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大两岁的爱荣，是我在牛角坞唯一的小朋友。我们除了一起在小路上的沙土中抓那些将沙地钻出一个个喇叭形口子的沙虫玩，一块满山满坞地野，还时不时做些不堪言说的傻事。她家装上广播的那天，爱荣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她家里。我们先是仰头好奇地听，听从那个喇叭口里发出的人语歌声，接着就爬到凳上凑近了看。我们都认为喇叭里面一定放了一个小个子的人，否则怎么会说话唱歌呢？为此我们将喇叭翻过来覆过去地找，却怎么也找不出我们所认为应该有的那个人来。就在我泄气的时候，她又玩起了新花样。她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你知道什么叫男的什么叫女的吗？我摇摇头。她就把我的裤子脱下来，用手摇了摇我的小鸡鸡，说男的就是有这个东西，而女的生的是另一样东西。她说着也将自己的裤子剥到膝盖上，用两个小手掰开两腿间的隐秘部分。“你看，是不是不一样？”我俯下身，看到了像我们在野外采摘的红杜鹃似的一朵小花。更可恶的是，有一次她问我敢不敢从门前的畔上跳到下面的菜地里去，我一蹬腿就跳下去了，待我骄傲地转过头来看她时，她的一泡尿竟然对着我劈头盖脸的撒下来，还“咯咯咯”地坏笑呢。
有一天，村里发生了一件令我们大家都深感严重的事情：有一担稻谷失窃了！一时间家家户户人人自危，生怕被人怀疑是自己干的。
一连几天生产队都派人前来调查，但始终没有结果。有一天深夜，当任生产队民兵排长的我的大姑夫背着一杆步枪，拿着一个雪亮的三节电筒，带领几个民兵突然直奔梁伯伯的番薯地。他们掀开一堆番薯藤，满担金灿灿的谷子暴露在众人的惊讶里。大姑夫拿手电筒朝那箩筐外面照了照，梁伯伯的名字清晰可见。
出了这事，贫雇农出身的梁伯伯大概觉得给贫下中农丢了脸，不久就举家搬离了牛角坞。至今我都没有再见过他们。
他们离开牛角坞的第二天，我梦见自己也回到了洋西湾的老宅子里，我尿急了，却找不到厕所，我于是就把尿撒在了花条石下。这一撒觉得整个下身热热的，一惊，才知是尿床了！我乘大人不在赶紧拿了条干裤子套在外面，希望我尿床的事不被大人发现。可我一走出房门，姑姑就大笑起来，“看哪，达嘞chaìxī④了，还用干裤包起来怕人家看到呢。”原来，尿液从里往外渗透出来，把我给出卖了。
六
这一天，姑姑出早工前让我学着把饭弄一下。第一次烧饭，我既紧张又兴奋。我在锅里添了足够多的水，然后把米洗好了放进去。我牢记姑姑给我的教导：煮过一段时间的米用锅铲捞点起来，用手指捻一下，没有米心了就可以捞到筲箕里去。如果煮过头，饭太糊，就不好蒸了。我用手试过后，便赶紧把灶里燃烧的柴火往灶坑里撤，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此刻发生了。原来，爷爷把一个塞有稻草的箩筐放在灶坑里酿酒，上面还包了一件蓑衣，我刚把柴撤到灶坑，蓑衣“轰”的一声就燃烧起来。我赶紧拿个火钳去打，火却越打越大。于是我一边打一边“哇哇”地哭起来。隔壁的喜仔爷爷老两口听见我的哭声，赶紧跑了过来，拿起水缸里的茶筒，舀水就往起火处泼，很快把火扑灭。
我战战兢兢地捞了饭，用剩余一些饭粒在锅里煮了粥。然后，我又煮了一碗姑姑事先洗好的空心菜。爷爷他们收了早工回来，吃着那碗煮得黄黄的—简直跟猪菜一般的空心菜，不仅没有讥笑我，还一个劲地说好吃。只是姑姑饭后却被爷爷好好地训了一顿，因为那个险情很快就传到了大人耳朵里。
七
爱荣走了，姑姑也已到了下田做事的年龄。大人们出工去的时候，牛角坞就剩我一个人跟几只鸡鸭和一条小猪在门前屋后玩耍。好在我的几个兄弟时常会到山上来看我。每当他们学着敲锣打鼓的声音“咚唼、唼咚、咚咚唼、唼唼咚”的从门前的山坞里传来，我总是高兴得像离弦的箭一般，飞奔前去迎接他们。
我上学后，每天早上下山，带一筒饭放在母亲那里中午吃。每天下午放学后，去拿饭筒返回牛角坞，我的弟弟龙祥总是死死抱着我的腿不放，哭哭啼啼地要留我在洋西湾住，并总要跟出去好远一段路。每一次我的鼻子都是酸酸的，虽然心里经常会产生留下来的念头，但我却从没有真留下来过，总是及时赶回我在牛角坞的家。
有一次，弟弟竟一路抱一路哭，跟到牛角坞来了。他到了之后却迟疑着没有进屋，而是靠在门上咬着自己的衣角。也许这个时候他才想到，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点过了头。爷爷说你这样怎么行？你娘找不到你心里有多焦急？还不在家里找翻了天？叔叔这时走过来，把一直靠在大门上不肯进屋的弟弟送下山去。
正如爷爷所说的，哥哥他们果然已经点了枞光⑤、篾光⑥，一路喊着我弟弟的名字找上山来了。
除了我的兄弟，我那多才多艺的三舅有时也会大老远来我们家作客。他是来传授养蜂技巧的。我从小就非常崇拜天门⑦很高的三舅舅，因为那些矗立在山道旁的忠字塔忠字牌上的毛主席像与语录，都是我亲眼看着他踩在梯子上画上去写上去的，以至于我上学放学经过那些竖有忠字塔忠字牌的地方，心里都觉得特别亲切，感觉像有了伴一样。虽然三舅不是专门来看我的，我也从没指望他能给我带什么礼物来—不，那时我的头脑里压根就还没有礼物的概念，但家里来了客人我总是异常兴奋。看得出来，姑姑叔叔和爷爷他们也和我一样欢迎有客人来，总要在餐桌上加一道平常很难吃到的荤菜—多是咸鱼咸肉或者鸡蛋之类。但每次三舅要走的时候，我总是异常伤心，总是抱着他的腿不放，总要一路哭哭啼啼地拖出去好远。
自从三舅来过之后，叔叔就按照他的指点，养了好几桶蜜蜂。这些蜜蜂整天在我眼前嗡嗡地飞进飞出，腿上沾满厚厚的花粉，一不小心就被它们蛰起一个又痛又痒的大包。有一天下午，大人们都出工之后，天色突变，电闪雷鸣。一个炸雷“啪哒”一声落在那棵红皮松树上，“刷”地从树蔸绕着树干向上掠过一道烟火，将那个粗壮的树干瞬间雕刻成一根“盘龙柱”。我先惊后怕，一个人缩在走廊上的柴垛里，不久就睡着了。朦胧中觉得有人拿了狗尾巴草在我嘴上弄来弄去，痒兮兮的。我用手一摸，一阵火辣辣的刺痛将我从梦中惊醒过来。很快我的嘴唇就肿得向上翻得老高。姑姑回来一看，整个人都笑弯了，连说：“猪八戒，猪八戒。”
八
爷爷一向很少说话。看得出来，除了我，爷爷、叔叔、姑姑他们都不怎么喜欢牛角坞这个地方。记得爷爷每餐饭前都要捧着饭碗对着香户上的毛主席画像和一具小小的毛主席石膏像低头请罪。爷爷的工分也比成分好的人要低得多。
爷爷当时已经年逾花甲，瘦削的脸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两个昏花的眸子深陷在窟窿一般的眼眶里，日益佝偻的身躯时常为气管炎折磨得喘不过气来。可就是这样一副身板，爷爷每天还是早出晚归，在大山深处劳顿。春夏时节和叔叔他们一起出工，在山垅田里干农活。秋冬季节则选择林木最繁茂的地方挖土筑窑，为大队义务烧炭。烧窑的时段，爷爷还必须在窑前守夜，掌握火候。每逢出窑的日子，一家人总要为爷爷捏上一把汗，因为山里已经发生过窑顶突然塌方和出炭时烧炭人被窑里的一氧化碳闷死的事。只有等爷爷一身黑不溜秋颤颤巍巍地挑着两篾篓木炭回到家里，一家人才会放松那根绷紧的神经。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总是很揪心地目送爷爷挑着满担的木炭蹒跚下山，送往十多里远的大队。碰上打霜起冻或下雪的日子，爷爷会搓一根草绳绑在套鞋底上，防止路上打滑；再在腰上捆一根腰带，用以保暖，说“加衣不如加裤，加裤不如腰上扎一度”。然而，即便如此全副武装一番，我们还是担心爷爷一不小心会跌倒在某个油滑的坡路上。
那时粮食异常匮乏。为此大人们总是在房前屋后尽可能多地开荒，种番薯，种芋头，种萝卜。一年到头，我们很少能吃到纯净的白米饭，一般在煮饭时都要在里面加番薯丝、芋头丝或者萝卜丝。就连滤掉了薯粉的番薯渣也不舍得给猪吃，都用来做成番薯渣果，蒸熟了用来做早餐。那真是个难以下咽的东西，爷爷却说他喜欢吃番薯渣果，总是把稀饭省给我们吃。
也许，那种政治上被判了“死刑”的精神苦难远比肩上的担子更让爷爷不堪其重，比身体的病痛与饥饿更难以抵挡。我的记忆里竟然没有爷爷的一个笑容！
爷爷料理菜园的时候，我总会跟在他身边，看爷爷怎样给蔬菜施肥，同爷爷一起拔草、捉虫子。捉菜虫可不是一种好玩的游戏，大多数虫子虽然不伤人，但毛茸茸的样子总叫人心里发毛，其中有一种叫红头虫的，手抓脚踩之后会在接触到它的皮肤上鼓起晶莹发亮的大水泡，火辣辣的痛。偶尔我还跟着爷爷到烧炭的地方玩耍，让我的童年因此多了一个新的游戏：学爷爷的样子，在门前的山坡上搭一个小土窑，把砍来的小木柴一截一截断好，塞进窑里，装满整个小窑后，再把窑顶用黄土封起来，做成一个面包状的窑顶，然后拔出事先埋在黄土中的一截木棍，获得一个出烟孔，再在窑门前往小窑里烧火。只是总也不成功，没能烧出过一根炭来。
有一次喜仔爷爷的外甥蹲在旁边看我和刚爬上山来的我哥哥搭窑烧炭，一不留神便叽里咕噜滚到山坞里去了，弄得爷爷把我们好好教训了一顿。
还有一回我从外面摘了好多土话叫沙糖子、和尚子的野果回来，满心欢喜地要拿给爷爷吃。一进屋却见饭桌被翻倒在地，老家带来的那些不少是产于清代现在想来非常珍贵的各式盘碗被打得满地狼藉。爷爷此时正在厨房里拿个茶筒朝自己的胸脯和腿上不知轻重地打着，叔叔则扑在床铺上“呜呜”恸哭。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扔掉野果就跑过去抱住爷爷的腿哭喊爷爷。这时在屋后晒衣服的姑姑闻讯赶来，夺掉了爷爷手中的茶筒。“我真是造孽呀，还是让我死吧，死了就不会坑得你们再跟我一起受苦了！”爷爷泪流满面，唏嘘哽咽。
原来，叔叔刚才跟爷爷吵嘴了。叔叔脾气一上来，总是拿碗筷出气，爷爷则选择伤害自己的身体。
九
叔叔当时二十来岁，血气方刚，力气大得叫过往路人咂舌，能把三百多斤重的椟子树从两三里外的山坞一口气驮回家来。
那些椟子树是用来制作梭子板的。当时横峰县梭子厂常常会派人到大队来收购。叔叔利用清早和黄昏的闲暇上山砍来椟子树，将它们锯断，削成一块块两寸见方一尺多长的梭子板，用卖来的钱换来家里所需的盐和布。
那时大山深处的生活几乎处在一种自产自给的原生状态。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醮油、味精、醋等调味品概念，油是自留地里的油菜籽和山上的油茶子榨的，用不着买。蔬菜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一个人不会种菜，那几乎是件被笑掉牙的事情。一般的木匠活篾匠活基本上也是家家都会。家里用的斗笠、背篮、畚箕、桌凳、舀水用的茶筒、木勺，到远处干活带饭吃的饭筒，还有抓鱼时用的渔网、马篓，抽黄烟用的烟斗和黄烟，都是就地取材，自己弄的。我在八岁时，也能拿把柴刀破篾，帮着叔叔一起做背蓝、畚箕，甚至编斗笠了。有一次破篾时不小心，刀口削到了左手的虎口上，血涌了出来。叔叔跑到灶前拿了火柴盒，撕了一侧划火柴的纸，把深褐色（含磷）的那面贴在我的伤口上，血立马就止住了。
年轻的叔叔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和惊喜。有一次，他追着一束被拖进洞里的冬茅，沿山畔挖了近二十米，边挖边往洞里面灌水。守了一袋烟工夫，一条毛色灰黄身体肥肥的土豚乖乖地爬出洞来，成了叔叔的俘虏。叔叔拿着他的战利品返回家里，把恰好从山下赶来的我哥乐坏了，他对着那只依然睁着一对乌溜溜的眼珠子的死土豚“啪”的就是一小巴掌。还有一次叔叔熄了手电候在屋后的番薯地里，终于逮住了一头豪猪，也被哥哥赶了个正着，一起美美地享受了一顿野味。为此，我哥上山来时，叔叔总是笑着摸摸哥的头，说：“嘴上长了勾的人来啦。”
叔叔收工回到家里，就会拿出他做的笛子和二胡，坐在走廊里独自演奏，把周围的竹林房舍雪月风花吹拉得呜呜咽咽纷纷扬扬。叔叔吹得最多拉得最多的是《白毛女》和《红岩》中的曲子，像《北风吹》、《绣红旗》、《红梅赞》。这些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曲目。正是这些曲子，做了我音乐的启蒙，以至于曾产生过要做一个音乐家的梦想。在武夷山中学读高中时，我还经常会跑到商场里摆放有二块五一把的口琴的柜台前，馋得挪不开步子。
这年清明节后的早晨，太阳刚刚从远山穿云破雾地出来，在屋后稻草垛前跟我的大花鸭玩得正欢的我，忽见叔叔腋下挟着几根粗壮的春笋，肩上用一根木柴挑着一条一米多长的蕲盘花⑧，踉跄着从屋后的山路上赶了回来，煞白的脸上挂满豆大的汗珠，痉挛的表情肌显示着叔叔已不堪忍受的痛苦。一到院里，叔叔好像已经用尽了最后的力气，那些粗壮的春笋稀里哗啦从叔叔的腋下漏到地上，肩上挑着的蛇也滑落在叔叔的背影里，像一座正在坍塌的塔，叔叔摇摇晃晃地瘫倒在地上，喘着粗气对着已惊愕得发蒙的我说：“达嘞，快去叫爷爷来，我被蕲盘花咬了。”我这才发现叔叔的右脚踝上有两个红红的牙印，殷红的血像两条蚯蚓，正从里面往外爬。未及我去叫，爷爷和姑姑都闻声赶了过来。
“正当我挖出这根笋时，觉得脚上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低头一瞧才发现是被这条该死的蛇咬的。我一气之下砍了根生柴，几棍子就把它打死了。”叔叔指着最粗壮的那根笋说。
“打得好，如果不打死它，按照迷信的说法，这蛇会追魂索命的，你这蛇伤就更危险了。只是你已经被咬伤了，不该还舍不得那些笋。”爷爷说。他转身吩咐姑姑赶紧去叫邻居来帮忙。
花香奶奶的儿子麦头和梁伯伯的儿子四仔听说我叔叔被蕲盘花咬了，都立马赶了过来，迅速将一张竹床改装成一副担架，把此时已接近休克的叔叔匆匆抬下山去，到十五里外的莲花塘去看蛇医。爷爷说那里有个远近闻名的杨医师，虽然辣，但治蛇伤很有一套。
十五天后，当叔叔从莲花塘回到家里，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瘦削如柴眼眶深陷胡子拉碴的人就是我那原本健壮阳刚的叔叔。
原来，叔叔被抬到杨医师那里时已经七窍出血，神志昏糊。杨医师先是用嘴在伤口上吸出毒汁，又在叔叔的十六个指（趾）蹼中开刀放血，每天都要换好几次他亲手采的蛇药，到第七天才闯过了鬼门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