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下面的选文其实写于１９８６年出国前。
１９８７年正在牛津大学苦读，每两周导师达梅特教授指定一大堆着作和一个论文题目，我阅读后写一篇文章，打印出来提前一天送到他的办公室，第二天讨论一下午。极苦，一般情况下根本完不成阅读量，更不用说看懂、写出论文了。幸好我在国内准备得相当充分，指定的材料几乎全部看过，有关问题思考过。到牛津的任务是提高，如果是从头学，根本摸不着头脑、赶不上进度。
有中国驻英大使馆支持的学生会经常组织旅游，两年来轻轻松松把英国好的去处都走到了。除了学术上的收获，在英国的日常生活使我的生活观有变化：当我在英国最着名的湖区旅游，看到潮水一般涌动、拖着户外住房或厨房、载着游艇的小车；看到在如茵草地上密布的百花争艳般的各色帐篷，看到人们沉醉于欢乐中的笑脸；突然认识到，普通人追求日常的享受，是合理的。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对于像我这样在苦行主义、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却需要经过观察和反思才能懂得。
重视语言
——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促进哲学研究的现代化，这是中国每一个哲学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这个意义重大的课题同时也为每一个勇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显露思想锋芒的广阔天地。哲学现代化可以从多方面促进和实现，比如，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新问题，加强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盟，发展各种应用哲学、部门哲学，等等。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对语言中哲学问题的研究。
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语言在一个现代的信息社会中的巨大作用也愈来愈得到强调，但我们目前要着重强调的是：语言和哲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哲学本质上是一门思维的科学，这种思维既不是个人的冥思苦想，也不是独自的窃窃私语，而是在交流、对话、论辩中进行的思维，这种思维必须借助于语言来进行。管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像科学的发达和技术的发达相互促进一样，思维的盛衰也与语言工具的利钝休戚与共。
上述见解想来亦属人们意料中的事，但是，现代的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以及西方的语言哲学却表明，语言对思维的反作用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可以把语言和思维大体视为同一回事。语言的本质结构是如此深地嵌入人类思维的本性之中，以致我们有可能在哲学思维中被未经反思的语言引上歧途。另一方面，语言对于哲学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媒介和工具，它就像“实体”、“心灵”、“二律背反”一样，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言及现代思维或哲学的现代化，对语言的研究甚至还应处于更为优先的地位。
一、重视语言是哲学研究自身的要求
西方有人认为，哲学研究说到底就是对于特定的哲学语词的意义的探究，研究语言这条线索时隐时现地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他们认为，苏格拉底为一切后来的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树立了榜样，因为苏格拉底的哲学不是科学，而是对于意义的澄清，他靠分析我们表达式的意义和命题的真正含义来澄清思想。比如，他在《沙米底斯篇》、《李西斯篇》、《拉什斯篇》中所作的，不过分别是为“节制”、“中庸”、“勇敢”寻求恰当的定义。
培根在他的名着《新工具》中提出了“四假象说”，即指出四种深藏于人们意识之中的歪曲事物真相的偏见。他特别强调：“市场假象是四类假象当中最麻烦的一个。它是通过文字和名称的联盟而爬入理解力之中的。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管制着文字，但同样真实的是文字亦起反作用于理解力……我们常见学者们的崇高而正式的讨论往往以争辩文字和名称而告结束。”培根的见解表明，在西哲史上早就有人发出了警告：语言文字是使哲学思维误入迷途的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
近一百年前，在西方学术界，数理逻辑和语言学成了继物理学、心理学之后最为活跃并且硕果累累的研究领域。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也成了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语言哲学家们声称：由于语言哲学的崛起，哲学研究中产生了一个“语言的转向”，这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标志了一个哲学新时期的到来。
这些语言哲学家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语言三个阶段，每一次转折都标志着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往后退了一步，即深化了一个层次。
他们说，古希腊哲学以“存在”为主题，近代哲学转向以认识为主题，因为离开认识的“存在”或“本体”，不是根基不牢的，就是独断的。但离开语言的认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知识是一种公共的，可交流的东西。不谈“意义”而论及本体和认识是没有价值的，而对意义的研究则是语言哲学的中心任务。
西方语言哲学家认为，有不少传统的哲学问题是由于哲学家们对语言的本质了解不正确而产生的。比如，罗素通过数理逻辑的研究发现，语言表面的语法性结构和它的实质性的逻辑结构是两回事。摩尔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认为，哲学家们往往以一种离奇的方式使用人们常用的语言。不少哲学问题因为语言的混淆与误用而产生，也只有通过分析和澄清语言来解决。
还有些人论证说，在许多情况下，研究哲学必须通过研究语言来进行，因为语言是心灵的通路，舍此便无法谈论人的精神。另外，由于人类在实践中长期使用语言的结果，使得语言已经和世界产生了某种对应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语言而了解世界。现代心理学也证实，儿童智力发育和他们的语言环境有很大关系。
一位曾在中国讲语言哲学的英国哲学家举了这样一个例证。他说他注意到了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比西方悠久的国家，而且中国人在家族的长幼尊卑方面的讲究远比西方复杂，他花了不少时间才勉强弄明白叔、伯、舅、婶、姨、姑之类的一大套关系，因为英语里只有两个简单的词：ｕｎｃｌｅ和ａｕｎｔ。语词的差异反映了历史、社会、文化的差别，而中国儿童通过学习语言，可以比他这样的西方人快得多、准确得多地掌握中国大家族中的人际关系。
上述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知道，我国哲学界有些人正在研究原始思维，研究原始思维的主要途径是研究原始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研究思维的主要途径就是研究语言。
我们认为，研究思想必须通过研究语言来进行，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语言和思想是一回事。马克思曾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所谓直接现实，就是说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就是语言。关于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析语言的主张，如果不能说是可以完全接受的，至少也是应当认真考虑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指出，由于各门实证科学已经充分地说明了世上万物的运动和联系，因此在全部以前的哲学中，还保存独立意义的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而研究思维及其规律，主要只能通过研究思维的表现即语言来进行。
当然，现代化的中国哲学是多层次、多方面、内涵丰富的，我们绝不可轻视现实问题和部门哲学。上面谈的哲学研究，指的是“纯”哲学，即哲学中最抽象、最核心的部分。即使在广义的哲学研究中，考虑到语言的核心地位也是有好处的。比如，在研究原始思维时，我们就可以弄清楚自己是以哲学家的身份，还是在以语言学家、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的身份从事研究。在对思维科学的联合攻关中，我们就不会把哲学方面的研究同脑神经生理学、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研究混同起来。
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
要深入研究语言和哲学的关系，语言在哲学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有必要首先展开对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因为很多西方重要的哲学家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不可忽视的工作，我们可以在了解、研究、批判和借鉴的基础上作出新的综合和发展，建立起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有现代化气息的关于语言的哲学学说。下面，就我们的粗浅了解，简介一下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和主要内容。
德国逻辑学家、哲学家弗雷格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哲学之父。他首先指出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独立的、基础性的地位。他从事哲学研究的三条基本原则中第一条就是，要“始终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当人们说起思想时，既可以指思维活动中的心理过程和精神现象，也可以指独立于思想者之外，能够传达给其他人的思想内容，后一种含义的思想要靠语言来传达，体现在语言之中。弗雷格还第一次在语词的意义和指称之间做了区别。他指出，虽然“晨星”和“暮星”有相同的指称——即金星，但这两个语词的内涵即意义是不同的。不然的话，人们仅仅根据逻辑学中的同一律就可以知道“晨星即暮星”，但这实际上是天文学家辛勤研究的结果。弗雷格还主张语言的最小意义单位是句子而不是词项。他的这些观点为语言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认为，语言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结构，同时也常常使哲学家误入歧途。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而了解世界，因为语言和世界在结构上有对应关系。他提出的逻辑原子论就是一种语言和世界成镜像反映的关系，简单的东西结合成复杂东西的语言观和世界观。罗素认为语言以两种方式使人迷误，一是词的含义模棱两可，但更严重的是语言的表面的语法结构往往掩盖了真正的逻辑结构。比如传统逻辑一直认为主谓词结构是命题唯一的逻辑形式，而不知道有关系逻辑，这种缺陷使得莱布尼茨、斯宾诺莎、黑格尔、布拉德雷等人把他们的一元论唯心主义建立在这种陈旧的逻辑形式上。罗素还发现和深入研究了集合论中的悖论，提出了对语言区分层次以消除悖论。他提出了理想语言的设想，以克服日常语言的弊病。罗素提出的着名的“摹状词理论”被誉为分析语言表达式的典范。
奥地利出生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观点在前后期不同，但都集中研究作为整体的语言（不是像中文、英文这种具体语言，而是一切可能有的语言）的本质功能及其界限，并以此来作为诊断和治疗他所谓的哲学的语言病的原理。他在前期和罗素观点一致，他主张语言的功能是图像式地描述现实世界，在此范围之内一切可说的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在此之外的就不能说，我们只能保持沉默。他在后期主张语言只能在使用中获得意义。哲学语言之所以产生困惑就在于脱离了语言的活动来谈语词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的见解直接影响了两个哲学派别，这两派以不同的方式从事语言的分析。维也纳学派主张用逻辑语言来改造日常语言，并以此来消除“传统形而上学”。这个学派的成员大多是科学家，他们对科学语言所作的逻辑分析对于加深认识科学理论静态的内部结构，尤其是理论语词和观察语词的关系有重大贡献。他们主张命题的意义即是证实它的方法，他们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关键就在于处理科学语词时在概念上的突破，爱因斯坦抛弃了“时间”一词的绝对意义，而代之以操作性意义。这个学派还在理论上探索制定统一的科学语言的可能性，他们主张物理语言可以担负起这项任务。
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则沿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方向前进。这一派哲学家坚持日常语言并没有什么缺陷，也用不着发明一套人工语言来取而代之，哲学中的混乱在于表面上使用了日常语言而实际上歪曲了它的意义。他们发现，语言除了公认的描述事物的作用之外，还有一种实施一项行动的功能，这是人们不容易看清楚的，他们以语言的这种作用为根据来处理一系列哲学难题。他们还异常耐心和细致地对语言在不同情景中的作用进行分类，以此来探讨语言到底有哪些种类的用法，并对一些用法的微妙差别作出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