出手。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年最大的事就是在去深圳还是去海南之间作出抉择。
关于邓小平的南行，在我4月4日的日记中占了多半页，大意是说：今天清明，扫墓与春游的日子，妻子与儿子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看书。人大与政协的会议结束了，忽然传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
讲话里没有了“反和平演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听惯了的套话，有的却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及十来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反复说过多次的话。看来中国的变化注定了就只能在“进两步退一步”中摸索前行。关于三峡工程，有一百多人反对、六百多人弃权，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等等。
那时，当然也意识到了邓小平南行的意义，但还停留在传统的“政治局势”的框架内思考问题，意识到邓小平肯定对当下的现状不满，于是也就如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一样离开北京，在外地另开局面。其实真正把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变成了今天这个局面的，应该是地方上那些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与积压在民众心中已久的某种想挣脱束缚的欲望与激情。
出现在祖国最南端的那种经济发展的格局与社会变迁，主要是通过衣着( 那里不冷，所以衣服的样式都很新颖，色彩也很鲜艳)、饮食(粤菜自古闻名天下)、城市建筑(只要有几栋超越了内地千篇一律的楼房模式的建筑，就已经很引人注目了)、交通工具(那时的摩托车真让人眼花缭乱)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上的变化(比如“时间就是金钱”之类的口号)表现出来的，这一切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已经实在想离开武汉这个地方了。
武汉是给了我学术生命的地方，有我的老师和同学，有武大的樱花和东湖的浩淼，还有我已经十分习惯了的“热干面”；但，这又是一个过于市民化了的城市，城市大而无当，粗俗的、日常化了的口语，特别是从女性嘴中说出，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气候肯定是不好。我罹患“血黏稠综合征”， 一到冬天，皮肤就起红斑，几乎无法出门。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下定决心离开这里，到南方一个温暖的地方去。在那一段时间，武汉的朋友也几乎走完了：有伯去了湛江，正琳回北京，世南去深圳，尚扬、道坚到广州，余虹、三夕也要南下，而志扬、萌萌和我则决意在海南大学重立门户，“一生再浪漫一次”。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就是海口当时给我们的印象很好。广州过于繁乱，特别是火车站，几乎就是一个令人恐怖的犯罪地带；从琼州海峡坐船一到海口，真是另有一清静世界，风清月朗；那里除了沙滩、椰树外，还有我的一个情结：1971年我曾在此培育杂交玉米半年多，内心深处一直怀念着这里。这一年，我们也曾奔赴海口“考察”，发现这里最大的新华书店里只有一本外国小说，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一家名为“金棕榈”的电影院却天天在放外国影片，都是一些在内地根本看不到的影片(其实是盗版碟片，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比如我就在那里看了《硒鼓》，看了《海湾战争纪实》等等，尽管十元一张门票，心中还是很高兴。
1992：与“文革”时最好的朋友王世忠在庐山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就是那段时间我曾看了唐德刚教授的《细说辛亥革命》，里面提到把君权换成民权，从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到美国独立(1776)，约为八十年；从法国大革命(1789)到第三共和国的确立(1875)，约八十年；日本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也是近八十年。那么现在，当民意有了更快捷的沟通手段(互联网)，历史进展的脚步自然也就会加快。
唐先生是着名的历史学家，他写的东西我一直都十分喜欢看，但对此说却并不完全认同，因为诸如什么才叫民主制度(核心是大众参与政治的社会形态)，包括立宪、民权、议会、三权分立等等概念，我们都恐怕得有一套新的话语框架与理解框架才行，而这套框架，即古人所说的“礼”，一套世俗的行为规范，不但远未成型，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都还在躲避之中，既躲避任何规范的约束，更躲避理论，特别是政治理论的建构，因为这是一个有着太多危险的领域。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年发生在南疆边陲的变化，还是又带给了人新的希望，尽管我依旧认为一个忧心忡忡的乐观主义者比一个愉快的悲观主义者的日子过得更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