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离开老屋时太小，我现在已经无法详尽记起童年时在老屋里生活的画面，也不知道那些漂亮的花条石上曾经摆放了哪些花卉，那个吊在窗棂上的一绺胎发究竟有什么寓意，更不知道朝门上“擢桂流芳”那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是出自哪个先人之手。我甚至没有一点我父亲相貌的记忆。记得六岁时，也就是离开这里去牛角坞之前，我看到过一张父亲和叔叔的合影。现在想来，那应该是一张一寸五宽二寸来长的黑白照片，只是里面的人像任我怎样在脑海里翻来覆去也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父亲比叔叔高出一个头的大致轮廓。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那张照片。那真是一种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丢失。
我成年后依然能够回想起的最早记忆是一个细雨蒙蒙的黄昏，母亲抱着我沿着村里被雨淋得油滑的鹅卵石道路拐进另一个朝门。这里住着另一户衷姓人家。朝门里正在播放《小兵张噶》的电影。我之所以认定是那部电影，是因为至今我的记忆里仍保留着电影中的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将一个挖空了的西瓜皮戴在头上，跳进水里。记得母亲当时没有带伞，细细的雨点落在我脸上，凉凉的。我很快就在母亲暖暖的怀抱里睡着了。
我的第二个记忆是母亲带我到一个叫水兰妈妈的邻居家串门。她有一个与我同岁的男孩，叫衷时发—按辈分我得叫他爷爷，是我后来小学和初中时最要好的同学。我当时不知为什么就跟时发打起架来。由于他个子力气比我大，我吃了点亏。我的头发被抓掉一绺，痛得哇哇大哭。我们很快被双方的母亲拽开了。但就在母亲他们继续聊天时，我悄悄跑过去也抓掉了一把时发的头发，弄得他母亲跑过来，一边安抚着哭哭啼啼的时发，一边把脸拉了下来，很不高兴地说：“嗨，有你这样个崽哩，打冷契③打人咯！”我当时脸一红，从报复成功的喜悦中一下跌落到觉得给母亲丢了脸的羞赧里。
我的第三个记忆是一次生病发高烧。叔叔将我的两瓣屁股搁在他的肩膀上，一颠一颠地驮往五里外的大队卫生所看病。中途我说口渴，叔叔就在一座小桥边把我放下来，跑到路边的小河里，用双手舀来一口口清水倒进我嘴里。到了医院后，一个漂亮的女医生叫叔叔把我面朝下放在一个垫着白色床单的木床上，将我的裤子剥到大腿底下。叔叔叫我别害怕，说打针就像给小蚂蚁咬了一口一样，一点点痛，过会就没事了。可我还是紧张得不得了，在医生的针头扎进我屁股的刹那，整个身体下意识地痉挛了一下。我咬着牙，尽管眼泪已经涌出了眼眶，但还是没有哭出声来。医生说我真坚强，叔叔也表扬了我。
还有就是爷爷和外公他们戴着高帽子夹在游街的队伍中间，一路“叮叮当当”不停地敲打着手里的脸盆、搪瓷碗，高呼着打倒自己的口号，从我好奇的目光里走过。我感觉整个长长的游街队伍，就像暴风雨到来之前，门前屋后的阶沿上举着白色食物搬家的蚂蚁。
关于洋西湾，更多的记忆是在从牛角坞回来之后发生的。
大山深处的童年
这是你的家呀，
这是洋西湾。
出远门的孩子，
香火背在背上。
一
我的童年，有一大半时间是在一个叫牛角坞的山村里度过的。
说是村庄，其实不过四户人家，除了成分不好的我们家和右边隔壁贫农出身的梁伯伯家是新近搬来的，牛角坞真正的原住民就只有两户：紧挨我家左边的喜仔爷爷老两口和更左边的花香奶奶娘俩。除了梁伯伯时常会在我的家人面前表现出一股贫雇农身份的骄傲之气，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四栋泥墙瓦屋像介子园画谱里的一幅山水画，镶嵌在大山深处的林荫翠竹之间。一条羊肠小道绕山越谷，蜿蜒而下，通往山下的洋西湾和外面更远的世界。
这大山深处的房子像些朴实憨厚的庄稼汉，四榀三间的结构，黄泥巴筑的墙上有很多黄蜂掏出的洞洞。屋上的盖瓦有一多半是用两米来长的一截竹子一剖两边，打掉竹节之间的节片，一阴一阳的盖在椽上的。杂草丛生的禾基前面是菜地，菜地尽头有一株高大的红皮油松，歪歪的，像个肩膀一边高一边低的活脚愣在那里。树的枝干上时常有一只或两只脊背上有一褐色条纹的松鼠跳上跳下，尾巴翘得老高，身体慑慑地颤动，一对乌溜溜的眼珠子闪闪烁烁。
下雪的日子，这简陋的屋子总是被厚厚的积雪压得折折作响。这时，大人们就在厅堂里用干毛竹片生起大火—不只是烤火取暖，更重要的是用以融化屋顶的积雪，防止房屋被雪压塌。融化的雪水总是沿着瓦檐结起一排长长的冰，凌，像一把巨大的梳子挂在走廊前。原本在林间啁啾的鸟儿，这时会探头探脑地飞到门前的晾衣竿上，蹦来跳去地唱歌，胆大点的甚至会飞到走廊里来，站在横梁上梳理它们漂亮的羽毛。积雪深厚的夜晚，连山麂也悄悄溜进走廊尽头的柴房里过夜，待清晨我们打开房门时，一骨碌爬起来，矫健的身影一拱一拱地跑远，在雪地上留下一串星星点点的蹄印。
六岁的我来到这个陌生的新家后很快就喜欢上了它，尤其是那些泥墙上的小洞洞。油菜和红花草开花的时节，那些腿脚上裹满花粉的小精灵就在蜂洞前热热闹闹地飞进飞出。这时我就从爷爷的抽屉里找来空药瓶，里面放一簇油菜花，将瓶口对准某个新鲜的蜂洞，待有蜂从洞内飞入瓶中便迅速将瓶口盖上，然后快乐地看它们在瓶里焦急地左冲右突，或放在耳畔听它们嗡嗡地抗议。这时，隔壁梁伯伯的小女儿爱荣就会摇着她的两根小辫子跑过来，和我的黑狮子狗一起绕着我蹦蹦跳跳，一块分享我的快乐。
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们家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甚至至今也不知道这栋屋的原主人是谁。大概这大山深处的村庄原本就是上天特意为我准备的一所学校—不光以它原生态的自然景物和时而峥嵘恐怖时而温馨绚丽的面貌启蒙了我的美感我的好奇心，培养了我对神秘莫测、危险而美丽的大自然深深的情感，更以它的人间沧桑向我讲述了人世的悲怆，培育了我承载无常命运艰难困苦的坚韧意志。
二
这里一年四季路头路尾山上山下都会有各种花儿次第开放。我和我姑姑（有时也和隔壁的仙荣爱荣两姐妹）到水竹林里拔水竹笋，到向阳的山坡上采摘红杜鹃、白杜鹃、黄杜鹃和百合。我们把白色莲蓬状的百合的根茎挖起来，洗干净了放到饭甑里蒸了吃；把杜鹃花的花蕊一根根抽掉塞进嘴里，弄得满嘴像涂了胭脂一般。我们像森林里的小矮人一样满山满坞四处攀爬，采摘红米饭、乌米饭、毛枣、猕猴桃；像猴子那样爬上枝虬叶茂的的树，摘柽子①桃、柽子片、杨梅、柿子、板栗……油茶花蕊中多有一大滴清香甘甜的蜜汁。我们把土话叫毛柴（蕨的一种）的杆折下半尺来长的一段，抽空里面的芯作吸管，而后在满坡的油茶花中一路选择那些硕大的花蕊，像小蜜蜂一样一朵朵地吮吸。仙荣爱荣两姐妹全不把我放在眼里，爬得满头大汗时就把衣服往上一剥，减掉一件汗湿的内衣。仙荣大一些，在减衣服时，她那初露端倪的奶子便像两个剥开的粽子似的，结结实实地撞到我的眼里来。
最有趣的是苦珠成熟的季节到树林里捡苦珠。我和姑姑总是天蒙蒙亮就起床，早早来到晨雾缭绕的森林里的苦珠树下，那些被头天晚上的山风吹落的苦珠像一粒粒褐色的猫眼散落在落叶里。我们像比赛似的转过一棵树又一棵树，一片林子又一片林子，碰到邻近乡村的熟人时总要互相看看彼此的篮子，然后赞叹一番：“哇，你捡这么多啦！”
我们把苦珠捡回来之后，先放在簸箕里晒干，然后一部分放到锅里加点盐炒来当零食。盐炒苦珠香香脆脆，味道很特别—有点苦有点涩，苦涩过后才嚼出点甜来。更多的苦珠在晾干之后，我们用木板踩在上面来回滚动，脱去外面的硬壳，再将白花花的苦珠仁磨成浆，做成苦珠豆腐。这是我们在山里能够从大自然那里获取的最好的野菜。因为在春夏季节，我和姑姑也会采来像苦麻菜、糯米藤之类的野菜作为餐桌上的补充。它们的味道跟苦珠豆腐相比可就相差太远了。
炎热的午后直至黄昏，知了们的集体大合唱总会准时在门前屋后的山谷间此起彼伏。那种大自然原汁原味的歌声如此雄浑，动人心魄，以至于时隔四十年，它们仍时常会在我耳畔回响。那些身手敏捷的九节狐狸②一不小心就把我那些在屋后的水沟里嬉戏的鹅鸭糟蹋蹂躏。那种咬断脖子的凶残技艺和拖拽入林的野蛮招式真令人发指。在往返于洋西湾小学的山路上，我经常会为一条横在路上的蛇挡住去路，有时还会有成群的豺狗在不远处虎视耽耽。这时我便紧紧抱住姑姑用破得不能再穿的衣服为我缝制的那个书包，装作没看见它们的样子，蹑手蹑脚地从它们的觊觎中走过，待确定已远离了威胁时才哇哇地哭出声来。
有天晚上，我那条可爱的狮子狗的惨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正要起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姑姑却把我紧紧地摁在被子里，神色异常紧张。姑姑说：“老虎来了，别做声！”我知道，姑姑不是在吓唬我，因为有天清晨，我趴在房间里的窗户上，就曾眼睁睁地看着我家的那条小猪仔怎样被一头花豹“哇哇哇”地拖过了左边的山头。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跑到狗窝前，顿时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满地都是我的狮子狗的毛和血。为此，我曾伤心了好一阵子，因为那条黑狮子狗虽然因为营养不良，毛色不怎么光亮，但它曾是我的心肝宝贝，我往返学校的路上，它总是跟随左右给我作伴。
三
姑姑那时已经是个十六岁的大姑娘。她在老家的时候就能歌善舞，曾参加生产队的宣传队，上台表演过不少节目。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让她的身体长得很结实，脸颊清秀，眉毛细长，眼睛水水灵灵。一些细碎的雀斑集合在她瘦鼻梁的两侧，像不小心沾上的泥星子儿。村里人都说她的脸长得像越剧《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后来，有人说“四类分子”的子女不能参加革命演出，姑姑便很郁闷地离开了宣传队。但爱唱歌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
在牛角坞的时候，姑姑不仅像母亲一样照看我，像姐姐一样同我玩游戏，而且像幼儿园老师那样教我跳舞唱歌。当时我们唱的最多跳得最多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的金山上》，还有《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里的选段。
隔壁花香奶奶也是个爱唱歌的人，是这山里出了名的山歌王。她唱的大都是像《十八摸》之类的老调调，只有几首是当年苏区传唱过的歌曲。
山下的村民上山劳动的间隙，总要拿了长板凳或随便在阶沿在柴垛上坐一坐，听我们唱歌。一般是叫花香奶奶先唱几段。这时，带着野花清香的山风会吹动她老人家零乱的白发，她那残缺不全的牙齿便在张合间闪闪发光。花香奶奶唱过之后，他们接着就叫我和姑姑唱。为了调动我唱歌的劲头，他们常常会事先准备些毛枣、乌米饭、牛妈汁③之类的野果，作为我唱歌后的奖赏。他们总是拿我逗乐，本来说好唱完了就给我吃的东西，结果又附加上一些为难我的条件，要我喊几句“我爱爱荣”、“我讨爱荣”之类的话，我喊了，又说我喊得不够响，此时准是躲在房间里不好意思出来的爱荣会听不见。我虽然害臊，但那些奖品美味的诱惑最终总会为勇气赢得胜利。
四
姑姑因为小时候在我姑公那里生活了五年，所以对姑公的感情特别深厚，经常会翻山越岭往返步行上百里路，带些山里的土特产去看望他。此时，姑公同样因为成分不好的原因，已经从永平搬到陈家寨一个叫王家井的小村庄居住。这使我的童年有机会跟着姑姑看到了洋西湾和牛角坞之外的世界。
第一次跟姑姑去王家井看姑公是七岁的时候。这天天还没有完全亮，我们就启程了。姑姑一手拿着叔叔新做的一个簸箕，一手牵着我，沿着树叶草叶上沾满露水的山路急急地走。翻过几座黑魆魆的山，转过那个叫风车弄的山口，就开始下坡。这时，一个老大的集镇出现在远远的山脚下面。头一回见这么大一个地方，我兴奋得不得了。因为在来牛角坞的头一天晚上，爷爷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一个新地方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时间闪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城郭，并当即用一个响亮的回答驱散了爷爷脸上的疑云（第二天搬家的时候，我还自告奋勇，驮了一块洗衣板，只是才到山脚下就驮不动了，叔叔说远路无轻担，放下肩上的担子，把洗衣板拿过去塞进一只箩筐—和那只旧书箱挤在一块）。
“那是什么地方啊？”我指着远山脚下的集镇问姑姑。
“是紫溪。”姑姑说，“累不累？要不要背？”
我说不累，不要背，一蹦一跳着跑到姑姑前面去了。
到紫溪街溜达了十来分钟，我们便沿着尘土飞扬的马路继续前行。又走了十多里，到了铺前。再往前，又是七弯八拐的小路。我渐渐落在了姑姑的后面，并且落下的距离越来越远。我的腿脚又酸又痛，重得像拖着一个大沙袋。姑姑回过头，笑了一下，说走不动了吧，回来背我。到了放簸箕的地方把我放下来，说马上就到了，鼓励我继续走。我说饿。姑姑便从口袋里掏出头天晚上煨好了的番薯。吃了番薯，感觉有点劲了，我便在姑姑的激励中继续往前走。只是没走多远又走不动了。姑姑于是来来回回地背着我往前挪。到太阳快落山时，我们才终于抵达斑鸠已在樟树林里唱着暮歌的王家井。
这次在姑公家玩了足足有一个星期。有一天，一个个头较大的男孩领着几个跟我一般大的孩子，乘大人不在，悄悄地朝我围了过来。我当时正在用柴刀削一个炮竹筒。起先他们做着鬼脸朝我扔樟树籽，后来竟然拿起小石子扔过来。我忍无可忍，举起柴刀就往那为首的家伙冲过去。我这一冲，他们顿作鸟兽散去，典型一个欺软怕硬的乌合之众。
回牛角坞之前，姑姑又带我到永平街，去看了北门街上的一个远房亲戚，并指给我看当年姑公开店做生意的地方。
在北门桥上，姑姑买了一个小西瓜，用调羹挖开一个口子，让我舀着吃。一个被鼻涕糊成花脸的小男孩拿个搪瓷碗怔怔地候在我身旁，不停地捡拾我吐出的西瓜子。
那是我第一次吃西瓜。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