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学院 王簃兰
人生是一条河，这河流成潺潺细流，或流成千丈飞瀑，是由机遇、追求、性格决定的，回顾我走过的人生足迹，我更相信这一点。
自幼我就立志学医，因为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表姐已是湘雅医学院五年级学生了，我很羡慕她。
１９４４年，我考入了上海医学院，学医的愿望实现了。当我踏进上医的校门，进入她那孕育和培养白衣天使的课堂时，我深感幸运和兴奋。我勤奋学习，恨不能一口吞下所有的知识。因为，我也许不一定能做一个 “手到病除 ”、“妙手回春 ”的神医 ；但当一个一心为病家服务的好的临床医生却是可能的。这个理想激励着我。
六年后毕业可做临床医生了，哪知在我临床实习时，突然收到了上医公共卫生科主任苏德隆教授一封信，内容是要我到公共卫生科一谈。１９５０年毕业的有几位同学也收到同样的信。苏教授是颜福庆院长留在上医从事公共卫生的第二届毕业生，他先后获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和英国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在我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他约我一谈莫非是留校工作的事 ？
三月的某日我如约前往。苏教授热情地对我们说：“现今解放了，公共卫生工作非常重要，它有十分广阔的发展远景，希望你们能加入我们的行列，共同进行公共卫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还举了许多实验室和现场工作的实例，来说明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意义。就是苏德隆教授的一席谈，使我改变了做临床医生的志愿，而从事公共卫生工作，成了我一生的事业。我跟苏教授签了留校合同，并于７月１日准时到校上班。
１９５０年９月，苏教授找我谈及华东劳动部和卫生部联合决定成立淮南煤矿安全卫生检查组。安全方面由华东劳动部派出数名工程师参加，卫生方面指派我院公共卫生科参加３人，苏教授当即安排了杨铭鼎教授 （卫生工程师）、我与一名实习公共卫生的医学生罗益勤参加，并要我去请教颜福庆院长。我所知道的颜院长是上医的创办者，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是美国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又获英国利物浦大学热带病学证书，后获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证书。颜老在南非金矿和江西省萍乡煤矿作了矿山卫生和钩虫病方面的调研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倡导预“防为主，为人群服务 ”的办学思想。颜老是一位有成就和名望的学者，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立即到颜老的办公室。在那间明亮而简朴的办公室里颜老让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他的平易近人，顿时使我紧张的神经放松了，我感受到颜老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对待年轻人又是那么的爱护，他用鼓励的目光微笑着、慈祥而轻声地问我有什么事情要对他说的。我鼓起勇气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十分亲切地告诉我：煤“矿矿下的卫生状况及矿工所患疾病，特别是钩虫病非常严重。矿工在矿下工作十分艰辛，手上拿着铁锹采煤，矿下的通风极差，温度和湿度都很高，地上潮湿泥泞。矿下没有厕所，矿工只得在巷道和采煤区随地大小便。粪便中的钩虫卵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很容易孵化成幼虫，幼虫会穿透人的皮肤，然后进入血液到达肺部，经支气管到消化道发育为成虫。成虫在肠粘膜上吸血，最后使人发生贫血，患钩虫病。因此，你“们到淮南煤矿，首先应该同情和关爱从事矿下职业的矿工，这就是医学服务人群的体现。矿工在高温高湿的恶劣条件下，进行挖煤等重体力劳动，他们是炉中煤，燃烧着自己，为我们贡献温暖。因此，你们要认真检查矿工的贫血及粪便中的钩虫卵。调查结束后一定要向矿领导提出改进意见及预防措施，相信你们会获得成功的。接”着，颜老要我到图书馆查阅他写的两篇文章。颜老的两篇英文文章是：。萍乡煤矿钩虫感染报告。和。江西安源萍乡煤矿钩虫病的控制，先后于１９１８和１９２０年发表在。中华医药杂志。上。读了他的文章，想想颜老的谆谆教导，深深感到颜老对矿工的同情关爱，以及医药服务人群的观念，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和事业。是他的精神武装了我，使我有勇气有决心走上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岗位，奔赴淮南煤矿。
１９５０年９月，我第一次来到煤矿，准备下矿井进行实地调查时，矿区领导不准我下去，说女人下矿矿要塌。这条理由现在看来颇为荒谬，但在迷信思想盛行的当时并不奇怪。那时矿井附近还有窑神庙，有的矿工下矿前要先去拜窑神以保佑平安。怎样才能冲破思想障碍 ？靠的是杨铭鼎教授的再三说服。杨教授是一位经验丰富，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的卫生工程师。他对矿长说：
我“们此次来淮矿，卫生部门仅３人，我是工程师，王是唯一的医生，罗是实习生。王如不下矿，我们的卫生调查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矿长务必批准王与我们一道下矿。”我说：我“一定会遵守矿下安全规程，我是医生，一定得下矿，否则很难发现矿工在矿下劳动是如何得病的。争”辩一个多小时矿长最终同意我下矿，所幸皇天有眼，当日煤矿不但没有塌，反而增加了生产。此后，我多次去矿下得以通行无阻。我当时的心情真是又兴奋、又紧张。下矿以前，要全副武装：穿上矿工衣裤 ；戴上头盔，头盔的前方插上很亮的矿灯，重约２斤；腰背后背一个长方形的蓄电池以供电给矿灯用，重５斤；脚上穿着笨重的长筒胶鞋 ；手上戴棉线织成的手套。装备完毕后，在矿架前我们三人分别拍了一张 “矿工照 ”。这是我第一次整装待发下矿井，也是中国第一个女医生下到矿井。我确实对这来之不易的下矿机遇引以为自豪。这次下矿真正是颜院长、苏教授和杨教授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也确是矿山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接着，乘 “罐笼 ”（类似电梯），但四周都是淋着水的岩石，而且比电梯快许多倍，一会儿就到了３００米深的矿底层。走出罐笼，漆黑一片，只能靠头前的矿灯发光，它比手电筒的光强多了。带领我们的工作人员走得较快，我们紧跟着他走在又热又潮、地上有泥浆的巷道旁，因为巷道中间有运煤车的轨道，而且不时有吆喝声：“煤车 ！煤车 ！”运煤工推着煤车从中间轨道来回奔跑，运煤到巷道进口，然后又推空车到掌子面 （采煤工作面）。我们第一次下矿的人很紧张地跟着带领者，从巷道到掌子面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满身满面大汗，头上像蒸笼一样冒热气，眼镜真是个累赘。好不容易快步走到了掌子面，才发现鞋底旁踩着的粪便，这是由于矿下没有厕所，矿工们只得随地便溺。此时不由地想起了颜老的文章，他下的矿是萍乡煤矿，矿下离地面深５００尺（１５２。４米），也同样是又热又潮，在无通风的情况下，温度达３０ —３５℃，湿度达１００％。地上的泥浆与粪和尿混合形成一种对钩虫孵化最好的培育温床，使钩虫卵极易孵化成幼虫而钻入人的皮肤，进入体内。在掌子面，只见矿工汗流如雨，拿着很重的铁锹在挖煤。我们想拍个照，但当时照相机上没有闪光灯，而是用一次性的闪光灯泡。带领者说要请瓦斯员测瓦斯的情况，测后表示可以拍照，我们才如愿以偿。我测温、湿度时，杨教授测风速时，各拍了一张照。这些照片都保存到现在，并制作成幻灯片，确是难能可贵的。
矿工在矿下的劳动，是重体力劳动。掘进工把很笨重的风钻扛在肩上，在岩石上钻了２０多个眼，再放炮，将岩石爆炸。这不仅危险，而且在矿下声音极大，很易致噪声性耳聋。支架工赶紧用大的坚实的圆木，将顶棚及四周壁处均撑支架加固，以免冒顶 （顶棚塌下来之称 ）。采煤工一铁锹、一铁锹地挖煤，然后用铁铲铲煤到煤车上。整整８小时不见天日，累得精疲力竭，中间仅吃一顿饭。所谓的饭就是用吊在支架上的布口袋装着大饼或馒头夹大葱，喝着沟里已被污染的水，很快咽下，也不可能洗沾满煤或矿灰的手。矿工不戴手套，大多数矿工脚上穿漏空车胎底鞋，也有人赤足。在矿下平均温度３０℃、湿度９５％、无风或微风的环境下，钩虫卵在粪便土壤中，很容易孵化成幼虫，再穿透手和赤足，特别是手足缝的薄而嫩的皮肤，而进入人体，引起钩虫感染。矿工上矿井后，在附近有一个大澡堂，一天换两次水，但水仍是混浊色，几乎１００％的矿工患沙眼。
我们在矿下还要爬小眼 （两个煤层之间的通道称小眼 ），极其狭窄，胖子是爬不进去的。全靠一双手爬和脚用力蹬，身体用力向上才能爬到上一个煤层，爬得满脸汗水，并与煤混合。出矿时大家相互大笑，指着对方满脸的黑煤色。
我和罗益勤用了五个白天为５２３名矿下矿工做了体检，发现贫血１００。０％，舌炎８６。２％，口角炎９４。０％，牙龈出血８０。７％，钩虫卵阳性达６２。４％，蛔虫卵阳性４２。３％。对比颜院长去的萍乡煤矿，矿下工人钩虫感染率达８１。６％，矿上工人也达５１。９２％，说明矿上工人也受到了钩虫感染的威胁。矿工体检时带大便，天气很热，又无电风扇，必须当晚在显微镜下检查完毕。一间小实验室，堆着都是纸包着的大便，有的大便包着几层纸，外面还用绳子扎上，像送礼一样包扎，嗅觉已经不灵了，真是入粪土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了。
体检结束后，我们在布告栏上贴出钩虫感染的传播途径及在人体内的移行图，同时在矿井口附近一间小屋子内放２台显微镜，镜下是粪便中的钩虫卵。矿工们踊跃地观看显微镜说：大“便里还真的有钩虫卵哪 ！”
矿区卫生调查完成后，我们立即向矿区领导汇报并提出改进措施。诸如成立专门卫生机构负责管理全矿区卫生 ；加强矿下通风，掘进和采煤采用湿式作业和水心风钻喷雾 ；矿工戴手套和穿长筒胶鞋，定时送热饭菜和开水到矿下 ；矿下设流动厕所并有专人管理清除粪便，矿井口建立大型冲洗式无蝇厕所 ；建立新式单间淋浴室 ；将１９５０年以前建的矿工住宿的茅庵子 （三角形、连腰也不能伸直 ）改建成新的合乎标准的矿工宿舍 ；建立全矿区自来水系统 ；建议淮矿医院为矿工治疗钩虫病，等等。矿区领导十分重视，当场表示一定要在１—２年内改进，并欢迎我们再次到淮矿检查卫生状况。
从淮南煤矿返回学校后，我立即向颜院长作了口头汇报。颜老听后十分高兴，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们第一次摸清了淮南煤矿矿上和矿下的卫生状况，并向矿区领导提出了具体建议和预防措施，打好了基础，以后还应继续去检查预防措施的落实情况，实实在在地改进矿区的卫生状况，使矿工钩虫病发病率下降。我”连连点头称谢，并说我们今后一定会继续去矿区，努力改进矿区的卫生工作。回想起我第一次从淮矿矿下乘罐笼上矿之时，突然感到了阳光明媚、光线刺眼，好像又回到了 “人间 ”，此时想到矿工在矿下暗无天日、高温高湿的条件下，艰辛的体力劳动，且有感染钩虫的可能，我深深感到世间上的职业，只有煤矿工人是最苦、最累和最有危害的，我作为一名医生必须终生为他们服务。此时再次响起了颜老的办学宗旨是 “预防医学，为人群服务，为人群解除病苦。”应恪守 “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 ”的校训，为我国预防医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自此以后４２年中，我们到淮南煤矿共计１２次。最后一次是１９９２年，当时，杨教授已９０岁高龄，仍坚持到矿下去察看，我也已６８岁了。此次发现矿下的通风太好了，我们都要穿上棉背心才能下矿，巷道和掌子面地上已不潮湿了。钩虫感染率在１９５０年是６２。４％，经过预防和治疗后下降到１９８１年的２０。６％。我从颜老的文章中，也知道了１９２０年萍乡煤矿的钩虫感染率矿下工人是８１。６％，经过治疗后下降到３９。５％。淮南矿下全部用上了湿式作业，有的厚煤层处已用上了联合采煤机加上湿式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矿工患煤矽肺的患病率从１９５４年的５。８％，下降到１９８２年的０。９８％。矿工的营养状况也大大提高，如舌炎１９５０年为８６。２％，１９８４年下降为０。０％，口角炎１９５０年为９４。０％，１９８４年下降为１。９％。
１９８１年我校领导与淮矿领导正式签订了医疗教学科研协作关系协议书。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先后有两批美国环境卫生、劳动卫生及公共卫生代表团到淮矿矿下，对卫生状况的改善大为赞服，并列为 “中美医药卫生科技合作项目 ”之一。１９８８年“淮南煤矿卫生状况研究３５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由上海医科大学卫生系和淮南矿务局卫生处联合编写了一本。淮南煤矿卫生调查研究专辑。 （１９５０ —１９８５ ）。
饮水思源，师恩难忘。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来自颜院长、苏教授和杨教授的谆谆教诲。他们都是留学美国、英国，学好了预防医学的本领而按时返国、报效祖国，为改变我国公共卫生和落后的煤矿卫生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我心目中的学习榜样。特别是颜老以他的伟大人格魅力，以入世之心，一生都在为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和贡献。颜老就像一盏油灯，不停地燃烧，慢慢地油尽灯灭，真正是桃李满天下、芬芳泽后人，他对我的科学指导一步步地引人入胜，他的不朽的精神感染了我，使我奋起直追，决心要做一名预防医学的后来人。愿颜老之灵在天国里微笑着和生前的微笑一样温厚、善良、不带一点杂质。我仿佛看到天边颜老那一双温和的眼睛在默默注视，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写到这里，我眼前浮现出颜老的音容笑貌：你“们的预防医学工作和淮南煤矿卫生工作做得很好，聊慰我心 ！”
