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它”关系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人类的许多成就都必须通过对世界持“我-它”态度才能取得。可是在“我-它”关系中，“我”的兴趣只在于从“它”那里获取什么东西，利用“它”来达到某种目的，而不在于把“它”作为人格来对待，来发生相互的关联。显然，如果这种关系或态度扩及人与人之间，那是十分可怕的。事实上，我们在多数场合下有意无意地采取的，正是这么一种态度，而且布伯认为，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我-它”关系正一步步吞噬着“我-你”关系的地盘。与此相对照的是，当我们把一个人作为“你”来对待，也就不把他视为一个物或一个客体了，“当我面对一个人，把他作为我的你，并对他讲说原初词我-你，这时他就绝不是物中之一物，也不是由物所构成的了。”（参见陈维纲译本第２３页）这种真正的符合人性的关系，本来就只出现在少数场合，“转瞬即逝”，由于“我-它”关系的侵蚀，就益发可贵，愈加需要了。
把人作为物来对待，对人采取“我-它”态度，不仅仅贬低了别人，同时也付出了自己的人性作为代价。因为只有通过真正的符合人性的关系，即“我-你”关系，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例如，一个主人把奴仆作为物，作为“它”来对待，随着奴仆所受的非人待遇而来的，就是主人自己的非人化。所以林肯说：“我不要做奴隶，也不要做奴隶主！”所以布伯说：“人离它无法生存，但谁若仅仅同它生活，谁就不是人。”（参见陈译本第５１页）布伯的这些思想看似抽象，其实揭示了人类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实际问题。
由于“我-你”关系涉及人的整个存在，它要求人用自己的整个身心对别人的全部存在作出回应，如果我们同人建立了“我-你”关系，那就不可能去仇恨人。像“文化大革命”或法西斯战争宣传那样把“敌人”抽象化（例如“黑五类”）、非人化（例如“牛鬼蛇神”），从而煽起仇恨狂的现象，就是利用了人会对作为“它”的抽象对象冷酷无情，而不会对作为“你”的具体完整的对等相关者冷酷无情的心理。
读者很容易以为，布伯所说的“我-你”关系，只能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然而布伯认为，人与动物、植物甚至无生物之间也可以有这种关系。人观察一棵树或一片树林，可以估算其木材数量，只关心利用之或出售之以获利。这当然是“我-它”关系。但这并非人与树或树林发生关系的唯一方式。人也可以悠然仰卧于树木的浓阴之下，凝神观照，心旷神怡，甚至“物我合一”……这一切都表明人与树进入了“我-你”关系。类似的情况更为经常地出现在人与动物之间。布伯在《我与你》中关于人与猫建立“我-你”关系的瞬间的那段精彩描写，即为一例。
这种思想并非哲学家脱离实际的奇思妙想，而自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当代的生态学警告人们：把自然视为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库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是一个十分脆弱的东西，人只有把自己置于与自然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才有希望避免生态灾难。换言之，人必须同自然建立一种共生关系，仅仅考虑人的生存，就会毁掉人的生存。布伯的思想与之不谋而合。他早在六十多年以前，就号召人不仅仅在社会关系方面摆脱“我-它”关系的统治（参见陈译本第６５-７０页），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也摆脱“我-它”关系的束缚。他不但在那通向“非人”与“毁灭”的路口亮起了红灯，而且在那通向“真正的人”与“生存”的路口挂起了指路标。
当然，布伯的这些思想都有着深厚的宗教根基。在宗教思想方面，布伯认为人与上帝也可以有“我-你”和“我-它”两种关系。很多人把上帝视为一种抽象，可以论述，可以用理性论证加以证明，可以像对一个客体那样加以考察和讨论，这当中包括不少哲学家和神学家。布伯认为，这些人是用“我-它”方式来对待上帝，把上帝当成一个可以运用理性来解决的问题，这就把上帝当成了一个对象、一个物、一个“它”。在“我-它”关系中，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一个人，同样绝不可能认识上帝。同上帝的唯一适当的关系，应该是相互性关系，是“我-你”关系中最内在强烈的关系。我们对待上帝，不仅要将其作为“你”，而且要作为“永恒的你”。
但是人们会问：在哪里才能找到这么一种与上帝的关系呢？
布伯的回答是，上帝即“永恒的你”，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永远在当下存在的。上帝呈现在每一个真正的“我-你”关系中，而每一个真正的“我-你”关系也促使人去追求同那“永恒的你”的“我-你”关系。上帝不像鲁道夫·奥托（ＲｕｄｏｌｆＯｔｔｏ）所说的那样是“全然相异者”，上帝是“全然现存者”。同上帝的适当关系，不在于为其存在和属性进行论证和辩论，而是以祈祷和牺牲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人们谈论上帝时所用的流传最广的类比，是把上帝比作人。这种谈论上帝的方式，就是在承认这个类比不能穷尽上帝性质的同时，努力去把握上帝作为“永恒的你”的意义。
乍看之下，布伯的宗教思想颇有神秘主义色彩，但是稍加体会，就会发现他恰恰是神秘主义和消极出世思想的激烈反对者。他不但用相当篇幅深刻地批判了神秘主义和出世思想，而且反复说明：充分介入世俗生活并使之神圣化之日，就是同“永恒的你”相见之时。“倘若你穷究万物及限在之生命，则你趋近无底深渊；倘若你无视万物及限在之生命，则你面对无限空虚；而倘若你圣化生命，则你与无限生机之上帝相遇。”（引自陈译本第１０２页）使生活神圣化意味着摆脱一味利用的关系，即“我-它”关系，“非本真关系”，而同世上的一切建立“我-你”关系，即“本真关系”。“生活不能被分成两半，一半是同上帝的本真关系，另一半是同世界的非本真的我-它关系——你不能一面虔诚地向上帝祈祷，一面又汲汲于私利。人若把世界视为谋利的手段，则他也会把上帝视为谋利的手段。如果一个人（不是指“无神论者”）对那无名者（按指上帝。——笔者）说话，乃是出于暗夜里顶楼小窗中的渴求，那么他就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参看陈译本第１３２页）撇开这里的宗教思想不论，其中表现的人生态度显然是积极而高尚的，而且也是对那些“信神”或不信神的唯利是图者的深刻批判。在谈到同“永恒的你”相遇而获得的“充实的现在”，即所谓“启示”给予人生的意义时，布伯写道：“这种意义，不是来生的意义，而是我们的此生的意义，不是彼岸世界的意义，而是我们的此世的意义，它要在此生之中，在与此世的关系之中得到证实。”（参见陈译本第１３５页）布伯是犹太教哈西德教派的思想家，但他的思想是超越宗教和宗教界限的。
下面这段话既反映了他的这一特点，也表明了他的人生观的入世性质和积极性质，还可以视为《我与你》一书的一个总结：你必须自己开始。假如你自己不以积极的爱去深入生存，假如你不以自己的方式去为自己揭示生存的意义，那么对你来说，生存就将依然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件事物都在等待着你去圣化；每一件事物都在等待着在相见中被你发现，在相见中被你实现……用你的全部存在去同世界相会吧，这样，你也将与上帝相会。（《无声的问题》，载于《在转折点上》，纽约，１９５２年版，第４４页。转引自利文斯顿着《现代基督教思想》，第３５３页）最后我想顺便谈谈对《我与你》“后记”的最后一段话的理解。陈译本中这段话是：“我们不能证明上帝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存在，正如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谁敢于讨论此问题，他必须提出证据，并让对话者也拿出证据，现时的或将来的证据。”这段译文给人的印象是：在提出证据之前，人们不该讨论上帝与人的相互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与这段话前边的一段话、与全书表达的思想都有矛盾。
相比之下，沃·考夫曼（ＷａｌｔｅｒＫａｕｆｍａｎｎ）的英译文（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ｓＳｏｎｓ，１９７０）似乎与全书的精神和布伯的一贯思想更为切合，意思也与前文相衔接。这段英译文可以译为：“上帝与人的相互关系之存在，犹如上帝之存在一样，是无法论证的。但任何人仍然敢于谈及这种相互关系，这就是在为之作见证，也是在请求他的听众为之作见证——现在或未来的见证。”（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论证”指理智的推理，“见证”指人生的体验）我认为陈君的译文精炼凝重，典雅传神，笔者不谙德文，本不应对据德文原版翻译的译文置喙，之所以敢于提出这句话来商讨，实在是因为它不唯是引人注目的全书结语，而且我觉得也是一句含义丰富的典型表述，对于理解《我与你》的思想比较重要，因而值得我们再三体味、探讨。
现代人多爱读短文，读薄书，我亦如此。我以前读过不少介绍布伯的文字，“我与你”三字如雷贯耳，但始终没有机会得睹全书，这次托陈君之福，得以竟读。
掩卷之余，倍感此书似薄不薄，斯文似短非短，非再三咀嚼玩味不可。惜乎自己常陷于“我-它”纠结，无暇常与早已作古的布伯作“我-你”之会，只好一边慨叹“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一边以“慎思笃行”的中国古训聊以自慰了！
原载《读书》１９８７年第９期
后收入《有心无题》，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