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和”一词与这一年的春节晚会有关；“足球是圆的”则是从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中凝练而成的人生格言。
这一年的春节晚会可能是记忆中最少政治色彩的一次；具体内容早就忘了，日记中只记下了这么几个字，就是要带给人纯粹的欢乐。那些日子里通过大力宣传，“祥和”一词已搞得家喻户晓，人人都挂在嘴上，就如今天的“和谐”一样，一下子就铺天盖地而来。“祥和”
讲的是一种主观感受的气氛，“和谐”讲的是一种客观关系，但都表达了自上而下的美好愿望。
当我们自感处于“强势”时，就大讲政治，甚至要重提阶级斗争；当我们自感处于“弱势”时，要的就是欢乐与祥和。
“强势”与“弱势”都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而且会转换，在不同的人那里也会有不同的判断。比如与欢乐相伴的就可能是享乐，与祥和紧邻的则是对世事的不闻不问。这种趋势，正慢慢演变为时代的“主旋律”。
这里的“强弱”，大约只与“道理”上“是否占理”有关，与现实生活中事实上的“强弱”无关。比如今日之“农民工”，所谓的“弱势”，其实也只就他们进得城来，先自感低人一等这种心态有关，再就是话语权上的无能为力(弱势)；而这些均非他们自身所造成，也非短时间内所能改观。至于经济上的“弱势”，当然也是一个事实，但这种“弱势”也只有在通过比较，在转化为一种心理或心态上的“弱势”后才有意义。
由此可见，真正的“强弱”是只就一种精神上的“自感”或“自我意识”
而言的。我们在农村插队时，虽很贫穷，但精神上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强者。这些年来我们在经济上确实富裕了许多，但为什么依旧感到自己不那么理直气壮(当然也有许多人开始在国外威风八面了，因为能掏出大把的银子)？其原因大约就与精神上的贫乏与苍白有关，与某种在价值观念上的哑口无言有关——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哑口无言至少在自己人面前是不会承认的，因为它没有指标，无可衡量。
但人活在世上，最后总要靠你能讲出多少道理来定强弱；国家也一样，难道真的只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吗？有了法治，体力的强弱已经受到了限制；有了核武器，“常规武器”其实也已经不起多大作用了。
但我们却习惯于把强弱单纯理解为“物”的较量。
“足球是圆的”这句话通过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而为更多的人所熟悉。也许它出自某位足球教练、运动员或评论员之口，但非常投合人心，因为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台阶，所以一时间也就成为了全社会的流行语。从那一届世界杯来看，确有许多出乎人意料的事，比如巴西是第十名、荷兰是第十五名，而喀麦隆是第五名、爱尔兰是第八名，等等。但“足球是圆的”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进一步引申为“舌头是软的”，意即世事难料，“怎么说都行”。这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没有多少话说找一个台阶下。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找着各自的台阶。从这一届世界杯起，我就成了一个球迷；世界杯期间总是通宵看球，哪怕第二天有课，球也不能耽误。这与个人的心情有关，因为总想找到某种可以发泄、让人激动不已的场合。
要说寻找“发泄的场合”，那一年最好的舞台还是崔健的全国巡演。3月23日来武汉演唱，在洪山体育馆，真是人头攒动，声嘶力竭：
学生们打出“从头再来”的横幅，崔健自己也在开唱《投机分子》前说“一有机会，我们就要表现我们的欲望，展示我们的力量”，台上台下相互呼应，我是一个字也听不见，而且实在担心他们会一把火把体育馆烧了。
崔健走后，一切恢复正常；但我也开始喜欢上了摇滚乐，就如从那一年开始喜欢上足球一样。
“足球是圆的”是说什么都可能发生，“地球是圆的”是说地球上离了谁都照样转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说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哪天你就会求到我的门下，还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古训历来都是作为我们的处世格言而被传诵的，所以尽管在历史上“从俗儒、陋儒、贱儒，到纵横捭阖之士、气节之士、帮闲清客，这类知识分子，都不能免掉被杀或被辱的命运”，但前仆后继者总不乏其人。这话是牟宗三先生说的，因为那些日子电视上正大放《雍正皇帝》和《唐王开基》，我便把它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难道真就没有活路了吗？也有，就看你怎么活了。比如这一年电视连续剧《围城》大红大紫，而其作者、真正学贯中西的钱锺书先生却处“红”不惊，稳如泰山，拒不发表任何言论，那种涵养着实让人佩服。在现代知识分子中，钱先生，加上黄永玉老先生，真是两位各有风采，但又很有些“另类”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各自一套独特的生存方式，既不反抗，也不应和；既不做“气节之士”，也非“帮闲清客”，总之还算混得可以。他们肯定都万万想不到在自己生前就能如此走红、如此富裕。但真到了这一天，也便如此安然，似乎早就看透了人世间的一切。对于钱先生来说，有了《围城》与《管锥编》的对比，今日中央台的《百家讲坛》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自在情理之中；而对于黄先生来说，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把《管锥编》融入《围城》之中的路数。
张正隆的小说《雪白血红》，胡适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所发的那通关于“世界上有这样过日子的人吗？ 请大家自问自思一下”的议论，还有昆德拉的小说，号召弘扬传统文化以及保护大熊猫和金丝猴的呼吁，亚运会，省大运会，千家驹先生重新公布当年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的那番关于“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对话，都是应该进入个人记忆之中的事。
在普遍的冷漠与麻木中，人的本能的生命活力正寻找着新的决口之处；就如1978年的寻找但又不知寻找什么一样，一切都在“从头再来”中积蓄着力量。那该是另一种形式的、能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一切并彻底沉溺于其中、从而也就显得是一种“不讲道理”般的狂热。
但我显然还依旧停留在某种怀旧的情感之中。
这一年的9月13日至20日，志扬、萌萌、友渔、于奇、占春、鸿生、小曲、艾云和我一行九人走神农架，沿香溪河到长江，三过夔门，最后坐船回到武汉，此行给我留下的就是这样一幅楹联：
野人美人骚人沿香溪一路入浊流
诗学文学哲学走夔门三道觅旧踪
这里的“野人”指神农架，“美人”指王昭君，“骚人”原来写作“伟人”，指屈原，那就是我们一路行走的路线。
可惜，这些地方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永远永远消失了。
经尚扬之手，它至今仍悬挂在我的书房中最显眼的地方，让我一抬头就能看到，为的是存留住那点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