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宋朝大儒周敦颐那里，薪传数代，始名于陈白沙。
陈白沙有个师兄叫娄谅，心性修养功夫极深，是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
据说娄谅的“格物致知”功夫做到了“至诚可以前知”的境界。有一次，他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走到杭州就返回来了，大家觉得很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
娄谅说：“此次前行非但不能考中，而且还会有灾祸。”后来，会试的考场果然发生火灾，很多考生因此丧命。
十多年前，王阳明前往江西娶妻，返乡途中遇见的那个人正是娄谅。
王阳明自幼立志学圣贤，见到这位前辈中的传奇人物，领略了娄先生那玄澹超然的气度，深为折服，诚恳地向他讨教如何才能成为圣人这个深奥的问题。
娄谅毫不犹豫地说：“欲成为圣人，必须格物致知。只要有恒心，有信心，有决心，持之不懈去修养身心，圣人之道是一定能够达到的。我欲仁，斯仁至矣！”
得到老前辈面授机宜，王阳明从此把“格物致知”四个字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格物致知”一说出自《大学》，据说只有完成这步功夫，才能发现自身的“良知”，掌握事物的本性，进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目标。
朱熹认为，要发现“良知”，就要接触事物，研究事物。人之心灵妙莫测，无所不知，而天下的各种事物也都有一定的规律，只是因为我们对这些规律未能研究透，才导致“良知”未能显露出来。
所以在《大学》的开篇，即教学者在接触天下事物的时候，一定要沿着自己已经知道的道理，去探究还未知道的道理，以求明悟终极之“理”。
这样不断用功，久而久之，一旦达到豁然贯通的地步，则天下万物的里里外外，精粗大小无不被“我”认识到，而“我”心的本体妙用就明了无遗，就能拥有洞察世间万物规律的智慧。
这就是“物格”，这就是“知之至也”，也就是明白了事物的本质规律，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才达到了最高境界。
以上便是朱熹对于“格物致知”的观点。总之，他要求学者“于事事物物上穷理”， 说：“一事不穷， 则阙了一事道理， 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起初，王阳明受朱熹思想的影响太深了，以为“格物”就是在某一具体的事物上研究思考，于是便邀友人一同面对竹子去“格物致知”，废寝忘食，苦苦思索其中的至理。结果两人功力不足，先后累倒了。
后来，王阳明认识到此路不通，便一边继续钻研儒家六经，一边到处寻师访友，尤其注重参访佛道中的高人，同时身体力行，实践静坐修身的传统功夫。
然而，正如《易经》所说：“神无方而易无体。”这个“良知”就是“易”，既无方位，也无形体，难以捉摸，人的心神不定，要发现自己的“良知”又何其难！
王阳明格来格去，搞了十几年，依然是一头雾水，毫无所获。
但是在探索的过程中，他慢慢悟到了一些独特的道理。
王阳明发现，一个人的内心态度如何，对于学习、认识、掌握事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当年在江西岳父的官署中学习书法，对此就深有体会。
起初他尽力去临摹古人的字帖，但练了很长时间，却悲哀地发现，自己只是学了个字形相似而已，对于书法内在的神意却毫无所得。
后来他改变策略，习书法前先仔细观察字形，端身正坐，宁神养气，在心中想象、模仿古人书法中的神态、气势，然后再临帖。
没想到，奇迹出现了。这样一来，王阳明不仅觉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而且深刻地理解了书法的内涵，不久，书法水平便有了很大提高，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
他终于悟到，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一件事只有在心中形成精确、清晰的意象，一个人才能把这件事做得好。后来他与学生、朋友们讨论格物致知的道理时，就经常举当年这个学书法的例子来做说明。
以今天的心理学观点来看，“格物致知”，是指通过修养身心，认识了心的本体，从而获得一种源自本能的、高效的、直觉的类似“灵感”的认识能力。
拥有这种认识能力，这就意味着在处理当前的问题时，一个人的心灵能够摆脱自我意识的干扰，以整个身心投入进去，在一种客观的状态中去探究事物的本质，得出最佳的答案。
在很多时候，由于受到外在物欲的牵累，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充塞于思想之中，我们往往觉得心烦意乱，不能安于所做之事，工作效率自然就很低，更谈不上洞悉问题的实质所在了。
这时，我们切不可对自己提出过高的要求，而要着眼于当前的处境，摆正心态就行了。如果觉得心理负担太重，就不妨暂时歇一会儿，放松身心，把眉头舒展开，让微笑从心底荡漾出来，慢慢扩展到全身，身体也随之如棉花一般放松开来，什么牵挂也没有了，如天空的一朵浮云，似大海的一个浪花，闲闲散散，自由自在，完全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之中。
当心灵闲适自由之后，我们会发现，此时的心境非常活泼、空灵，不受任何现象拖滞，其效能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从而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看似非常棘手的问题。
当然，儒家所推崇的“格物致知”，并不是如此肤浅、简单，后面还要深入地涉及其理论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