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勤劳节俭，保持自己的操守，习惯劳苦，能够置身于优裕的环境，也能够置身于节俭的环境中，这才是君子啊。我做官二十年，一丝一毫也不敢沾染官宦的奢侈习气。日常的饮食起居，都还谨守着贫寒朴素的家风，极为俭朴也可以，约略丰厚也可以，但是太丰厚就不敢领受了。凡是做官的人家，由俭朴到奢侈很容易，可是由奢侈恢复到俭朴可就难了。你年纪还小，千万不能贪恋奢侈，不能养成懒惰的习气。无论是资丰财厚的大家族还是勤劳俭朴的小家庭，不管是士子、农民、雇工还是商人，只要是勤俭节约的，没有不兴旺的；只要是骄奢倦怠的，没有不破败的。
大抵治军、治国方面，没有充足的财力物资，就无从下手。自从王安石（字介甫）因谈论利益而被正人君子评论批驳后，后世的君子们就都避开理财的问题，以从不说有无钱财和财力多寡为清高。实际上到了补救国力、扭转时世的时候，断断不是贫穷困苦能解决问题的。叶适（号水心）曾说：仁人君子不应当不讲理财问题。这真是个很好的说法。
【原文】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
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日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译文】
洋务问题本来很难处置，但它的本质，也不外乎孔夫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质厚；敬，就是谦慎；信，就是不说假话。然而，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是极难的事。我们应当从这几个字下手，今天说定的话，明天不能因小的利害关系就改变。如果一定要推举我主持洋务，我也不敢推辞。我可以将祸福置之度外，但是因为不了解外国的情形而深感忧虑。上海那里如果有很懂洋务、了解洋情而又淳厚正直的人，可请他到安徽来。
从正理上说，我们以孔子的忠敬来与洋人打交道；从机变谋划来讲，我们可以采用勾践自辱其身以使吴王骄傲的方式，来对付洋人。听说前些日子，上海的兵勇大多都被洋人侮辱轻慢。而自从你带湘淮各处兵勇防卫以来，还从没有受辱的事。孔子说：“能够自治的国家，没有人敢侮辱。”如果我们整齐队伍严肃法纪，各种事宜都处理妥当，自然不会无端受欺。既然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这样自然就没有后患了。以柔和之道谋发展是这样，自强的路也是这样。
【原文】
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译文】
就拿各省的出海口来说，我认为和外洋通商，正和内地的盐务相同。通商就是以海外的土特产，在中华大地上售卖。盐务也是以各海滨的物产，行销到各个口岸。和国外通商由广东开始，由福建、浙江到江苏，再到山东，最后到天津。盐务也是兴起于广东，由福建、浙江到江苏，经过山东，最后到达天津。我们国家以“耕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泰西各国以“商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需要动用军队时，就狠狠地收取商人的税费；和平无事时，就照顾随顺众商人的要求。只要众商人所请求的，国王没有不应允的。他们的公使代表商人向中国提请的事务，一定要听到应允方才罢休。众商请求开放三个港口，不但便利洋商，也便利华商。中国和外国商贸交易，就是互通有无，所以购买实用的外洋器具物品．更是名正言顺。
【点评】
太平天国期间，清延财穷力竭，不能发放军饷，督抚将领就地筹饷，不再受户部控制，也不能按原来的刻板则例报销。同时，收支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财政制度陷于混乱。督抚掌握地方财政，自行分配，户部连各省收支项目和总数都不清楚，更不可能进行财政的统筹和监督。曾国藩作为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自然是洞若观火。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要使国富民强，百姓知礼节晓荣辱，应该廪实为要，勤俭为本，商贸为道。曾国藩“廪实”的理财之道，自然是从俭字入手。他深知“每粒米来之不易”的古训，告诫人们，须知“一文钱摔倒英雄汉，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因此，在理财问题上，大手大脚最是要不得的，既不利于人的德性修养，又不利于财物的积累。
西方列强用枪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曾国藩认为开放通商口岸，可以互通有无，这于中国也有益处。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但是当时形势如此，曾国藩只好提倡对外处处谦让，以和为贵，借用道家中以柔克刚的法子，以勾践自辱其身而让吴王骄傲的法子来对付外洋。对内，自己军队修明法度，严整规矩，善于自治，外洋自然不敢轻易触犯。内修外柔，这样就杜绝了受辱的后患。
忠疑
【原文】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隗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是娟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译文】
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如果他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时，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他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时，就会心胸广阔，无所畏惧，更不会感到羞惭。所以，公冶长不愧对他的老师孔子，东汉范滂也没有辱没母亲的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您这个人，纯朴诚实，淳厚守信，恪守本分，无求于人，可是意外的灾祸却连连降临。夜晚对影沉思，内心充满了悔恨和不满。这种时预正应该加深功力，提高修养，发扬美德，不能因此而滋生疑虑，哪怕是稍微改变平时一贯的信念。我在这里滥竽充数，结果也不太好。我恶劣的习性本来就跟不上眼前的形势，而我修行弛缓，也难跻身高明者之列。只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希望能够不太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期望。我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原文】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栖椿，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命之功也夫！
【译文】
主张矫揉造作说法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作用它的枝条编结成的杯盘一样。不知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会残害仁义，使道理颠倒而不顺畅。只是高谈玄虚空论，自己却没有见识和主意的人，就好像浮萍漂泊在江河湖海中。只是浮泛地论述本性、天命的学问，却不探求事物外在的形状和内在的神色，这种学问实际上是模糊不清、不够通顺的。只有体察精细微妙，不隐蔽自己的意图，不屈挠自己的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都行事顺利。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要忠贞不贰，并遵循前进不停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地做事情，惟恐自己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去做，终生才会没有不顺利的事。这也是圣贤之人用以发挥本性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原文】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译文】
我阅读王夫之所注解的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要旨略有领会。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对自己不可知、无法改变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上“尺蠖之屈”这八句，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劳的有好收成，懒惰的就欠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种庄稼，无论怎么勤劳，庄稼终归是焦枯绝收，这就是命。喜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是性。喜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报答，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范围，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好像没有用力，这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点评】
恪守独立正直的原则，积极进取而又顺守天命，在心底常存一份清醒与机智，这是一个人成功的秘诀。
曾国藩攻克太平天国以后，由于“功高震主”，清政府的矛盾中心就从太平军转移到湘军头上，消灭了太平军，湘军就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此时，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另立新朝，与清政府对着干；二是裁军。曾国藩想了几天，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裁军。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现在曾国藩的坚实后盾——湘军被裁，个人势力大为削弱，对清廷的威胁不足以使皇室害怕。所以曾国藩又重新受到朝廷信赖，得以延续他晚年的安定生活。曾国藩这样的做法就是在危险到来之前，采取主动的做法，表明自己的一片忠心，从而消释清廷对他的怀疑。遵循古圣先贤的教导，尽性知命，尽自己的可能表明忠心，不过分妄求，时时谨慎，步步小心。正是凭着这样的做法，曾国藩才将可能的危险降至最低程度，让自己在仕途这条险路上平安无险。
峻法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译文】
当世风气渐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日里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作恶为害。稍稍对待他们宽容仁慈一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市集抢掠财物，将官府君长视同无物。如果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那些宵小鼠辈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我才注重采用残酷的手段，希望起到些微小的作用，以挽救颓废败坏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实在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如果不这样，就没办法铲除强横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民众。放牧马群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的人，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行了。治理民众的道理，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呢？
【原文】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赢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