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１９８０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了一年多，人们能感觉到社会氛围正渐渐宽松。很多人用“春天”形容那种生机在地下萌动的形势，尽管只能觅得星点的新绿，而不是满眼的姹紫嫣红。例如，北京城里有一座新教教堂和一座天主教堂开放了，但是中央“１９号文件”要到１９８２年才形成并下达。
下面这篇“处女作”在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发表。现在读来感慨万千：那时是我当大学生两年、当研究生一年之后，而现在我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前后已有三十来人了，但是，这篇文章所谈的问题，解决得如何呢？——一方面，进步变化何其大！另一方面，沉疴宿疾何其顽！
智力开发与考试制度
智力开发是现代化的关键。迄今为止，我国开发智力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考试。它起着发现、检验、输送人才的重大作用。在这里，制度对于人的作用，死东西对于活东西的作用，表现最为触目。因此，在考试制度中，兴一利则百利生，锄一弊则百弊除。
最近，国外教育界研究我国恢复高考以来的历届试题，发现有一个显着特点，就是重在了解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而不是了解学生的治学能力。这是我国考试方法的一大缺陷，它导源于我们的教育界重学历不重能力，重知识不重方法的传统偏见。
能力是获得知识的前提，知识反过来可促进能力的发展。在这里，能力是能动的、基础的方面，是创造的力量。知识的获得和运用都离不开它，而知识唯有运用于实践，才能显示出力量。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没有任何人能掌握人类知识的百万分之一。因此，一些传统概念必须改变。例如现在国外对“科学”一语的定义，已从“知识体系”，转变为“探索方法”，或“求实精神”，或“调节活动”了。我们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应该是“满腹经纶”的书呆子，而应该是在实践中或学术上有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干家。所谓有能力，我们认为，就是有求实的态度，敏捷的方法和创造的精神，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发现某些需要，掌握某些材料，解决某些问题。既然我们考试的目的在于发现人才，当然就要着重设法去发现人的能力。然而，我们的考试是怎样的呢？
有些重点小学的入学考试，要求儿童在一定时间内写出二百或三百个字。于是，一些孩子在家长的督促下，少玩少睡，过早地坐在书桌旁，终于“考”入重点小学。而一些爱好玩耍，发展较为自然、较为自由的孩子则被淘汰。他们是否较为愚笨呢？大可怀疑。事实上，他们进校之后，往往会很快超过那些假“神童”。再来看研究生入学考试，很多科目也是侧重对学科内容的掌握，而不是考察看问题的角度、思想的活跃、学习的方法和引出结论的能力。又如外语，有一位考金文专业的学生，专业成绩优秀，却由于外文较差，两度落选，而一些跟外国有关的专业，在统一出题之下，试题却简单得不足以看出问题。最近有两名考生未能通过研究生外文考试，却通过了研究人员外文考试，颇为发人深省。有一些青年，同时报考大学和研究生院，结果在大学落选却在研究生院及第，还有人报考研究生失败，同时却报考助理研究员成功。凡此种种，难道不说明我们的考试方法有问题吗？
今年的研究生考试，不允许在校大学生报考，是看学历不看能力的典型表现。
据说不在校内念满四年五年，就难以保证质量。可见，我们有些领导对自己的考试制度也是不放心的。然而奇怪的是，他们想确保质量，却不在改革考试制度上想办法，竟然从缩小报考范围上打主意！结果，“同等学力”、“破格提拔”被弃置不顾，以“堵塞才源”代替了“广开才路”。如今，又有不少人在议论以后不许“跨专业”报考。看来这种只看见学历、知识，就是看不见能力，看不见人的观点，确实根深蒂固。
总之，我们的考试方法，虽然也选拔出一些人才，同时却埋没了更多可造之材，这是其弊病之一。
各级学校的入学考试制度必然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首先，它影响大中小学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过去的书生十年寒窗苦读，就只为一朝金榜题名，今天的学生终日死命用功，也往往是为应付机械的考试。为了不致“名落孙山”，他们不得不死记硬背，耗费了旺盛的活力，熄灭了可贵的创造冲动的火花。记忆的需要湮没了一切！教师们兢兢业业，为的是“传授知识”，忽略了能力的培养、灵感的启发。在１７世纪英国的古老大学里，你可以看见学生们热烈地辩论，在锻炼能力的同时也增进着知识，因为考试的方式是由学生用拉丁文（当时的学术语言）辩论各种问题，老师则在台下聆听、评议。而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如果你在考试前夕，从小学走到大学，却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年轻人彼此避开，逃到僻静的角落，或者用食指堵住耳朵，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口中念念有词。你听他们念的，却是千篇一律的东西。对这种景象，大家都习以为常，甚至还大为赞赏。我们不得不问一问：为什么一个加拿大的小女孩，要回答一个地理题目，会跑到渔船码头、渔业公司、鱼市场去调查本地渔业状况，而我们的大学生，却在党史考试的前三五天，熬更守夜地背诵“路线斗争”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呢？为什么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拿到课堂上却被弄成了学生最讨厌的“教义问答”课呢？即便是基督教，也还让教徒自己理解《圣经》，也还有修正教义的宗教改革呢！难道是我们的青年愿意如此，或者他们只有背书的才能吗？不，这正是教条主义的考试方法造成的畸形现象。长此以往，学生的智力结构也会被改变，天才也将被改造成蠢材！
我们的考试方法，不但不能促进创造性才能的萌芽生长，反而扭曲了未成之材，这是其弊病之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年以来，我国教育一直采用代代相袭的官定课程，着重训练记忆能力，灌输陈腐教条，而不去发展青年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加上一整套死守八股的科举制度所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影响，青年人热衷于苦读圣贤之书，对应试做官趋之若鹜，根本无暇顾及自然的奥秘、社会的进步。创造性的想象和才能的冲动，仿佛冬眠之虫，古井之水。范进狂笑，孔乙己哀鸣，张衡和蔡伦则销声匿迹，一度对世界文明卓有贡献的古老中华，智力开发停滞，国势江河日下。
对这种历史性的恶果，腐朽的封建教育与考试制度，难道能辞其咎？
追本溯源，这种考试制度的根底，在于统治者一向把人才看作“为我所用”之材，把知识分子视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知识分子自身，也认为一朝被朝廷录用，便有了进身之阶，成为“栋梁之材”。我要使用你，你当然就该具备我需要的东西。我要为你所用，当然就得按你的需要来发展自己。既然治国凭靠儒术，便难怪满朝皆儒生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正是靠着统治思想与手段的这种统一，造成一大批唯命是从的“奴才”，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局面的。今天，我们在清算封建思想的时候，绝不能放过它的“人才”观及与之相应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它的幽灵，作为忽视个人的专制思想的组成部分，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不是至今仍大有市场吗？
马克思主义以人的异化为出发点，以人的解放作为归宿。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应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从承认人的价值的观点出发，我们认为，人是生活的主体。因此，人才首先必须是以主人翁面貌进入生活的人。他意识到自己的全部价值，具有活跃的想象力，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性。他不是工具，而是主人。他不是一颗螺丝钉，而是放射性元素的一粒不断释放能量的原子。他用热情和才能的迸发，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和潜能，也照亮了周围的世界。他是主动的、进取的，而不是被动的、可以随人捡拾、任人抛弃的。他干预世界，而不仅仅是适应世界，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相应地，社会对于人才的态度，就不仅是“使用”他的问题，而是要让他有自由施展的天地。我们的考试制度，就应设法给考生施展能力、进行创造的机会。让那些生活的主人，也成为考场的主人。应该鼓励考生在考题上发挥独立见解，让被动的答卷，变成一次主动的创作。让选拔人才的活动，也成为培养人才的活动。千里马系在轭下，伯乐端坐高堂，何如万马奔腾，骐骥当先，而人皆可以为伯乐？同时，我们还应该有多种多样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渠道，不要使考试成为全社会输送人才的唯一山口，我们不是看见，在这个万头攒动的狭隘山口之下，已经有了一些年轻的牺牲者吗？
只有在形形色色的选拔制度并存的情况下，考试制度也才能汲取改革的源源动力，不断改进，渐趋完善。
考试制度的恢复，停止了十年动乱时期戕害人才，彼此倾轧的现象，用选拔人才的客观标准取代了所谓“推荐”提携，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仅仅恢复是不够的，必须用全新的观点进行改革，这是时代的需要。当然，我们的改革绝不能再用“政治”标准代替科学标准，我们需要的是发现和估价人的能力的科学方法，这是亟待专家们研究的问题。
改革考试制度是智力开发的大课题。在这里，没有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没有高屋建瓴的历史责任感，是不行的。只有一次思想上的大翻身，才能带来真正的改革，而不是小修小补，剜肉补疮，我们的考试才能拆墙开渠，让人才的洪流滚滚滔滔，去灌溉我们苦旱千年的大地。智力开发的事业才能金银遍地，现代化的前景才能照亮世界！
原载《中国青年报》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