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在说明，当我们说“上帝存在”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他分析道，这分别指：存在一个人；他是无肉身的；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无所不在、全能全知的，等等。斯温本教授的讲课生动活泼，他不时向学生提问，与听讲者交流。有个印度女学生，发问和回答都颇得教授的欣赏。但我觉得所讲的内容太浅显，而且为宗教主张所作的辩解与一般教士在布道会上的演讲差不多（我在牛津听过两次牧师传教），不足以应付现代科学发展的挑战，所以没有兴趣继续听下去。
通过广泛听课，我纠正了自己刚来牛津时的一种看法。与很多人一样，我曾以为牛津既然是分析哲学的大本营，当然会有一枝独秀的局面。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虽然是牛津最强、最有特色的学科，但它们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关人类前途、人生意义的课题，如政治哲学、宗教哲学、人生哲学等，吸引了大多数听众，而那些技术性较强的科目，如语言哲学、数学哲学、逻辑基础等，却是听者寥寥。在来牛津之前，和有些人一样，我还估计牛津哲学气氛中一定带着敌视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意味。但我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想象中的那种同仇敌忾的火药味。在牛津，有一个“德国哲学研究会”，大致每周举行一次讲演、讨论，其题目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比如有：“康德和后现代主义”，“荷尔德林和尼采”，“叔本华论自我”，“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死亡与他人”，“康德学说中的疯狂和性”，“尼采和阿多尔诺”，等等。我相信，这些题目是超出许多中国哲学工作者对于牛津哲学的想象的。不仅如此，在牛津，还有“黑格尔政治哲学”系列讲座，频繁之时为每周两次，其题目有如：“黑格尔着作中的自由和意志”，“黑格尔的国家和市民社会中的自由”，“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等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听课，我对牛津哲学系的授课方式有了一些体会，这当然是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问题。我感到各种讲演，讨论的长处是深入、细致，没有我已较为熟悉了的那种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和面面俱到的空泛。而缺点是一头扎入具体细节，缺乏总体发展和背景的交代。最令我感到不满的是，除了个别例外，讲演者都是从头到尾照本宣科地读讲稿，其平淡乏味，常常令我难以忍受。我坐在讲演厅中，常常回想起我在国内念书期间听一些不太高明的教师照念讲稿时的失望心情。另外，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每学期都有许多门课排出来，在时间安排上似乎并未仔细考虑，往往出现几门值得一听的课排在同一时间的情况，这时我就不得不以痛惜的心情作出选择和牺牲了。
当然，听讲演和参加讨论班并不是在牛津学习哲学的唯一方式，更重要、更有启发性的场合是指导教师对学生的个别授课。牛津的导师制是举世闻名的，我早在国内就有所闻。学习者往往就是在导师面授的场合深得做学问之三味。而教师的探隐发微的学识功夫，以至个性特征和精神风采，也在这种场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我是在开学的第二天去拜见我的导师迈克尔·达梅特教授的。我们商定，我在一年进修期间的研究总课题为“语言哲学的最新发展”，我们每两周见一次，讨论我按照他出的课目，阅读他开列的书籍之后所写的文章。第一次见面时，他指定我研究德国数学家、哲学家弗雷格的思想，并开列了三本弗雷格本人的着作。
在他问过我掌握德语的程度之后，我们还就弗雷格着作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及其英译作了详细讨论。达梅特教授要我研究弗雷格，实在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弗雷格是现代语言哲学的奠基人，而达梅特教授也是以他的名着《弗雷格：语言哲学》而在西方哲学界崭露头角的。如果照国内熟悉的程序，研究了弗雷格之后接下来应该是罗素，然后是维特根斯坦。但达梅特教授给我的第二个课题一下子就跳到了当代美国的“哲学明星”克里普克，他叫我研究克里普克的“指称因果论”，还要阅读英国哲学家伊万斯（ＧａｒｅｔｈＥｖａｎｓ）的书（我后来发现，英国语言哲学界对伊万斯这位英年早逝的哲学家的思想极为重视）。我明白，达梅特教授不是按照历史的顺序，而是依据问题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我安排研究计划。
过了不久，我就发现每次要完成指定的论文并和达梅特教授讨论，是一件颇为吃力的事。写文章之所以费事，还不在于英文写作和打字的麻烦，而在于必须在文章中发挥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以西方哲学家之间论战的方式和标准，对当前西方语言哲学中重大问题的争论发表意见。在讨论中，不仅需要对广泛的文献相当熟悉，而且需要以他们所认可的、技术性较强的方式立论和辩驳。
牛津的哲学家大力提倡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独立见解。有一次，我和Ｌ博士讨论哲学问题，他问我对于英国人研究哲学的感想，我说，我感到和中国人大不一样。我们首先是要有考据功夫，在弄通原意方面花很大力气，而英国人则是急于表示自己的观点。另外，中国人宁愿强调意见一致的方面，尤其是和权威的意见一致，而英国人则力图标新立异，不甘心与别人看法相同。Ｌ博士完全同意我的观察，不过他补充了两点意见。他告诉我，欧洲大陆的人搞哲学接近中国人，特别以德国人为甚。他有一个从西德来的研究生，看哲学书时，每页都写满了考证和注释，可能都超过了书的正文。他还说，他教过美国学生，他们才是主动和独立不羁的，相比之下，英国学生是“太害羞了”。我回想起英国学生在讨论问题时那种争先恐后的劲头，真难以想象还有胜他们一筹的美国学生。
和达梅特教授讨论问题是高度紧张的，有时甚至是令人筋疲力尽的。也许有人马上会想到语言问题，其实我从第一次起就没有感到有语言问题。因为达梅特讲话较慢，很清晰。他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要求别人和他一起重新研究某个哲学问题。看得出来，达梅特并不打算在我们面谈时做传授知识这一类事情。他常常陷入深思之中，然后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表达他的思索。坐在他对面，我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张力。他很少流畅爽快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像一个老练的拳手，并不是一味出击，更多的是跳跃、躲闪，因为他知道，稍不留意就会招致失误。
达梅特教授的思路颇具分析哲学家的特色：缜密、精确、清晰。他对自己的每一个论点、假设，都从各种角度加以反驳，往往是刚一提出某一设想，立刻就找到了否定的论据。我们的讨论进程很慢，但有一种坚实感。他时常在谈话的过程中突然停下，冷不丁地问我一句：“你是怎么想的？”为了应付他这种突然袭击，我必须不停顿地、紧张地思索。有时，经过长时间讨论而没有得到重要结论，他会慨然宣布：“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留英学习期间，我感到最大的收获就是有机会从近处观察到一位当代第一流的哲学家是如何思考哲学问题的。在面谈时，我捕捉到了达梅特教授生动、活跃的思想。虽然我略微感到遗憾的是，我必须另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依靠自己的摸索，拼凑出一幅关于我的研究领域的完整图画。我还感到，英国哲学家重视解决问题的技巧而不重视对于某种潮流、趋势的总体把握，以及英国哲学界的保守性，都和这种导师制有关系。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学生固然可以不赞同导师的某些具体观点，但在密切接触的熏陶中，其研究的大方向，兴趣的重点，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导师的影响却给学生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在许多私下谈话中，不少牛津哲学教师向我抱怨说，牛津的教学制度可能会使学生受益匪浅，但他们却不喜欢，主要原因是负担太重。由于每个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一个导师，因此我认识的每个牛津哲学教师都有将近十个学生，而且还要开一门课。他们当然宁愿作研究工作，着书立说。但是，要当一名脱产的研究人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ｅｌｌｏｗ）却很不容易，因为名额有限，而且期限也只有一年或两年。
当他们知道我在中国的“科研人员”的地位基本上是永久性的，都不胜羡慕。由于教学任务重，再加上英国经济实力衰退，保守党政府削减教育、科研经费，牛津有成就的哲学家流往美国的不乏其人。美国的工作条件对他们是有相当吸引力的，据说，除了工资高，任务也轻得多。当Ｗ博士与我谈到这方面情况时，不禁感叹不已，黯然神伤。她预言，十年之后，牛津的哲学地位将要大大下降。
颇为有趣的是，虽然我在达梅特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了一年，而且和不少其他牛津哲学家做过各种交谈，但若有人要我概括地讲一下牛津哲学界的动向，我却会感到很难说。我只感觉到，每个人都在凭自己的兴趣和学术特长发展。我所能有把握地说的是，他们对于当代语言哲学领域中哪些人最为重要，最值得研究颇为一致。他们认为，美国的戴维森（Ｄｏｎａｌ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蒯因（Ｗ．Ｖ．Ｑｕｉｎｅ）、克里普克（ＳａｕｌＫｒｉｐｋｅ），也许还要加上普特南（ＨｉｌａｒｙＰｕｔｎａｍ）是最重要的人物，而英国哲学家则是达梅特。相当多的人不赞成达梅特的这一基本观点：研究哲学的最好途径是研究语言。有人挖苦说，在英国，只有达梅特一个人是语言哲学家。
还有人评论说，达梅特的反实在论观点出了牛津就没有人感兴趣。这些话当然不无偏颇。不过，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承认他是当前英国整个哲学界中最重要的人物。有些人还推崇下列英国语言哲学家：格耐斯（ＨｅｒｂｅｒｔＰａｕｌＧｒｉｃｅ）、伊万斯（ＧａｒｅｔｈＥｖａｎｓ）、麦克道威尔（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伯兰克本（Ｓｉｍｏｎ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以及赖特（ＣｒｉｓｐｉｎＷｒｉｇｈｔ），但他们的重要性还不能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相提并论。
此外，必须提到两位在世的牛津哲学家，他们是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这就是艾耶尔（已退休）和斯特劳森。不过有人认为，艾耶尔由于拘泥于逻辑经验主义，早就脱离了当代分析哲学的主流，尽管他至今仍有重要着述。斯特劳森是日常语言学派，即牛津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不过在今日的哲学活动中，他的重要性已被站在论争第一线的达梅特超过。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牛津哲学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达梅特固然最重要，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把他视为某一学派的领袖。
原载《牛津学子》１９９８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