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失去最高领袖。翌日，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自此进入马林科夫执政的新时期。马林科夫上台后，曾试图对苏联模式稍加变革。他在斯大林追悼会上提出了要进行局部变革的动议，[在斯大林追悼会上，马林科夫说：“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不断地更加增进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和苏联全体人民的物质福利……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法律。”“我们最关心的是制止新战争，与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认为，最正确、必要和公正的外交政策，就是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有效的、以事实为根据并为事实所证明了的一切国家人民间的和平共处。”（参阅《新华月报》，1953年第4期，第4页）]随后又领导了“医生间谍案”的平反，宣称苏联今后要“用尽一切办法来加速轻工业的发展”。但事实上，马林科夫执政后随即失去了党的领导权，他根本无力去实施自己的主张。在与赫鲁晓夫的较量中，他甚至受到了后者的戏弄，时而被指责为因循守旧，时而被指责为离经叛道。这段历史只是表明：最高权威的突然消失，引发了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真正变革苏联模式的行动并没有出现。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进行了喧嚣一时的社会改革，但这场改革是不成熟的，并没有触及斯大林领导缔造的苏联模式的本质。赫鲁晓夫在理论上的浅薄和政策上的主观随意性，造成了党政工作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混乱。在批判斯大林时，赫鲁晓夫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进行攻击，并没有对斯大林模式的制度缺陷作出深刻批评。[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开始攻击斯大林。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次公开地攻击斯大林，刻意把大会的注意力引向清算斯大林的“罪行”。但仔细推敲可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行为，其实主要是为了打击对手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作为党的第一书记他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却是偏爱的。]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赫鲁晓夫领导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取消义务交售制，把中央管理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变中央管理为主为以地方管理为主等。这些做法对斯大林领导缔造的苏联模式的确形成了一定冲击，但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仍然存在，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反反复复，改了以后又改过来。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赫鲁晓夫领导苏联在州和边疆区设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员会，改造苏联党和国家的干部制度，削弱内务部的职权。这些行动只是对苏联模式作了肤浅的调整，并没有触动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内涵——实行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一党制，反而削弱了党的领导。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只是主观上企图对苏联模式进行局部改造，而实际上苏联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但很快盛极而衰。此时，苏联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弊病已完全暴露，全面变革苏联模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但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里，苏联针对苏联模式的改革浅尝辄止，还逐渐恢复了一些被赫鲁晓夫废除掉的做法，在改革进程上走了回头路。在经济领域，勃列日涅夫领导了所谓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三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没有触及苏联模式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在政治领域，党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勃列日涅夫本人逐渐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斯大林时期的做法得到了沿袭。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契尔年科曾经说过：“党的一些部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往往因急于解决问题而撇开苏维埃，对完全属于苏维埃管辖的问题作出决定，而某些苏维埃领导人也习惯于把直接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送交党的领导。”[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可见，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决策机制与斯大林时期的决策机制如出一辙，斯大林领导缔造的苏联模式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的两个短暂时期内，苏联虽有变革苏联模式的设想，但真正的社会变革并没有出现。制度变迁的话题与这两个时期根本无缘。安德罗波夫上台后一反勃列日涅夫时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习气，迈出了励精图治的步伐，为苏联社会注入了难得的朝气，让人们看到希望。但安德罗波夫不久就去世了，改革还没来得及进行，全社会仍然继续实行着斯大林领导缔造的苏联模式。契尔年科执政时期，老迈的领导层昏庸保守，根本就没有社会变革的冲动。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认识到苏联仍然实行着斯大林领导缔造的苏联模式的事实，这为发起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奠定了基础。他曾回顾说，“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戈尔巴乔夫著：《“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那时，如果苏联能合理地进行社会变革，苏联仍有机会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变迁。
事实上，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苏联的社会环境仍然有利于实行社会主义改革。此时，尽管苏联社会出现沉重的积弊，到了不得不变革斯大林模式的时候，但是凭借历史上苏联社会创造的雄厚物质基础，苏共仍然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拥有堪与美国竞争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和科技实力。在经济上，苏联的许多主要经济指标都已经与美国接近。据统计，198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是美国的67%，工业产值是美国的80%强，农业产值是美国的85%。在科学技术方面，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载人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空间技术和核力量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有些方面甚至还处于领先地位。在民心向背方面，苏共中央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仍然拥有号召力，大多数苏联人民期望社会主义能够继续进行制度创新。1986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了4.1%，工业产值增长了4.9%。这为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苏联领导者能够在巩固政权的基础上有条不紊地推进改革，社会主义在苏联仍然是大有前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