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８０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潮流，已经可以略微解除心头的某些尘封、笔下的某些禁忌。以致于像以下两篇短文所示，我可以对社会文化现象作一点批评，甚至谈一点社会政治方面的常识了。顺便说说，我至今依然认为，中国的这类问题，所需要的不是深奥的学术，而只是浅显的常识，以及行动的决心。
“透明度”与“知情权”
现在流行一个新词儿，叫做“透明度”，意思不外乎让人多知道一些情况，用意很好。尤其用到政治上，显然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具有促进作用。
在今年“两会”开会期间，大家普遍感到，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增加和现场转播，以及电视台、电台和报纸记者的大量采访报道，使人民知道了会上的不少情况，会议的“透明度”比过去提高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一种政治自信心增强的表现。
然而，这个词儿也有极大的局限性，在政治上不宜滥用。理由在于，它容易模糊一个根本的重大原则。
正如说“发扬民主”和“增加民主气氛”固然没有错，但这些说法忽略了一个原则：作为制度的民主应是一个整体，应成为体制本身的构成方式，而不是一个可以按照个人意志“增加”一点或多“发扬”一点，也可以按照个人意志“减少”一点或少“发扬”一点的、可以伸缩的、有弹性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同样地，“透明度”这个说法，也忽略了一个根本原则，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了解情况是人的基本权利，甚至是人的自然功能。
人类从来就有眼、耳、鼻、舌等等感觉器官，以获取外界的信息，即了解外部的情况，从而作出相应的反应，以维系并改善自己的生存。甚至低等动物也是如此，只不过其获取信息的器官比较简单而已。根据对外界情况的了解作出反应，是一切生物的基本的共同属性，即其本质属性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不能了解情况，至少是同自身生存有关的情况，因而不能据此作出适当的反应，一个生物就将不再成其为生物。正是因为这个不可更改的天然事实，了解情况的权利才同生存的权利一起，成为人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之一。了解情况，就是获得信息，也就是新闻上所说的获取消息（“情况”、“信息”、“消息”、“情报”这些词，在英文里都是一个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因此，联合国大会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１９条中宣布，“人人有权享有……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并早在１９４６年就宣布“新闻自由是基本人权，是联合国所致力争取的一切自由的试金石”。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作为国家主体和主权所有者的人民，既需要政府作为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来协调各部门的行动，又需要新闻机构和情报、统计机构（不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作为自己的感觉器官，来获得信息，了解情况。而且后一项需要的满足，是前一项需要得到满足的前提条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公仆。主人要了解情况，特别是有关自身利害的情况，仆人是无权拒绝的，不但无权拒绝，而且了解并提供情况应是他们的职责和义务。仆人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是不称职，拒绝向主人提供情况，则是渎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最近中央关于政府的重大决策应让人民知道，重大事故应向人民通报的说法，具有自然的、深刻的、不可动摇的根据，是符合政治学的基本原则的。
当然，了解情况的权利不包括了解他人隐私的权利。如果说政府也有应让人民知情的“隐私”，那就是侵犯了人民利益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或错误决策之类情况，这当然是应当及时公之于众的。这种公开是有利于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因为知道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必要条件。政府判断一种情况或信息是否应保密，只应该有一个标准，即保密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这个标准。因为政府只应具有一个利益，即包含政府成员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首先就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了解同公众有关的重要情况（诸如重大政治决策和灾害事故等等）的权利。因此，调查并及时公布这些情况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这一基本权利，保护人民的这一根本利益。其次，调查并及时公布这类情况的意义还在于，这样做可以集思广益，动员人民为国家的利益即人民自身的利益（例如为政治决策或灾害对策的优化与实施）采取行动。必须指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包括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在言论和行动中表现出，他们只知道这样做的上述第二条意义，而不明白第一条意义。有些人更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第二条意义，也必须借助于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媒介，即通讯社、报纸、电台等新闻机构的不受限制的全面准确及时的传播，才能得以实现。
总之，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让人民“知情”从而“出力”，不但是新闻学的基本原理，而且是一条根本的社会政治原则，不但应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而且应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原则。
由此，我们回头来看“透明度”的说法，其弊病就显然可见了。有人说，高级轿车的茶色玻璃，从外往里看不透明，从里往外看很透明，你能说它没有透明度吗？
既曰“度”，则一百度是透明度，零点一度也是透明度，透明度再低，你也不能说它等于零。透明度既然可高可低，可增可减，高低增减全以人的意愿为转移，这怎么能保障人民的知情权，怎么能让人民充分地“知情出力”呢？
因此，打开知情的渠道，用法律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在社会、政治和新闻方面实行“对内开放”即对人民开放，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化的民主的必然要求。
原载《科技日报》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３日
宗教也在发展变化之中
——访何光沪
（记者刚建）问：我们是无神论者。可是当我们环顾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发现５０亿人口中宗教徒和有神论者至少占有３５亿时，不能不唤起我们对宗教现象加以研究的热情——至少不应再是一无所知。然而碰到的首要问题是，马克思已经说过宗教是“鸦片”，那么它当然是反动、保守、落后的了。事情会是这样简单吗？
（何光沪）答：“鸦片”之说是个比喻。马克思的本意是说：宗教给人们带来幻想的幸福，使他们不去为现实的幸福而斗争，这就有助于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
但由此不能引出反动、保守这样的结论。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当所维护的社会秩序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时——例如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上升阶段时，这种对现存秩序的维护就有它的积极作用。《大英百科全书》里说宗教是“兴奋剂”，这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讲的，是指宗教也能激发人民去斗争，去破坏现存秩序，比如中外历史上多次在宗教旗号下的人民起义。但也同样不能由此引出结论说宗教总是革命的或进步的，因为它破坏的制度也许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总之，宗教的社会作用依历史条件而变化，不能简单定性，更不能以政治上的“革命”或“反动”去判定其好坏。
问：然而宗教至少是与理性、与科学相对立的。如我们历史教科书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提倡理性，反对宗教；提倡人性，反对神性……答：这是一种绝对化的说法。实际上即便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里，也有一股强大的理性主义思潮。中世纪神学的最大代表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就是以理性为方法、为基础。谈到科学，中世纪以后西方最重要的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布鲁诺，无一不是修道士或僧侣。如果宗教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同科学绝对冲突，那么科学绝不会在修道院里发展。此外，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艺术家如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都是得到教会庇护和支持的，而且好些教皇本人就是人文主义者。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自己的活动与基督教精神一致，并从中得到鼓舞。当他们批评教会时，乃因为“恨铁不成钢”。可以说，人文主义运动也是教会内部对于基督教、对于神性与人性关系的新理解。
问：那么盛行一时的“宗教裁判所”呢？布鲁诺被熊熊大火烧死在广场上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使我们对教会的黑暗和愚昧憎恶到了极点。
答：这种惩治异端的办法的确是残酷野蛮的。这只是宗教历史上一个短暂的阶段。宗教同任何社会现象一样，也在发展变化之中。比如现在教廷对异端的最高惩处无非是开除教籍。我们不能根据一段短暂的历史来评价一种持久的现象。可以说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下，我们大多数人对西方宗教的认识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这就好比我们对一位成年人的邻居（我们在“地球村”里的这位文化邻居）的了解，只限于他小时候的一张有些走样的画像一样。
问：然而宗教的本质难道不就在于信仰那个冥冥之中的神吗，神学不就是要谈论神吗？
答：不错。但是现代神学认为，对神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谈神的问题就是谈人的问题。对于永恒、绝对、无限（即上帝）的意识，从另一面看就是对于短暂、相对、有限（即人生）的意识。这就好比一个人意识到低，也就意味着他意识到了高一样。所以着名哲学家蒂里希（Ｐ．Ｔｉｌｌｉｃｈ）说：上帝的问题，就包含在人的问题之中。
问：这些说法的确很新鲜。不过它们听起来相当哲理化，一般教徒恐怕会发生理解上的困难。
答：一般教徒应该知道圣经的话：“上帝就是爱。”圣经里的“爱”字，原文是ａｇａｐｅ（博爱或圣爱），不是ｅｒｏｓ（欲爱或情爱）。后一种爱是因爱的对象有某些美点而产生的，它倾向于占有爱的对象；前一种爱则是因爱的对象的存在而产生的，它倾向于自我献身。按照这种神学的解释，很多古老的教义都有了全新的意义。
例如所谓“人是按上帝形象造成的”，不是说神人同形同性，而是说人可以爱，可以创造，即参与存在的工作；所谓“天堂”，是爱达到完全或极致的境界；所谓“地狱”，则是爱的彻底丧失；而所谓“炼狱”或“涤罪所”，乃是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是我们能看见的人的常态，是从无爱向爱的极致前进的旅程。按照这样的说法，人类的未来，决定于人们是否选择爱和创造。
问：这种伦理，看来相当高尚。但是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宗教旗号下的迷信乃至丑恶、野蛮时，我们不由得发出“愚昧”的感叹。这些现象如何解释？
答：牛顿理解的宗教与一位乡下老太太理解的宗教是不同的。各民族、各地区、各历史阶段的宗教之间，精英宗教与大众宗教之间，差距是很大的。在同一文化形态的高低层次之间的距离，往往比并立的甚至对立的文化形态之间的距离还大得多（比如基督徒汤因比与佛教徒池田大作就能进行融洽高深的对话）。在宗教信徒中，相当多的人不知道基本教义，不懂得对教义的纯正解释，宗教素质很低。比如生了病便到庙宇求神，这种做法接近西方神学家所说的巫术活动。灵修神学认为所谓祈祷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而是为现在所享有的表示感谢。另一种现象是借宗教外衣进行违法活动，这样的罪过不能算在宗教的账上。因为他不披上宗教外衣也会在其他名义下去干坏事。
问：你对宗教的前途怎么看？
答：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的消亡有待于社会根源（不合理的人际关系）和认识根源（认识的有限性）的消亡。我们很难预见这些根源的完全消失，因而宗教的消亡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于是事情就十分显然，与其向宗教宣战，不如对宗教现象加以研究和引导，促进低级宗教向高级宗教的进化，这将有助于消除伴随宗教的落后现象。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８年９月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