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的文字功夫是从散文开始的,而且都是自己写作,自己结集出版,既没有大量的杂志作品发表的铺垫,也没有小说等文体吸引读者关注的过程,更不要说用纸媒宣传、网络炒作和年少成名的经历获得社会里面更加广泛的承认,而去顶上一个“文学天才”的光环。
也许更可惜的是,我的父母都不是文学工作者,也没有能力“代我执笔”,让我得以在十八岁之前出版更多的“天降神作”。
没有光环,就没有关注,没有关注,就没有价值。
说到底,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字者,一个文学圈子里面的“屌丝”。
我虽然拒绝了复读的条件,但这种挫败感,却伴随着我的整个大学阶段,当然也伴随着我撰写本书的全过程之中。
在写作的时候,我反复追问自己,文字不能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文学对于我来说,究竟还有没有意义。而追问的时候,精神无比痛苦的我,不得不挣扎着离开电脑,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就这样,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一部十八万字的长篇故事,竟然写了将近一年。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必须走出高考制度的阴影,让自己的灵魂得到真正的解放,我必须从内心深处开始,抛弃高考标准的束缚,拿起文字,进入文学的殿堂,用键盘抒写人生,继续寻找和实现自己的价值。
否则的话,我对不起自己那些逝去的青春。
就像《北大梦》之中那群孩子一样,他们的“北大梦”破灭了,我的“北大梦”也破灭了,但我开始了一个新的梦,一个用头脑和键盘来编制的梦。
从二零一零年开始,我选择进入“中国90后作家联谊会”这个文学群体,并担任组织者角色至今;我利用一切机会整合文学和文化资源,打造自己的作品。大学期间,除了《北大梦》之外,我还出版了长篇小说《柏拉图的时空隧道》,并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发布会;长篇小说《穿越茫茫的古国》在网络连载,而新书《樱花城堡》也还在创作的过程中。
这是我的文字经历,更是我的心路历程。在这个经历中,除了学校教育带给我的基本人格之外,年轻人初入文坛的不易,世风的浅薄、虚伪、险恶与浮躁,作家与名利之间的较量带来的双重人格,以及文化商人打着“文化产业”的旗号谋取房地产利益的现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改变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虽然有着诸多的不顺乃至牢骚,但同时,重庆市作家协会和重庆市文学院依然给了我宝贵的机会,使得我的作品可以得到承认。我想,如果没有这些让我耿耿于怀的经历,我今天就不会依旧战斗在文字的岗位上,也不会让自己从文坛的边缘位置上,逐渐走进“90后”的这个文字群体的中心,但愿这也是《北大梦》将要带给我的意外收获。
三
长篇小说《北大梦》几易其稿,中间还出现了一个电视剧剧本,而这次终于得以出版,其中的艰难只有当事者可以体察。然而,本书所要表达的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艰难,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一直以来,教育改革都是中国社会关心的热门话题,而围绕着高考制度的讨论,则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为这场讨论寻找某个特殊的切入点。尽管已经耽误了四年多时间,但这本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据我所知,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依然很重,作业和考试依旧是生活当中的两大主题。应试教育的压力被不断“下放”,过去只是属于高三学生的痛苦,在我的中学时代被延伸到了整个高中阶段,而如今,连初中和小学生也不得不随时面对这样的压力了。这些情况,也都是四年前完稿的作品当中所反映出来的。
教育是对人性的一次解放,但这样的学校教育方式非但不能够解放人,反而给人的思维套上重重桎梏,画地为牢的课堂,划定范围的考试,使得完整的知识被分割零碎,知识的海洋变成了小溪流,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培养出一群只会在溪流里打转转的人。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的教育方式是能够适应当今的考试的,这也是为什么高考制度受到那么大的诟病的原因。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以改革招生制度为内容之一的教改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在这之中,自主招生改革颇为耀眼。通过自主招生,每年都有各路的“天才”“人才”“偏才”和“怪才”走入了大学校园,但即使是这样,十多年来的自主招生改革依旧是失败了。
首先,自主招生改革的目的,是要提升高校办学的自主性,同时在中小学阶段实现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目标。但实际上,中国面对的现实是上述目的都未能达到。正如上文所说的,十几年来,基础教育的现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变,应试教育的风气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相反,轻松活泼的学习氛围没有出现,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始终没有建立。其次,如果自主招生政策不放眼整个教育改革的长远视野,而仅仅是为少数“人才”打开进入大学的“特殊通道”,那么目前自主招生政策的力度是否足够呢?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整个自主招生政策与高考制度捆绑在一起,因此不可能在教育的各个阶段都真正解放“天才”,而只是在高考之前的临时补救措施;加上自主招生的降分力度又往往不够,所以不可能达到任何预期效果。
最后,也是这个政策最受诟病的地方,那就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围绕着自主招生的过程,各种“开后门”和弄虚作假的传闻不断,甚至许多通过自主招生政策而被证明是“天才”的学生,其真实的特长、能力和水平也受到公众质疑。久而久之,自主招生政策只会变成一些权势家庭和有能力的父母为自己的后代铺路的捷径而已,其合法性基础日益脆弱。
基于这样的原因,许多有识之士发出呼吁,在这个信誉危机日益严重的严峻环境里,必须严守高考制度这条“红线”,疏通社会流动的上升通道,维护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堡垒。
高考的基本制度必须得到保留,在实践中也要充分贯彻落实,这是代表中国官方的意见,相信也是中国社会和民间的主流声音。
但我却不得不说的是,废除高考制度是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坎。
四
高考制度必须废除,这样的言论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哗众取宠,这是每一个关心自己下一代健康成长的普通中国民众都必须面对的现实。
首先,中国教育体制当中所有的不公正现象,其实都发生在高考制度之下,而不是在高考制度之外。因此可以说,不是高考制度维护了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而是在践踏这样的底线。高考制度实行三十多年以来,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旧体制,的确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教育公平,但如今,高考的地域歧视,大学中农村和弱势群体学生数量的减少,少数民族身份和国家运动员资格造假,自主招生的权威性受到质疑,考场集体作弊,凡此种种现象,其实都是在高考制度之下产生的,因为划区录取政策,少数民族和运动员加分,自主招生等等政策,都只是高考制度的副产品,因此这些政策出现的问题,也恰恰是高考制度本身弊端的体现。但面对这些现象时,公众却将这些与高考制度本身割裂起来分析,所以得出了高考制度不能废除的结论。
其次,有人认为,只要取消高考之外的一切特权,取消所有加分和特殊的录取制度,就可以实现最终的公平。但实际上,那样的公平是最低级的公平,不考虑到每个人对公平的特殊要求,不保护每个学生的特殊性,而只是使用一把尺子来丈量所有人,这样的公平不要也罢。然后,有人提出把高中阶段的学习目标与高考“脱钩”,学校的业绩也与高考“脱钩”,也就是说,高中阶段的学校教育只完成高中的教育目标,而把高考的任务留给学生自己。但实际上,高考的指挥棒作用早已将自身与高中教育牢牢捆绑在一起,二者很难分开。
公众普遍畏惧的,其实是高考制度废除之后,社会公平无法保证。在中国的任何朝代,任何地域,民众对于社会公平的渴望从来都没有减弱过,但如今的许多中国人却相信,这样的一种考试制度,就可以替他们把守好这一道公平的最后防线。
也许是文化与历史传统使然,也许是因为这个社会当中有太多不公平,所以他们错把一种最坏的制度当成了公平。
那么,如果废除了高考制度,中国教育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吗?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使马上废除高考制度,中国教育的问题会依然存在,尤其是关乎公平正义的矛盾会更加突出,问题甚至更加严重。
但我依然要呼吁废除这个制度,因为只有废除了这个制度,才能为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提供可能性。
如果废除了高考制度,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但如果保留高考制度,也不会使得社会更加公平,这是因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很多,也很系统,如果这些机制无法建立,仅仅只寄期望于高考制度来维护公平,那么这样的公平只会愈加脆弱。
废除高考制度是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坎,如果回避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将会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之中,这是不可以想象的。在前几年炒得沸沸扬扬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招生改革,已经为教改指明了方向;所以,即使无法马上实现废除高考制度的目标,整个教育改革也应该逐步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哪怕用五年,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的时间,这个目标也不应该被改变。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是农历蛇年的春节。
不知道那些高三的孩子们怎样了,他们是否还在担忧半年之后的高考,他们是否为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
我从来都没有迷茫过,但是我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我的理想,在现实中找不到一条路,但我却可以回顾自己走过的路,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不再的岁月。
这些年过去,我往日的梦想早已不再,我只好用《北大梦》来祭奠我的青春。
毕竟,这梦想,这青春,同时也属于许多中国的孩子。
刘景南
2013早春 写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