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戈尔巴乔夫等人逐渐迷失了改革的方向，混淆了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和苏联模式的个性，在变革苏联模式的同时，抛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改革遇到阻力时，戈尔巴乔夫错误地向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开刀。他倡导并推动了所谓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很快，苏联的舆论导向发生转变，社会改革的主题从变革苏联模式，转变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权。而且，这种社会潮流很快在党中央内部找到代言人和领头人物。各种形形色色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蜂拥而起，戈尔巴乔夫则在其中随波逐流。不排除说，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再关注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只是醉心于占据总统宝座去巩固自己的权势。于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很快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总统委员会成了苏联新的权力核心。[参阅《论苏联共产党高层权力结构的变迁与苏联解体》，载于《21世纪》网络版（香港），2003年11月，总第19期。]共产党的领导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已经丧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对于坚定的共产党人而言，首要的任务已经从推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转变为挽救行将崩溃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当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悲剧接踵而至时，苏联针对苏联模式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沦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埋葬，俄罗斯社会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制度变迁。但是，必须谨记的是：这种制度变迁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变迁，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俄罗斯社会在实现对苏联模式的制度变迁的同时，彻底葬送了列宁、斯大林缔造的社会主义事业。
2.苏联模式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直接结果，这场改革的对象恰恰就是苏联模式。因此，苏联模式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间通过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发生了关系。至于苏联模式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斯大林逝世后，当苏联模式的实行已经出现了经济停滞的弊病后，此时对苏联模式进行变革本身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领导发起社会主义改革本身是必要的。不过，综观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这场改革最终却在变革苏联模式的同时，颠覆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联盟的解体。可以说，苏联模式的实行出现了严重的负面作用是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原因，苏联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而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结果则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如果要十分简明地表达这其中的因果关系，那就是：苏联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结果。行为的对象与行为的结果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两者之间又通过行为发生紧密的联系。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则必须分成下列几个层次进行论述。
第一，苏联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苏联模式的溃灭、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都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结果。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戈尔巴乔夫著：《“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在推进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时，戈尔巴乔夫不遗余力地变革“这一模式”，并且积极革除其“旧有的灵魂”，所有这一切恰恰构成了对苏联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他宣称，“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必须“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根本改造整个社会的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顺理成章，苏联模式也就成了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就是彻底改造苏联模式，建构与苏联模式截然不同的新型社会主义模式。因而，苏联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苏共领导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体制等，都应该予以革除。本来，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是完全必要的，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根据经济改革的需要适当改革政治、文化体制也是应该的，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却在经济改革遇到阻力的时候，草率地走上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道路，废除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三权分立。结果是针对苏联模式的经济改革不能成功，针对苏联模式的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直接导致了苏联模式的溃灭。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事件中，苏联（俄罗斯）基本完成了对苏联模式的革除，但这种革除不是对苏联模式的改革，而是苏联模式的彻底溃灭。
第二，苏联模式的负面效应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由于苏联模式具有严重的弊端，它的实行带来了许多负面作用，这些负面作用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在经济方面，由于苏联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又与美国在全球展开争霸，导致国家的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在战后的一定阶段内，单就生活水平的比较而言，苏联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拉大。一些党员和群众不能正确认识这些负面作用而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厌倦。在政治生活中，由于苏联的政治体制存在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官僚主义泛滥，干部的提拔任用弊病重重，重用阿谀奉承之徒，排斥贤士能人，破坏法制的现象时有出现，民族矛盾长期压抑而不能得到正确解决。一些干部、党员、知识分子和群众厌恶这些现象，但又不能正确认识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而将其简单地归结为苏共一党领导制的后果，从而产生敌视苏共中央、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大清洗的后果更是引起了一部分人及其亲属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仇恨。在文化生活中，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封建遗毒盛行，这种现象在后斯大林时期仍有出现，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的风气时有兴起，用行政手段干预科学和文化学术生活破坏了科学和文化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过分单一的文化生活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这些弊病的出现使群众产生不满情绪，加剧了基层党员和群众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对抗苏共领导和厌倦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在国外势力和国内敌对分子的煽动下，苏联国内反对苏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风气逐渐形成，苏共开始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岌岌可危。于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革迷失方向时，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全面激化，实行苏联模式产生的各种负面作用也助长了这种矛盾的激化，共同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
第三，不能将苏联模式看作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虽然实行苏联模式的负面效应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但是不能由此就得出苏联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源”、“根子”的结论。因为，尽管苏联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原因，但由苏联模式的不适应性而引起的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并非注定要失败。也可以说，如果苏联后期的领导班子行动稳健，能够正确认识体制改革与巩固苏共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关系，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完全可能成功。撇开这种假设不说，单说实行苏联模式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否必然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问题。应该讲，实行苏联模式产生的负面效应，的确阻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的确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过程中发生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不是处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刻意摧毁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下，这些负面效应本身并不足以动摇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如果苏联能够坚持实行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巩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苏联模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合理变革，单凭苏联模式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是根本不可能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也就是说，实行苏联模式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生了作用，但这些负面效应并不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