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1956年到1966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建设既有巨大成就，又有严重失误，而总的趋势是前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经历充分说明：凡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能正确反映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时，就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反之，就会遇到挫折和失误。但是，由于党和人民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准备和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规模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错误，并最终酿成了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内乱。它是“左"倾错误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果；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的十年是我党历史上“左"倾错误占统治时期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国民经济也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第一节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对张掖农业经济的影响1957年，张掖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农业生产任务。农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冬季，各地农村集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积肥造肥运动。农业工作者积极研究农作物增产措施，争取尽快把农业搞上去。1958年，积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对农业增产起了具体指导作用。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基本特点认识不足，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两个主要文件，一是号召全党全民为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二是《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张掖从9月起大办人民公社，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按“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体制建立。其规模有的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有的数乡一社六七千户，有的社达到一两万户。其经营范围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也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实行政社合一，同时还把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而为一，把农村中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一些企业下放公社管理，使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了全民所有制成分。把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收归社有，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据统计，张掖县将原有的24个农业乡、190个农业社、1680个生产队和2个农场，全部合并为6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51385户，28万多人，劳动力12万多人，入社耕畜73755头，办起公共食堂1942个，实行了吃饭不要钱。
人民公社化运动打乱了原来农业合作社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劳动组织，以及社员的生产、生活方式。破坏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等基本社会原则，生产劳动军事化，搞“大兵团作战"、“夜战"等，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同时，还抽调农村大批劳力，大办钢铁，搞一些无计划的水利工程，大办其他事业。在农业生产上，又搞盲目的深翻土地，打乱了耕作层，将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了劳力，而且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农业减产，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在“大跃进"期间，农业生产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蔓延。农村各种农作物大放所谓的“高产卫星"，原张掖县乌江人民公社瓦窑大队放出了1.3亩水稻亩产1816公斤，全大队565.5亩水稻亩产555万公斤的“高产卫星"；大满人民公社朱家庄大队2.5亩胡麻亩产4020公斤，跃进人民公社1．2亩大麦亩产5162.7公斤，油料亩产1345.6公斤等，通过对这些“高产卫星"的宣传，使浮夸风越刮越大，越刮越凶。同时宣传所谓“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浮夸虚报产量起了鼓劲打气的作用。张掖县还提出了1958年全县实现粮食亩产一千斤，总产5亿公斤，每人平均有粮食1500公斤的奋斗目标。在此指导思想下，全县粮食总产量预计为6.06亿公斤，每人平均有粮食1008公斤，并估计能出现1400公斤以上的高额丰产田1006亩。但年底实际产量只有9.83万吨，还不到估产上报数的四分之一。高估产和虚报产量带来了高征购。由于征了过头粮，使广大农民的口粮标准普遍下降，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在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中，张掖成立了钢铁生产指挥部，提出“中小结合，以小为主，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大办钢铁"的方针。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四面八方支援钢铁生产，为完成全年炼钢任务而拼命。各县都建立了冶炼点，先后抽调机关干部、农村劳力、汽车、各种人畜、车辆，进行大炼钢铁。当时，农村留下来的人，大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致使成熟了的庄稼从地里收不回来，损失严重，农业生产遭受了很大的挫折。
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种“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的结果使原来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更加严重泛滥，加之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农业不仅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在粮食连续减产的情况下，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两年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高达40584，造成农村粮食十分缺乏。1961年张掖县农村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只有12955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62584，再扣除种子、饲料和其他用粮，群众口粮、用粮就更少了。农民不得不用“瓜、菜、糠"充饥，致使不少人浮肿，疾病流行，人口减少，农民生活处于极度困境。
此外，还在当地广大干部、群众中进行查产、割私有制尾巴、反右倾等运动，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工作劳动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突出地表现在人力、畜力和地力三个方面。如：1961年张掖县农业劳动力82436人，较1957年下降294，主要是死亡、外流所致。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平均每位劳动力负担的耕地由1957年的658亩，增加到955亩，同时由于口粮供应不足，主要劳力普遍瘦弱多病，严重影响了劳动效率，1961年全县大牲畜总头数较1957年下降47564.其中役畜下降38544.每头役畜负担的耕地由1957年的1555亩增加到3056亩。1958年以后，耕作粗放，施肥量大大减少，1961年施肥面积仅占播种面积的704，施肥量减少一半。夏秋作物比例失调，到1959年夏田占粮食作物面积的684，其中小麦占夏田的874，豆科作物和洋芋等面积逐年减少。此外，连续几年公购粮任务过重，征过头粮，群众把留下的籽种也拿出来交了公购任务，到播种的时候相当一部分籽种是从回销粮中解决的，造成籽种混乱，长出的庄稼是“子孙三代”，有的籽种还不适宜于本地气候和土壤，收成大减，农业生产的破坏，严重影响到了张掖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此期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泛滥。据1961年11月地委检查统计，全区刮“共产风"的单位从专区、县、社、队，直到食堂都有。平调的方式主要有：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借发展副食品生产和协作挂钩为名，占用生产队耕地；社办农场占用生产队土地、牲畜、劳动力；借兴办种畜场，平调家禽和生产队牲畜；借搞专业运输队，平调生产队皮车和骡马；扩充社办工业，无偿平调生产队财务；借兴修水利，平调劳力；借发展食堂，平调社员猪、羊、鸡、鸭和部分自留地；还有以种种借口，平调粮食、房屋、树木、化肥、羊毛等。据地委初步检查统计，平调土地4377亩，房屋272间。牲畜175头，粮食87522公斤，现金22483元，大小农具4323件，各种车辆62辆，木料155立方，生猪133头，羊260只，劳动力926人，平调劳动力零星做工2．4万个工日，小煤窑5个，砖瓦窑2个，以及日用家具等。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的基本条件，在人力、物力、财力、生产等方面造成了严重损失，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
第二节国民经济的调整与张掖经济的恢复发展一、以“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扭转农业生产严重下降和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题研究解决农村人口外流、浮肿、死亡等问题。会后，中央和西北局派出129人的工作组进驻张掖。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成立了整风整社领导小组，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先后发出了《关于对农村全面工作指示的通知》、《关于粮食安排和制止人口流动的通知》。从“抢救人民、安排生活"入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向一切困难作斗争的整风、整社运动，整顿干部队伍，开展国家救济和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等工作，很快扭转了当时的严重局面。1961年1月10日甘肃省委转发了王甫、王秉祥同志《关于张掖、酒泉、玉门等市传达贯彻西北局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其中对张掖在解决粮食安排、治病、生活、取暖、休养生息等一系列问题的做法，予以肯定。1961年1月29日至2月5日，中央慰问团在大满、乌江、梁家墩人民公社进行了慰问，安定了人心，对恢复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
196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又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村工作十二条），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停办公共食堂，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分配制度。首先认真抓了粮食生产，恢复并发展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开展了多种经营。与此同时，组织人力继续抢救人命、治疗疾病、处理平调问题，向农民退赔，并协调各部门在物资、技术、财力方面大力支援农业。
国家先后发放救济粮80多万公斤，救济款93％65万元，棉布85％32万尺，棉花4％3万公斤，羊毛、驼毛6150公斤，缝制大小棉衣、裤96397件，被褥6938条，从外省调粮1800万公斤，地委下拨无偿救济煤2500吨，并有计划地砍伐了不成材的树木61396棵，补修房屋，同时动员租借社员暂时不用的房屋和干部腾出的办公室2376间，解决了1099户3384人的住房问题，将无依无靠的619个孤儿收送福利院，安定了人心。
在处理平调向农民退赔方面，经调查统计，退赔总额为655万余元。其中退赔现金298万元，大炼钢铁退赔143万元，水利、实物折价及其它退赔213万元，清理纠正了“共产风"造成的危害，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
在贯彻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方面：一是减少了农业税的征收额。平均征收额1965年比1963年下降0％95；二是减少了农产品的定购数量。1962年的粮食定购量，比1959年减少89％615，将增产的粮食大部分留给农民，改善生活，休养生息；三是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25．8％，油料收购价格提高了13％，棉花收购价提高了10％，生猪收购价格提高了26％，家禽和蛋类收购价格提高了37％。从1965年开始，对粮食还实行加价奖励的办法：以生产队为单位，平均每人提高商品粮数量（包括公粮在内）超过50公斤的部分，购粮加价12％，从而刺激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四是发展多种经营形式，普遍实行生产责任制，建立作业小组，采取小段包工、个别乡村还出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五是在集体经济内部分配关系上，破除供给制，按社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报酬，多劳多得，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六是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自留地占生产队耕地的5％到10％，最多不超过15％，开放了集市贸易，搞活了农村经济。
同时，为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指导，各级干部和科技人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基层蹲点，种试验田和样板田，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此外，还广泛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巩固和壮大了集体经济，解决了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坚定了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对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调整，农业生产很快扭转了“大跃进"造成的挫折，开始逐渐恢复。1962年停止了下降，1963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到1965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走出困境并迈上了正常发展轨道，城乡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和提高。
二、畜牧业的恢复发展自1962年起，认真贯彻“六十条"规定：允许私人饲养大牲畜，放开牲畜市场、调剂余缺、提倡社员私人养羊，尽快恢复和发展大牲畜饲养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养畜禽的热情。畜牧业生产开始由低谷回升。接着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工作，发展农业生产，对社员自留畜的数量进行了限制，但允许或鼓励社员利用工余时间积极饲养小家畜（禽），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的生产。
在恢复和发展畜牧业过程中，对畜牧兽医机构重新恢复，调回下放劳动的畜牧兽医干部，加强对畜禽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张掖畜牧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家畜比1962年增长303，羊增长803，生猪增长四倍，全县农业区的牲畜按集体耕地65万亩计算，平均13亩有一头牲畜，役畜由1962年底26988头，上升到35800头，每头役畜负担耕地面积由1962年的26亩下降到18亩。家畜中的母畜13400头，比1962年增长363.
第三节徘徊中恢复和发展的张掖经济一、文化大革命对张掖经济的冲击与破坏经过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扭转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造成农业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农业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但随之爆发并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全市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再次受到干扰和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政府各部门被卷入这场动乱之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竭力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谬论，到处批判“唯生产力论"，组织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农民搞家庭副业，取缔农贸市场，搞“穷过渡"，引起了群众思想混乱，使农村经济又一次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破坏，商品生产严重受阻。
二、徘徊中发展的张掖经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吃尽了“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苦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仍然坚持生产，使全县农业生产在动乱中避免了大倒退的状况，保持了缓慢发展的势头。
1．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农业（1）加强农田基本建设1966年开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业基础条件。从这一年起，每年冬春及农闲时节，各县都组织干部和群众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到1971年，仅张掖县就建成渠、路、林、田配套的标准化条田29235万亩，梯田595％亩，造林142％2亩，育苗1295亩，植树2％829万株。其中新墩公社白塔、北关、青松大队，梁家墩公社清凉寺、三工大队，小河公社兴隆大队，党寨公社杨家墩、上寨大队，碱滩公社永星大队，乌江公社永丰、小湾大队，龙渠公社三清湾大队，三闸公社庚明大队等在全地区率先实现了条田化。到1973年，全县共建成条田梯田4125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62231；打机井477眼，其中配套422眼；修成水库8座、塘坝31个，蓄水664万立方；开挖干、支、斗渠178％公里。其中灌渠衬砌71％公里；植树54229万株；基本实现“四好"农田的公社达8个，面积16255万亩。基本实现“四好"农田的大队达85个，面积2％272万亩。到1976年，建成条田462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67281；建成或基本建成水库9座，蓄水1％89万立方；修成渠道121条，计83921公里；挖排阴沟254条，计16826公里，改良盐碱地8715亩；兴修主干道路65条，计11423公里，田间道路13％条，计9％242公里。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66227万亩。通过农田基本建设，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使耕地由七高八低、方斜不一、破崖烂滩变为地面平坦、整齐划一、大小适中，渠道由七沟八岔、残破淤塞变为修整统一、坚固通畅，公路和田间道路规划合理平整宽畅，四通八达，为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平田整地，在整个农业生产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农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大力推广使用化肥以推广磷肥和腐殖酸类肥料为重点，广泛施用多种类型的化学肥料，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农业技术人员背着磷肥深入田间推广应用，这种实干精神和增产效果教育了群众，使磷肥施用迅速推开。1976年，张掖农业化肥施用量比有记载的1970年增长2％73倍。每亩平均施用59公斤，比1970年增长3％07倍，有效地促进了单产的提高。
（3）改革耕作栽培制度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促进了耕作制度的改革。耕地复种率由1965年的4％81提高到1976年的10％11，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的1％17万亩。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方面，除了扩大夏播作物的复种面积，还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总结推广间作套种经验，以小麦套种玉米为主的带状种植，1976年仅张掖县带状种植面积达到15％97万亩。
（4）建设四级农业科学网为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建立和健全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试验活动"的指示，积极组建四级农科网。张掖各地于1974年12月提出四级农科网要紧密结合当前、当地生产实际，正确处理小田与大田的关系，做到小田为大田服务；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做到狠抓当前，着眼长远；正确处理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做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各级网站开展科学试验，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培训农民技术员，树立示范样板，当好各级政府指挥农业生产的参谋。截至1977年底，张掖县建立了农科站12个，建立了农科队198个，农科组1501个，各级农科组织共有6591人，实验基地4737亩。四级农科网的建立，掀起了群众性农业科学试验热潮，加速了农业技术改革，促进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
（5）总结推广高产经验为了改变小麦低产局面，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张掖各地注意总结推广高产技术经验。先后总结推广了“猪多、肥多、粮多"的经验、小麦丰产经验和带田丰产经验等典型，对当地粮食增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大力推广种植玉米等高产作物，对粮食丰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开展“上纲过河跨江”活动1970年国务院召开北方农村工作会议后，各县广泛开展粮食生产“上纲过河跨江”活动，以粮食平均单产为指标，亩产达200公斤以上为上纲（纲要），亩产达300公斤以上为过河（黄河），亩产达400公斤以上为跨江（长江），迅速掀起了干、学、帮、比的创高产活动。据统计，截止1976年，张掖县20个人民公社中的19个公社粮食亩产都上了纲，占950.204个生产大队上了纲的占89．90，1643个生产队上了纲的占880，上纲面积44．87万亩，占粮食面积的77．90，粮食亩产跨江的生产大队达14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6．20.其中长安公社前进大队和梁家墩公社梁家墩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超千斤。粮食亩产跨江的生产队达160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70.其中，有26个生产队亩产超千斤，粮食生产“上纲过河跨江"活动的开展，对促进粮食增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1965年前相比，张掖农业发生了新的变化，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虽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但仍未达到预期目的。由于限制社、队发展多种经营，不准农民搞编织、打草席等家庭副业生产，不准多养鸡、鸭、兔、羊等，不准多栽种果树，不准外出做手工活，不准到集市上做买卖等等。取缔农村集市贸易，限制广大农民开展多种经营的路子。各县粮食生产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农村经济并没有大的发展。
2．畜牧业生产呈现波浪式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养猪积肥为主要内容的畜牧业，积极发展集体养猪，鼓励社员养猪，对已经办起的集体养猪场要巩固下来，没办起来的，要创造条件办起来。遵循这一方针，为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仅张掖县就办公社及生产队猪场1525个，帮助社员养猪，允许社员养母猪。截至1976年全县养猪达到132048头，其中集体养猪44256头，占总猪数33．50；社员养猪87792头，占66.5%。生猪总数比1965年增长3％2倍，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机肥料，促进了粮食增产。
1975年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下发后，各县认真总结了发展养猪业的经验和教训，全面开展了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在搞好养猪业的同时，发展集体养牛、养羊、养鸡、养兔等饲养业，还鼓励社员养羊、养鸡、养兔、养鸭等家畜家禽，在发展数量的同时，大搞品种改良，不断提高质量。
为加强畜禽疫病防治工作，建立健全三级兽医防治网，巩固公社兽医站，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每年春、秋两季防疫注射，以控制和消灭猪瘟为主，对境内流行的猪肺疫、猪丹毒、羊肠毒血症、炭疽、马鼻疽等主要传染病进行疫菌（苗）的预防注射，对内、外寄生虫病进行防治，保持了牧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为搞好肉、禽、蛋的收购、供应，各县商业局成立食品公司，公社设立收购站，严格生猪收购，起点为每头毛重110斤和出肉率571两个标准，实行“出肉率定等，毛斤计价"，首先保证上调、出口任务，然后安排当地销售。县上还采取补助饲料粮和增加化肥供应的办法，安排生猪收购。
由于贯彻执行了“以养猪为中心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十年动乱期间畜牧业生产呈现波浪式的发展态势。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经济这一时期张掖工业的发展基本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所有制单一，地方工业全部纳入计划经济运行体制，主要表现在国营工业、地方国营工业和其他公有制工业全面占据了工业部门，私营个体工业和手工业绝迹；二是工业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投资和产值增加速度较快，地方工业部门体系逐步形成；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经济以产值为考核依据而造成效益低下的弊病开始显现。在数量和占用资源量增长扩张的同时，工业经济效益却并未同步增长，工业部门提供的国民收入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产值所占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